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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则权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33(1):59-61
张纯如以日本、中国和西方三个视角围绕南京大屠杀为什么被遗忘展开论述。从日本视角看,大屠杀被遗忘有国际社会的外交和国内的历史教育等因素。从中国视角看,有心理和社会道德因素。从西方来说,张通过恢复历史记忆的方式证明了人性的善良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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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一个爱情故事》是美国著名犹太作家艾·巴·辛格在大屠杀题材小说中的代表作。辛格采用空间作为表征大屠杀创伤记忆的主要叙事策略，空间不仅是创伤记忆再现的场景，还参与到人物创伤记忆的动态建构和创伤疗愈中。本文从空间叙事的视角切入，结合创伤理论，从空间的神圣性、异质性以及时间性三个方面对小说中的空间进行分析，以深入理解后大屠杀时代美国犹太移民群体的创伤记忆以及辛格的创伤叙事艺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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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2013年1月18日报道,在"国际大屠杀纪念日"(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Day)到来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新的宣传册《为什么教授关于大屠杀的知识?》(Why Teach about the Holocaust?),宣传册中提供了关于大屠杀教育的概述。大屠杀教育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愿景为起点,旨在实现"建设和平,促进宽容、尊严、平等、男女相互尊重"等普世原则。人们日益意识到,大屠杀已成为全球性大规模暴力行动的一个极端案例,它向教育领域,特别是尚未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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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5):68-76
抗战胜利后,南洋华侨谢松山基于日据时期自身和其他战争亲历者的苦痛经验,著就一度创南洋出版记录的旧体诗集《血海》。该书秉承中国诗史书写民族苦难的叙事传统,充分发挥诗史题材纪事、感事之长,从创伤性质、受害人性质、创伤受害人与更广大受众间的关系以及责任认定4个向度再现了华人群体对肃清大屠杀的集体创伤记忆。谢松山这段创伤记忆书写的旨趣并非在于铭记仇恨或寻求复仇,而是寻求在集体和普世的语境下,通过赋予其形塑人类道德伦理和未来命运的普遍意义,把个体血淋淋的交流型记忆转化为华侨集体乃至整个人类的文化创伤,并最终籍此实现纪史、存史、治愈创伤以及建设世界持久和平的记忆之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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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阳子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6):135-140
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基尼利的《辛德勒方舟》充满对大屠杀历史和犹太人命运的关切,作品蕴含着深刻的大屠杀记忆隐喻,成功建构了全球视野下公众对大屠杀事件的共情心理与关怀伦理。《辛德勒方舟》在对大屠杀记忆的艺术呈现中,再现了后现代语境下记忆、历史与话语交互渗透的大屠杀记忆现状,传递出基尼利对于历史苦难的铭记与反思,承担起作为大屠杀见证的责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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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据以色列《犹太前进报》网站(forward.com)2014年4月24日报道,以色列教育部近日出台了关于大屠杀教育的新课程计划,以色列儿童将从幼儿园开始接受大屠杀教育。该课程在以色列教育部网站上被命名为"我的记忆",并在大屠杀纪念日之前发布。来自以色列教育部和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国际学院的大屠杀研究专家设计了这一课程。课程委员会包括大屠杀研究专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和教育顾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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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0(2):69-74
今天德国秉承的记忆文化,主要是对犹太人大屠杀历史的直面,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初期德国老一代表现出集体沉默,而中期德国年轻一代打破沉默,到后期德国集体树立反省意识。德国对大屠杀的这一反省进程在国内外政治变迁、人口世代更替、国家统一实现这些因素综合的作用之下,而不断地趋向正面。如今德国完成了对大屠杀罪行记忆的恒久化与规范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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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南京大屠杀发生于中国抗战时期,是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沦陷后日军进行的大规模屠城惨案。日本在战时通过消息封锁、虚假宣传等手段掩饰暴行,战后得到美国的政治庇护,加上中国幸存者未对侵略者有力控诉,致使大屠杀在西方鲜为人知,几乎"被世界遗忘"。直到1997年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一书出版后在全球畅销,作为媒介的世界性畅销书对传播南京大屠杀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中外媒体对日本歪曲历史、挑衅和平等行径的披露,对中国公祭活动的仪式化报道,中国为保护历史真相、纪念遇难同胞所做的不懈努力共同促进了世界对史实的关注。2015年10月,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自此南京大屠杀凝聚为国际共识,从中国记忆上升为全人类的永久记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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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犹太民族史上难以抚平的一道伤疤。许多幸存者在战后仍然挣扎于大屠杀的痛苦记忆中,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均饱受大屠杀后遗症的困扰。美国犹太作家奥齐克和罗森鲍姆分别在他们各自的作品《罗莎》和《二手烟》中刻画了两代大屠杀后遗症患者的形象,并不约而同地安排了救赎的结局,揭示出往往为人们忽略的一点:对于亲历大屠杀的犹太人及其家庭来说,选择忘却伤痛也不失为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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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高校版)》2015,(6)
二战结束后的70年间,犹太人社会与以色列国家坚持赔款原则,分期分批兑现德国赔款;大力抢救大屠杀证物、完善大屠杀档案;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大屠杀教育,以设立纪念日等方式保存历史记忆,使之成为一种培养文化认知与教育认知的国际性话语,也对德国的反省与悔悟形成了极大的外部推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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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6):52-53
犹太人大屠杀仍不断唤醒人们对历史的记忆。然而对于加害人一方,怎样的反思才算深刻？对于不在彼时彼处的第三方,如果他们来到当时的情境,又会怎么做？“大屠杀与个体罪责及反思”是扬·马特尔在小说《标本师的魔幻剧本》深入探讨的主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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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统一后,特别是围绕二战结束50周年的国际争论,曾引起欧洲和美国的担忧,战争历史和大屠杀的记忆有可能被忘记。其实,在德国,这一历史一直是公民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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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高校版)》2021,(6)
在事发时几乎毫无"美国性"的纳粹大屠杀,战后非但没有消弭于美国社会,反而逐步上升为美国国史和国家记忆的重要部分。二战期间美国未能切实援助犹太人的内疚感,在大屠杀真相浮出水面后,逐步转变为关注大屠杀、勿让悲剧重演的警钟,成为美国对待大屠杀态度转变的起点。以《安妮日记》《大屠杀》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作品,对大屠杀进行去犹太性、美国化加工与诠释,在民众中引发激烈的情感共振。"艾希曼审判"成为大屠杀记忆美国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梵二会议"不仅使基督徒学者反思并研究大屠杀,也使犹太人开始将大屠杀记忆作为强化民族认同的重要纽带。黑人民权运动推动长期遭遇不公与歧视的中下层民众将大屠杀视为揭露社会撕裂、达成权益诉求的有力工具。诞生于美国国内政治危机、被打上鲜明政治烙印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其建立过程是大屠杀记忆美国化的主线,其建立标志着大屠杀记忆美国化的完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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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一超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320-324
现代技术并未能免除灾难,技术的缺陷和失控会导致所谓的"技术灾难"。技术与灾难的关系值得再反思:灾难不仅可能产生于技术体系的缺陷或技术操作的偶然失误,它更可能是不断膨胀又不受约束的技术发展及其有效控制的合理化后果。犹太大屠杀就是一种孕生于现代技术理性内在合理、合法特质的"技术的灾难"。技术发展中"手段—目的"结构的变异、道德的分立、"脱域"机制下技术责任对道德责任的替代等因素孕生着灾难的可能。对现代技术体系的自我反思是应对潜在灾难的必要策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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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刚 《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1(1):41-45,56
有关新加坡检证大屠杀问题,目前国内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只有几篇描述性的文章和介绍,①尚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预谋性是新加坡检证大屠杀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这一点是毋容置疑的。在战后的日本,对新加坡检证大屠杀的认知与其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有诸多相似之处,即冷淡、漠视、怀疑、模糊、逃避,甚至否认这种暴行的发生。当然,战后日本对新加坡检证大屠杀的历史认知的演进也有其阶段性特点。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