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法理论中碑学的审美意识

从审美文化角度来讲,清代本身具有独特的审美文化,与之相应的审美意识也具有连接性的特征。同时,清代孕育了碑学的独特审美意识,因此在客观上推进了书法艺术的全面转型。与碑学理论的传统体系相比而言,清代整体上表现为独特的书法理论,对此有必要予以深入探究。这是由于,针对碑学理论如果能深入予以探究,则会有利于深刻剖析书法艺术,在此基础上构建多层次的审美意识体系。针对清代创建的书法理论来讲,如果要理顺碑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发展趋势,那么前提应当落实于审美意识,据此开展全方位的探究。     

《王建之墓志》与《爨宝子碑》的艺术对比

本文采用对比和列举实证的研究方式,以清代碑学审美理论为依据,对《王建之墓志》与《爨宝子碑》的起源、社会历史背景、刻石工艺、书体风貌以及结体点画等艺术特点展开了综合比较分析,并尝试论述了魏晋碑刻中书法艺术的表现手法,通过对清代碑学审美理论和书法艺术实践的审美意趣分析,以挖掘魏晋碑刻书法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启示。     

清代碑学兴盛成因略论

清代是碑学大兴之时。考其成因，以内部条件论，帖学自身的衰落为碑学的兴盛提供了历史机遇；在外部条件上，兴于清代的乾嘉学派带来了金石学的兴盛，而金石学不仅大大开拓了碑学家们的艺术视野，也为碑学的发展在文字基础上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另外，民族的怀旧情绪与审美的逆反心理及平民意识的觉醒，又汇成一般强大的暗流，对碑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了碑学兴盛的内在动力。诸多因素的促成，最终使碑学在清代完成了占据书法主流派地位的任务。     

邓石如的碑学实践及其对清代碑学的意义

作为清代碑学大师的邓石如,他的碑学实践在中国书法史的长河中起着不同凡响的作用,并为书坛架起了一座承前启后的桥梁。他的全面实践的碑学主张不仅重新树立了书法典范和价值取向,而且对篆、隶、楷书的振兴和创新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并启示着乾嘉之后的碑学实践者。此外,在对其碑派书法的接受过程中必然会引起一番争议,然而当新范式逐渐站稳脚步,人们将重新审视邓石如对碑学的实际意义。     

略论阮元的书法理论与碑学派的兴起

帖学派书法经隋唐、宋、元、明各代逐步形成、发展、完善，到清代前期盛极而衰。阮元应时之需，撰《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系统地总结分析魏、晋以来书法的变化，将其划分为南北两大系统，论述了碑帖的形成及其特点，认为北派才是书法的正传，保存了隶书的古意，而北派书法又源于碑石，因此主张学习书法应以习碑为主，首倡碑学。经包世臣、康有为的倡导和宣扬，碑学兴起，盛行于清代后期的书坛。     

何绍基尚碑思想发微

明清之际,书坛出现了一种引人注意的现象——“碑学热”。清代著名学者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为确立碑学的地位而“伐木开道,作之先声”。沈鹏先生在《刘海粟书法》序中说:“清代阮元启端开辟了碑学道路,经过包世臣发扬光大,直到康有为集大成,形成了完整的碑学体系”。     

清代碑学兴盛的原因探析

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碑学派和帖学派之分,碑先于帖而产生。但自唐至清初,在中国书坛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帖学派。本文从清前期书坛大势、碑学发展脉络及最终地位的确立等几个方面对清代碑学兴盛及最终形成碑学帖学两大格局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思想史境遇下清末民初绘画的“金石入画”研究

清初,傅山倡导“四宁四毋”开启了清代碑学的启蒙。清代碑学的出现不是必然的,它是由思想史的演变构成的,是一种断裂式的书法变迁。与此同时,碑学的出现又激发了这一时期绘画风格的重大创新与变革。碑派书法倡导的质朴、古拙的艺术精神与雄强、浑穆的审美理念,矫正了帖学影响下绘画纤弱、柔媚的画风,使绘画的面貌焕然一新。赵之谦、吴昌硕等为代表的金石画派,以融合了碑学书法的雄厚拙朴笔意入画,为绘画注入了“金石之气”。在清末民初西方绘画激烈地冲击中国传统绘画领域时,他们以“金石入画”的变革,加上自身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突破了中国传统绘画单一的审美模式,将传统中国画推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开启了近代中国画全新的局面。     

兴碑

在金石学与篆隶书艺复兴的历史境遇下,阮元适时提出"南北书派论",从中原书风的分派与流变揭示了南北书风不同的成因及特征等,形成了客观、公允的书法艺术史观,在观念上动摇了"二王"独尊的书法传统,为清代"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经过包世臣对"碑派"书法的阐扬,深化了书坛尊碑的意识。在康有为的总结与建构下,形成了书法载体的"碑学—帖学"论,旗帜鲜明的"尊碑卑唐",从而使得碑派书法大盛于书坛。     

碑帖艺术价值的历史判断

帖学与碑学是书法艺术中的两大流派，自清代碑学形成后，碑帖之间孰优孰劣成为书学上争论的焦点，碑学大师康有为认为帖学派自唐宋而下柔弱无力，大力提倡六朝碑版书风，实是矫枉过正，清代帖学的衰退是因其背离王羲之、王献之书法精神，艺术上陷于僵化造成的，碑，帖属于不同的美学范畴，因此不能厚此薄彼，而应将之置于同一个审美层面上，对它们加以全面认识并作出艺术取向上的定位，唯此，对当代书法的健康发展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     

论洛阳北魏时期的书法艺术

汉字书法艺术是中国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魏体书法又是书法史中的重要构成，大量的佛教造像摩崖题铭和墓志铭，反映了魏体书法产生和演进的过程，以魏碑体书为代表的魏体书法上承汉隶下启唐楷，结体用笔在隶楷之间，其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从浙南摩崖石刻窥看清至民国中期碑学之发展

通过对浙南摩崖石刻的整体考察和研析,结合碑派风格摩崖和代表书家,探究清至民国中期碑学形成的基因及其发展历程状况：清初人士为了避触文网,渐开金石学气候及碑学序幕之一角。从嘉庆开始,金石学大盛而致碑学兴、帖学衰。以阮元为核心的金石书法家对浙南摩崖石刻碑派书法之大兴做出了开山贡献,他们的躬行实践印证了清代碑派书法首先是从秦汉篆隶书体的复兴开始的普遍观点。而道光、咸丰直至清末,浙南无一段草书摩崖的现象,则是“篆隶振兴,草法澌灭”的最好注脚。民国初、中期碑帖结合、章草复兴为书史亮点,其体现在浙南摩崖石刻中的独特价值和带给我们的启迪作用影响深远。     

王铎草书影响研究

王铎草书在明代晚期、清代前中期及现当代的国内外书坛有重大的影响。在晚明及清代前、中期,受其草书书风影响较大的书法名家有傅山、龚鼎孳、许友和朝鲜的李匡师、曹允亨等;在现、当代,王铎草书对日本、中国书坛不但有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对日本的村上三岛、古谷苍韵、木村知石和中国的林散之等书法名家影响至大。     

康有为的书法思想

康有为提出“尊碑”、“体变”以及“缀法”诸学说，以“变”来求得事物的进步，推出《广艺舟双楫》书学体系，超越了晚清碑学之藩篱。与此同时，其身体力行的书法实践和书法艺术成就也是举世公认的。康氏的探索精神和开拓意识，给后人不尽的启示。     

清代嘉庆朝以前殿试偏重书法之弊及原因

清代殿试在康熙年间即存在偏重书法、抑文重字的弊端,这与道光以后的情况相似。所谓以书法取士,启于乾、启于嘉、启于道诸说,均不确。清代殿试所谓“以文为重”、“文、字兼取”的阅卷标准本身就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性,历史因袭及清代多方面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偏重书法弊端出现的必然。     

重庆綦江汉代题刻考述

对重庆綦江汉代题刻文字进行了三方面论述：题刻研究的历史及现状；具体题刻作品的考略，以及对整体书法风格的辨析；对今后重庆题刻研究的期待。     

浅谈康有为和他的尊碑思想

本文从清朝的历史背景、书学思潮及康有为的哲学观等方面,剖析了康有为的书法风格及尊碑思想,并阐明了其深远影响。     

张裕钊在清代书法史上的地位刍议--兼论书法家定位的评判标准

该文将历来对张裕钊书法地位的评判分为三类，即褒张派、贬张派和折衷派，作者建议以诠释张裕钊书法的美学实质为突破口，构建一套全面、立体的评价系统，将张裕钊放在清代乃至中国书法史的坐标上，从文学、经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维视角，来模糊锁定（精确锁定为时尚早）张裕钊在清代书法史上的应有地位。     

孙诒让甲骨文研究的贡献

晚清孙诒让是中国20世纪古字研究的开创,其金成果代表了乾嘉至晚清金研究的最高峰,同时又是历史上甲骨研究的第一人。孙诒让所《契举例》作为第一部甲骨研究作,其开创意义是公认的。但学术界在肯定其开创之功的同时,对孙氏的甲骨研究本身,则多有保留,甚至否定,说“谬误居十之八九”。这种评价是不客观的。对孙氏作的调查发现,尽管孙氏难免开创的局限,但在甲骨研究方面不仅有价值的成果比例较大,而且有很多精辟的见解至今还被甲骨学界所沿用;更有甚,孙氏的考释又有后人所不及,乃至孙氏已作正确解释而后人至今还作错误的理解。     

浅谈金文书法教学中的文字书写原则

金文在宋朝被大量发现,但当时仅限于古文字研究领域,并无涉猎书法。清代考据和金石学盛行,金文书法方被带动起来。在当时,金文书法是融入碑学这个大范围的,因此往往也是篆隶并提。近年来,尤其是历届篆书展,更是把篆书热推向了一个个高潮,金文书法也被极大地带动起来,但金文书法创作和教学中的文字书写与取用问题,对于很多初学者还是无所适从,针对金文书法创作中和教学中的有关文字常识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金文文字取用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