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甘分少”考释

司马迁《报任安书》:“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句中“绝甘分少”,各注情形如下:颜师古注:“自绝旨甘,而与众人分之,共同其多少也.”(《汉书》卷六二)     

“文”相远而“道”相近——《报任安书》《送孟东野序》《梅圣俞诗集序》异同说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一篇重要的作品,对了解司马迁的思想状况和《史记》的创作缘起等有着其他篇章难以替代的作用。如果把它放到中国古代文学的宏阔背景中去考察,笔者以为,韩愈的《送孟东野序》及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与之“文”虽相远而“道”颇相近,进行求同辨异的比较阅读,一定可以增加对作品的感悟。这三篇文章分别提出了“发愤之所为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的论断,言殊而意近,可谓一脉相承。不过各自论述重点又有所不同,且后文都在前文的基础上有所拓展,有所创新,因此又皆为名篇。先请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论述…     

是“想”还是“已经”？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句话表达了司马迁为写《史记》而甘受屈辱的心志。     

“太史公”辨

郭锡良等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注释司马迁《报任安书》说:“太史公牛马走:等于说太史公的仆人。太史公: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我们认为这个注释是牵强的。因为它关涉到对司马迁写此文时情感的理解,故不揣鄙陋,辨之如下。考《报任安书》始见于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但到萧统《昭明文选》选录此文时才补上“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的冒头。又,历来对“太史公”的所指理解不同,归纳起来,大致有两说:一是认为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李善《文选注》说:“太史公,迁父谈也。走犹仆也。言己为太史公掌牛马之仆,自谦之词也。”这个说法     

《史记》名句默写

l司马迁在《陈涉世家》中写道:“磋乎， ______!”热情歌颂了农民起义 领袖志存高远的胸怀。 2.出自《项羽本纪》的成语“_____， ______”，比喻说话或行动表面上装作 和平无事，实则想乘机害人。 3.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_ _____，_____，_____，用之所趋异 也。”表明了一种为了某种信念、原则可以不 惜牺牲自己的生死观。 4.《报任安书》:“盖文王拘而演《周易》; _______;屈原放逐，__;左丘失 明，一一____;孙子腆脚，____;不韦迁 蜀，___;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作者在这里阐…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理论意义 论“愤”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

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把“愤”同文学创作联系起来的是屈原,他在《九章·惜诵》中明确地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而在中国文论史上第一个把“发愤著书”作为理论提出来的是司马迁。他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反复说: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追往串,思来者。”(《史记》卷一百三十)     

打开《史记》“心灵”的钥匙——浅谈《报任安书(节选)》对《史记》单元学习的启发

一、复杂难扼的情感《报任安书》(下文简称《报》)感情复杂,志气盘桓,悲痛与决心交织,耻辱与激愤纠缠,沉郁与慷慨交融,是司马迁用怨气写成,用血泪写成,一字一滴泪一句一滴血,句句慷慨激越,段段唏嘘欲绝。明晓这种情感,就会在学习《屈原列传(节选)》时体会到司马迁没能固守为人作传的规矩,而在情绪波动处情感起伏时难以自已地议论抒情,点醒读者“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诉说屈平“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的无奈与忧愤;就可以理解他情不能自禁,字里行间喷泻着的激愤哀怨之情,以及借为屈原作传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的用意。明晓这…     

"穷而后工"说溯源

“穷而后工”说的正式提出 ,一般认为是北宋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其说源于中唐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其实此论盖源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不过 ,在司马迁之前 ,屈原、宋玉、刘安已导其先。而在此前 ,更有《孟子·告子下》又导其先。最后 ,此说之远祖似可举出《易·系辞》来     

《太史公书》“藏之名山”新解

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在完成之后的处置情况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均有交待。《自序》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报任安书》曰:“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自序》所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两名互文见义。前者称“藏”,即藏本,后者则应是传本。《报任安书》谓“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案:“通邑大都”指京师),正与《自序》“副在京师”相互发明。又,“在京师”者既称“副”本,“藏名山”者则应是正本。可见《太史公书》原有正、副两本,正本…     

试论司马迁与任安的关系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向被称为千古奇文,曾引发史学家们对司马迁与任安关系的极大兴趣。千载之下,人们无不为他《报任安书》中激越奔放的气势与情感所激动所感奋。文中“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一语也广为传扬。信是司马迁写给任安的,人们便自然而然地认为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史记》研究专家程金造先生的《史记管窥》曾以十分动情的语言来描述司马迁与任安的关系,“司马迁对知友不幸之遭遇,一片痛惜难言之情”,在“涉旬月,迫季冬”中,“六字吞吐,低回哽咽,真是对知友的无限悲痛,含涌在内”。《史记》研究权威张大可先生亦…     

“倡优”解注商

高中语文第六册选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其中有这么一句:“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文后对“倡优畜之”的注释是“被当作乐师优伶来畜养。倡,乐师。优,伶人”。这样解释太笼统了,极有商榷的必要。     

司马迁的爱与恨——读《报任安书》有感

大方之家都认为《史记·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两文是《史记》中最能体现司马迁思想与精神的经典之文。要研究司马迁的思想和《史记》的内蕴,不可不先必读《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学习了《报任安书》一文之后,笔者感悟到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司马迁的爱和恨的思想。他的这种爱和恨隐晦而不可直言,因为"有些话是司马迁不愿说而不能不     

巫蛊之祸与司马迁卒年问题考论

面对巫蛊之祸所上演的父子交兵、骨肉相残的惨剧,司马迁会为戾太子的无辜罹难而感慨叹息,也会为好友任安、田仁的悲剧而心伤神摧,但若说戾太子之死使他深感拨乱反正无望,便通过《报任安书》向汉武帝宣战而慷慨赴死,则是不符合司马迁思想实际的。对巫蛊一案史实的全面把握,对司马迁与戾太子之关系的深入了解,以及对《报任安书》的认真解读,是认识司马迁卒年问题不可或缺的思想前提。袁传璋先生所谓《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所谓司马迁暴卒于征和二年季冬,实属臆测而不能成立。     

巫蛊之祸与司马迂卒年问题考论

面对巫蛊之祸所上演的父子交兵、骨肉相残的惨剧，司马迁会为戾太子的无辜罹难而感慨叹息，也会为好友任安、田仁的悲剧而心伤神摧，但若说戾太子之死使他深感拨乱反正无望，便通过《报任安书》向汉武帝宣战而慷慨赴死，则是不符合司马迁思想实际的。对巫蛊一案史实的全面把握，对司马迁与戾太子之关系的深入了解，以及对《报任安书》的认真解读，是认识司马迁卒年问题不可或缺的思想前提。袁传璋先生所谓《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所谓司马迁暴卒于征和二年季冬，卖属臆测而不能成立。     

一曲悲歌动人寰——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悲剧意识

凡读过《报任安书》的人,无不为司马迁为实现理想而甘受凌辱、坚韧不拔的精神所感动,无不为其中回环曲折的悲愤之情而动容。这封书信历来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本文拟从司马迁的人格理想设计和这种人格理想同现实的冲突入手,探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的悲剧意识。     

《报任安书》“会东从上来”辨证

在“史记学”中,关于任安赐教“责以古贤臣之义”、司马迁报书“舒愤懑以晓左右”的背景与作年问题,迄今仍聚讼未决。无论是太始四年说,抑或征和二年说,将赐教与报书牵合为同年之事,于史实均难会通。其实,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首段中,早已揭示了解决问题的线索:     

透过“戏弄”看省文修辞

司马迁《报任安书》（节选）中有“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一句,对其中“戏弄”两字的解释,大都以今律古,将整句释为：“本来为皇上所戏弄,像乐师、优伶那样被豢养。”窃以为,联系上下文,此种理解颇有行文断裂之感。     

屈原与司马迁，谁更值得肯定

课堂教学实况回顾 人教版高中《语文》第六册第四单元有司马迁的两篇文章：《报任安书》和《屈原列传》。笔者在教学这两篇文章时,学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生命高于一切,人应当珍爱生命。那么,屈原的自杀是值得肯定的吗？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屈原与司马迁究竟谁做得对？”     

司马迁的馈赠

昔人已逝两千年,今日捧读《史记》与《报任安书》,遥想当年,对太史公司马迁的景仰之情,唯有司马迁赞美孔子的那段文字可以形容:"《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司马迁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太多太多,那是一份份多么厚重而珍贵的馈赠啊!     

再论司马迁之“发愤著书”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前者见于《史记》;后者见于《汉书》,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教科书（必修）第六册有《报任安书》节选）中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著书＂的观点,其文云：盖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