论完善我国依法制约权力机制的社会现实意义

国家权力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也是实现国家功能的基础。本文从国家权力制约机制的蕴意发掘入手,阐述了完善我国依法制约权力机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也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举措,更是反腐倡廉的根本途径。对于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加快权力结构转型,推动法治中国建设

“法治中国”已成为当下我国法治建设的宏大目标,然而,法治中国建设却需植根于一定的经济、政治基础之上,也受制于文化、社会环境等复杂外部因素.而从作用的方式来看,良好的权力结构对法治中国建设的作用更为直接.因此,在分析新时期建构法治中国的权力结构理论基础上,通过尝试性地提出了集权结构向权力制衡结构转型的路径,以期通过坚实的权力结构建设,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     

政府率先守法是实现法治的必由之路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主导思想。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我们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我国的法治建设也存在着一些误区,究其原因,无非是我们对“法治”理解不够。从行政权力的特点及我国行政执法的现状来看,要实现法治,政府必须率先守法。     

高校权力的法治观照

高校法治建设尤为突显其制度的型构,而制度的设定前提和运作形式则以权力形态予以表征,权力在高校法治建设中不可回避。但是,现行的理论研究对于高校权力的分析存在诸多弊端,一定程度上混淆“权力”范畴的本义,从而导致本已困惑丛生的实践更加迷茫。只有重新梳理理论研究的现状,对高校权力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才能真正解析法治观照下的高校权力。     

论法治视野中的权利制约权力

法治的核心是权力要受到法律的支配和制约,权力的扩张性、分离性和易于异化的特征决定了权力必须受到制约。资产阶级的权力制约权力的三权分立既不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也不能真正制约权力,从法治层面讲,要实现权力的制约就必须树立法治精神,用法治的手段来制约权力。     

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角度——看我国法治国家实现的困境

作为思想观念的法治,在西方早见于古希腊,在东方则起于先秦。亚里士多德曾言“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商、韩则主张“不务德而务法”,求圣法之治于理,弃圣人之治于己。建成法治国家是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和宏伟目标,然而法治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便是有效的对权力进行限制,和谐处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从法治基础理论出发,描述了真正法治社会下权力与权利的“应然”的关系,介绍我国目前权力与权力的“实然”关系,亦即法治的困境之一,从而得出在我国实现法治,必须理顺权利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的结论。     

试论行政法治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与控制

通过分析行政权力结构中的公共权力、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密切联系与相互制约以及西方法治政府对行政权力的制约，阐述在我国通过行政法治加强对行政权力监督与控制的必要性及采取行政职权法定化、限制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和坚持责任行政原则等措施来监督与控制行政权力。     

人民监督权力的宪法保护

人民监督权力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加强人民对权力的监督已经成为时代命题。在推动我国政治民主化,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人民对权力的监督作用。宪法的价值在于规范和控制公权力的运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宪法本身与权力监督有着密切联系。我国现行宪法在不同的视角对人民监督权力的路径和方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通过规定法治原则对监督权力提供了制度保障,通过规定基本权利为监督权力提供了目的保障,通过规定权力制约权力为监督权力提供了工具保障。权力监督效果的好坏与宪法实施效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宪法实施的过程也就是权力得以制约和权利得以保障的过程。重视宪法并且真正使宪法得以实施,权力一定会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权力异化及其人性根源

随着法治进程的逐渐深入,权力法治成为当今时代权力治理的重要理念.但在我国法治建设中,权力异化现象仍然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蔓延.造成权力异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和社会原因,也有来自于人性方面的主观因素,可以说,人的趋利避害自然本性是造成权力异化的深刻的人性根源.因此,在强化制度治权的同时,必须大力提倡公益意识的培育以及民本世界观的教化,最大限度遏制执权者非道德私欲的膨胀,从而尽可能消除权力异化现象.     

特别权力关系:命运抉择及其基本路径

特别权力关系是受公法调整的特别法律关系之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发端于19世纪君主立宪时代的德国,在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修正过程。我国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大量特别权力关系,由于缺乏相关的理论支撑和立法规范,游离于法治之外。对此有必要从我国行政法治并不理想的现实出发,引进"修正后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积极、合理因素,顺应我国法治发展的趋势,以现代法治理念为指导,将特别权力关系纳入法治轨道,使之逐步法治化。具体进路为:优先保护特别权力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尽力规制特别权力的配置;对特别权力主体的自治行为进行程序控制;对特别权力关系的司法审查体现特殊性。     

政治文明建设的法学思考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不变追求,它可以带来国家的兴旺、民族的繁荣和人类的和平。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本质体现和根本保障。现代法治不仅展示了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追求,更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优选途径。我们必须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有益经验,以政治民主为核心,以政治法治为外围框架,结合中国的政治现实,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     

对"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的新思考

对于“法治”,不同的解读,却有着大相径庭的含义。从人类历史上看,存在过两种不同的“法治”：一是以法治国的“法治”,二是依法治国的“法治”。即便是依法治国的“法治”,仍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权力为本位,另一种是以权利为本位。以权利为本位的“依法治国”应当成为我们追求的价值目标。     

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

以德治国属于思想建设范畴 ,依法治国属于政治建设范畴 ,二者紧密结合 ,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保障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要实现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紧密结合。     

重建法治信用:解决证人拒证的理论视角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证人拒证现象的普遍存在,不仅严重妨碍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而且对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也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从法治信用缺失的角度分析证人拒证的原因,提出通过重建法治信用解决证人拒证问题的基本思路。     

行政执法理念重构维度分析——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视角

行政执法作为贯彻和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最基本、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是法治实现的最主要途径。然而,我国行政执法还不够完善,需要重构行政执法理念：革除管理本位的思想,树立执法为民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完善行政执法体制,实现执法的公平;加快执法程序性建设步伐,实现执法的公正;完善执法配套制度建设,提高执法的效率。     

我国引进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之反思

国外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生成有其历史原因,随着社会的变迁,该理论在国外已得到发展和修正。我国目前不需要引进这一传统理论,而应通过行政主体制度的完善和自由裁量权制度的构建,进一步整合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以实现法治、公正与行政效率的平衡。     

能动司法检察监督的必要性解析

能动司法检察监督具有深厚的理论、实践、政策和法律基础。检察机关通过行使检察监督权,可以充分发挥其防止能动司法权滥用功能和保障能动司法过程中权利实现及其受侵犯时得到有效救济的功能。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客观上要求通过检察监督,保证能动司法依法进行,防范能动司法偏离司法属性、背离法治轨道等情况的发生。能动司法检察监督是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是现行法律的规定,也是能动司法法制化和规范化的必然选择。凭借权力实现对法官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监督和制约是世界通行做法。鉴于当前我国法院和法官的能力状况、能动司法中存在的错误风险,有效规制能动司法需要检察监督的介入。     

增强公民理性法律意识的路径与对策

我国已经如期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目标,但是我国公民理性法律意识依然薄弱,并严重影响着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因此,培养和提升我国公民理性法律意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普法教育,营造一个公正司法的良好环境,不断增强我国公民的理性法律意识,从而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论推进“以德治校”的路径选择

在高校落实“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必须在坚持“依法治校”的前提下，全面贯彻“德治为本”的指导思想。从师德建设和学生德育两方面入手，推进以德治校。加强师德建设，发挥师德的示范、辐射和教化作用，融德育于各项教育教学活动之中，培养德才兼备的建设和接班人。要实行以德治校，还要处理好德育与智育的关系、完善道德评价机制与优化道德环境的关系、以德治校和依法治校的关系。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贡献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贡献主要体现为: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供了根本思想指导;阐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关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提出了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为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供了基本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