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自由之伦理学探析

伦理学是一门价值科学,反思并寻求人类活动的价值合理性的根据是其理论使命之一。教育目的的确立、教育内容的选择、教育方法的设计等教育实践活动中一系列具体的环节都必须珍视、捍卫并努力以增进人的自由作为根本的价值诉求。学习,作为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具有其伦理特性。     

自由:教育的伦理之维

教育是指向人的,而人应当是自由的。自由是教育价值合理性的内在根据,是教育德性的根基。一切教育的核心或关键就在于使人成为自由的存在者,教育价值合理性的依据应当指向人的解放与自由。培养自由能力、塑造自由精神、养成自由人格是教育自由的内在规定。善的教育必须致力于为人类自由而斗争。     

开放的视野和自由的空间——论萨特自由哲学的伦理蕴涵

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是自由 ,其自由哲学的核心是伦理自由观 ,即自由伦理学。萨特自由伦理学的内容是“行动、选择、责任”,以及由这三个环节构成的相对独立完整的思想和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有其逻辑的合理性、历史的进步性和时代的积极意义 ,也有其自身难以避免的局限和不足     

信息伦理建设的挑战与对策

信息伦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加强信息伦理建设是当今各国政府和企业不容忽视的问题。本分析了信息伦理建设所面临的内容，探讨了在我国进行信息伦理建设所面临的挑战及对策。最后，提出了信息伦理建设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伦理学视域中的自由与责任探析

道德责任基于道德主体的道德选择,道德选择的前提是个体的意志自由。决定论者与绝对自由论者分别执着于两个不同的极端诠释自由与责任的关系,实际上最终都既否定了人的意志自由,同时也否定了人的道德责任。道德个体的意志自由是道德责任的前提和基础,道德责任是道德个体意志自由得以实现的具体体现。道德意志的自由度与道德责任之间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关系。道德责任与自由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并随着主、客体条件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的主体性正是在道德主体意志自由基础上的道德选择与道德实践过程中得以张扬与发展的。     

两种自由概念之辨——论伯林的自由观

以赛亚·伯林明确提出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这两种自由概念,其贡献在于厘清了两者对于自由本身的作用。消极自由要求保障最低限度的自由领域,积极自由的自我实现则外拓自由领域;前者一味退守将扼杀自身,后者一味外拓将丧失自由本身。两种自由虽然都存在正反两面的意义,但自由的最终获取恰恰是基于两者的相互依存,而其中消极自由作为屏障,从中导出的自由选择更需要得到重视。     

康德自由的实在性

康德的先验自由阐明自由的可能性,实践自由阐明自由的实在性,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其论证有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根据《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III,从意志与道德律演绎自由的实在性;第二条路径是根据《实践理性批判》,从“理性的事实”演绎自由的实在性。就两条路径之间的关系而言,学术界还存在争论,认为前者是个失败的论证,后者为弥补论证失败而作。但论证的两条路径是相对独立的,只是前者从理论理性的角度进行论证,后者从实践理性的角度去论证。     

法官对社会伦理影响自由裁量权的情结与纠结——兼论期待可能性在刑事审判中的张力

当前法官对量刑幅度仅有10%的自由裁量权,而社会伦理则是影响该幅度调整的主要因素,它是民众对是非善恶所形成的共识的集中表达。法官作为社会主体,对社会伦理影响其自由裁量权具有一种本能情结;而法官所从事职业的专业属性又要求其必须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以防裁判擅断,这导致法官纠结于社会伦理能否影响自由裁量权。但实际上情结与纠结本身并无实质冲突,两者最终的落脚点都是追求公正。社会伦理对个别公正的关注与期待可能性的宗旨具有相通之处,从本质上说,两者都是对具体人性的尊重和关怀。     

心理咨询中的伦理与自由

心理咨询强调人与人之间直接面对面的对话交流,为了给来访者提供自由、安全的空间,需要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设置一定的伦理原则,这些原则反过来能够约束咨询者和来访者的行为,从而保证来访者的利益。本文最后从心理咨询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     

人格智慧与价值自由

价值自由表明了人作为主体改造与建造活动及其成果所达到的程度和状态；人格智慧就在于推进这一状态使其扩展；价值自由的获得反过来加强和提升了人格智慧。     

马克思与哈耶克自由观辨异

马克思与哈耶克的自由观在关于人类理性、自由秩序、自由基础以及经济与政治观点等方面都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哈耶克强调有限理性,导出自生自发秩序,进而将自由界定为法治基础之上的自发性自由;马克思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充分肯定人的主观的能动性,站在自觉自由的高度,实现了自由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使自由获得了完整的内涵。     

合同法的内在伦理价值

合同法在其各项制度之中隐藏着逻辑一贯的价值体系,正是这一价值体系证成了合同法的正当性,脱离这一价值体系的合同法是没有生命的法律条文的堆积。这一价值体系在罗马法的契约法中并不存在,罗马契约法的正当性表现为外在的程式和形式。后期经院法学派将亚里士多德-阿奎那伦理学作为合同法的内在价值体系,首次用质料伦理价值证成合同法的正当性。19世纪的合同法理论将当事人的意志这种形式正义作为合同法的内在正当性,并试图排除传统的质料伦理价值,此种做法造成了合同法理论的矛盾。我们认为,除了形式正义这种伦理价值之外,合同法还应包含交换正义和慷慨两种质料伦理价值。     

违约自由论

合同本质上就是当事人通过自由协商，决定其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根据其意志调整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的协议。当事人有是否缔约的自由，和谁缔约及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变更与解除合同的自由。但违约是否自由则从未明确地说明。而人们往往根据违约责任的存在而否定违约行为的自由。事实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违约行为往往就是缔约一方的自由选择的结果。文中从以下方面来说明违约的自由：违约行为的现实合理存在；合同法未对违约行为进行限制；对违约行为的适当规制并不是对违约行为的禁止。     

论名教与自然之辨的伦理价值

本文从伦理的角度,考察了魏晋时期名教自然之辨的主要观点与基本阶段,认为玄学家们虽然掀起了一股虚浮、腐靡的浊浪,但也暴露出了封建礼教的虚伪性.他们将本体论与伦理学结合起来,探讨道德的合理性依据,有助于提高道德哲学的思维水平,促使儒道伦理思想的结合,在理论上是有价值的.     

康德谈“自由”和“归责”

“自由”是康德整个哲学大厦的拱顶石,更是其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足点。因为自由是对人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根本前提,对一个行为作出是否具有道德价值的评判的唯一标准是：这个行为是“出于义务”还是“符合义务”。     

打破枷锁:股东自由辨

《公司法》应以股东为本位,否则股东自由便会大打折扣,公司的社会责任和利益相关者学说并不意味着《公司法》从股东本位转向社会本位,股东本位构成了股东自由的基础。从其内涵来看,股东自由是不受他人强制的自由,政府不应以集体的名义对股东自由进行剥夺。从其外延来看,股东自由是股东个体的自由,法律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小股东权利的保障要予以特别关注。我国《公司法》并没有完全贯彻股东自由的上述理念。     

道德归责中自由意志的“确定性”探究

自由意志作为道德归责的必要条件,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认同。不相容论的自由意志论者提出的自由意志的叙述遭遇到决定论的挑战。面临决定论的挑战,一部分自由意志论者尝试肯定因果关系对道德责任的重要意义,提出一种“非确定性”因果关系来解释自由意志。但是,这种自由意志无法捕捉道德归责所需的控制力。道德归责的控制力是行动者心理上与行为之间的主动控制,包含着“确定性”的因果关系。因此,道德归责的自由意志应当从“确定性”因果关系中解释自由意志。“半相容论”为寻求这种自由意志的内涵提供了思路。     

事实与价值关系视域下的描述伦理学——描述伦理学的问题及其视域

描述伦理学的产生及其发展体现了现代伦理学在“事实与价值”这一理论框架中科学化的要求和趋势,反映了伦理学的基础性问题。通过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在相关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的探讨,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对描述伦理学可能性和合理性的深入研究,需要更广阔的视域。在这种视域中,能对描述伦理学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     

语言伦理与社会伦理关系的探讨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型不断加快、经济市场化进程不断加速的时期,语言文化发生了蜕变。语言作为一种社会人际交往的手段,它既服务于社会需要,又反作用于社会,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语言正逐渐成为一把双刃剑,充斥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在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时代,哪一个阶段,语言都应该是社会真、善、美的表达,而不应该沦为攻击、谩骂、诋毁的工具。本文就社会话语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关系进行探讨,为进一步构建和谐的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婚姻伦理的自由理念

南京换妻一案引出社会的诸多争论,该案件的庭审,更是让各界人士展开了关于是否取消聚众淫乱罪的激烈讨论。换妻究竟是达到了对个人性权利自由的表达,还是剥夺了个人的性自由权?是犯罪还是违反社会风俗?是对婚姻关系的亵渎还是维护?文章通过对事件进行价值观的分析和讨论,对人的自由进行解读,期望得出事件中深层的价值观根源,最后提出相应的价值修正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