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吐谷浑质子考--以唐代吐谷浑王室慕容氏墓志为中心

在唐朝和吐谷浑关系中,质子入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由于西北地区十一方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陆续出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吐谷浑王室成员入质唐朝的珍贵史料。通过对这些侍子的梳理,可以得知：随着唐朝和吐谷浑关系的变化,质子的地位和作用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文学视野下邯郸古代碑刻文献研究——以武安、永年碑石为中心

邯郸古代碑刻文献种类众多,内容丰富。以邯郸地区的武安市、永年区的古代碑刻文献为研究对象,将碑刻文献置于文学视野下考察其形制、主要内容及文学特征。依据形制邯郸古代碑刻文献分为摩崖、墓志、碑石、经幢等类型。依据内容邯郸古代碑刻文献有庙宇、人物、记事、赋役、示禁、宗族、杂记等类别。这些碑文文学特征主要表现为前序后铭的体例结构、庄严典雅的语言艺术及虚实相间、多样化的叙述手法三个方面。     

出土墓志与唐代安定皇甫氏家族文学研究——以皇甫德参一支为中心

安定皇甫氏是关陇地区的望族之一,由汉至唐兴盛不衰。近年来出土的皇甫敖、皇甫廛墓志,可对《元和姓纂》记载的安定皇甫氏家族世系进行补正。同时,皇甫氏家族忠君爱国的文化品格和三教影响的家风对家族成员的文学创作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皇甫氏家族参与修史、秉笔直书的传统与其姻娅选择有关,并从侧面体现了其家族的散文底蕴。最后,唐代安定皇甫氏家族文学成就的偏微,与其家族在唐代的发展状况有关。唐代皇甫德参家族是一个较为重要的政治家族和文化家族,对其家族文学创作情况进行全面考察有利于探讨唐代政治与文学的全貌。     

佛学援入与唐代女性的寡居生活——以墓志为中心

有唐一代,女性生活方式呈现出较为多元化的特征,但总体而言,寡居守节观念在唐代仍有较大影响,女性在丧夫后也多选择孀居,对此,唐代墓志中多有记述.随着生存状态的变化,信奉佛教成为了寡居女性的普遍取向.通过佛学援入,其寡居生活的某些方面在无形中得到了强化;传统的寡母教子也呈现出了新的特征.此外,在信奉佛教的寡居女性之中,尽管坚守传统仍不失为其生活的前提,但在佛风影响之下,不少女性的寡居生活也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变化.     

唐代士大夫之家在室女的家庭地位——以唐代在室女墓志为中心

以唐代士大夫之家在室女的墓志为中心,结合其他传世文献对唐代士大夫之家在室女的家庭地位进行考察可知:唐代士大夫阶层仍然沿袭传统的女性观念,在培养和教育女儿时注重礼法,希望女儿能成长为知书达礼、贤惠温柔的女性;在唐代较为开放的社会风气及婚姻仍崇门第的情况下,唐代士大夫之家的家长对室女的态度还是非常关爱与重视的;唐代士大夫之家在室女不但备受长辈怜爱和关心,而且受到较好的教育;另外,德才兼备、年长的女儿尤其是长女还拥有一定的家庭事务管理权,她们的建议也会得到家人的尊重.     

《唐刺史考全编》考补——以《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为中心

根据《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所见唐代刺史新资料,对《唐刺史考全编》加以补遗、订正。增补州郡刺史任职情况、考订刺史姓名、补正任职年限,以期有所裨益。     

唐代寡居女性生活探微——以墓志为基础

唐代墓志当中有大量寡居妇女的例证,她们往往年轻守寡,寡居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她们大多数承担着侍奉公婆、抚养儿女、主持家务的重任,也有的选择回本家生活。为了与清心寡欲、不御铅华的社会舆论要求相一致,为了填补生活和心灵的空白,许多女性选择了佛教作为精神依赖。一些女性甚至非常痴迷,死后也不愿与丈夫合葬。佛教戒律对于她们来说似乎比儒家的伦理道德更易接受。     

论唐代工商业者的“行”——以长安西市为中心

以长安西市这一当时最大的国内贸易市场和国际贸易市场为例,在唐代工商业中已经出现了许多的"行".这些"行"不仅是日益增多的同业商店的名称,有的实际上已逐渐演变成了同行业的联合组织--行会,并开始具有了宋以后行会的基本特征.处于萌芽状态的唐代工商业行会,是唐代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工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     

唐代城市市场功能探析——以长安两市为中心

唐代城市市场不仅具备经济功能,还承担着政治、礼仪、传播等功能。城市市场的政治功能表现在政治统治和社会救济两方面。城市市场的礼仪功能体现为“徙市”以求雨、“闭市门”以祈晴。城市市场的传播功能表现为各方社会力量利用城市市场声张自己的权利。     

唐代山西刺史校补——以《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系列为中心

新出墓志中多有郁贤皓及其《唐刺史考全编》所未及见者,利用新出墓志校补《唐刺史考全编》亦是完善唐代刺史谱系的主要手段。文章以《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三编》为中心,对《唐刺史考全编》所收河东道刺史进行校补,以期进一步完善河东道刺史谱系。     

唐代士族家庭的亲子关系探析——以郑氏为中心

唐代士族的亲子关系基本遵循了慈与孝的传统伦理道德.母亲承担着教育子女的主要职责,父亲则对儿子的仕途起着重要影响.继母与别子女之间也以慈孝为准则.子女的孝亲之道主要表现在事生、送死以礼,但也存在愚孝、不孝等特殊现象.女儿出嫁后一般都和娘家保持着较密切的关系.对士族家庭亲子关系的探究可以使我们进一步透析当时社会生活的基本现象.     

闺门内外话休闲——以唐代女性日常生活为中心

唐代女性日常生活中的休闲活动形式多样,可统分为户外休闲和家居休闲两种类型。户外休闲有骑射、玩“鞠”观球与看戏、出行与游赏等;家居休闲有阅读与写作、音乐与弈棋、豢养宠物等。唐代女性的日常休闲活动是唐王朝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由发达的物质文明、开放的社会风气、渐趋普及的女子教育、较高的女性婚姻地位、多元的社会思想以及多民族文化的交融所共同构筑的,具有浓重、鲜明的时代特质。     

儒佛兼修与唐代山东士族女性的家风演进——以唐代墓志为例

唐代佛教影响深远,山东士族女性中信奉者颇多.山东士族女性素以家风自持,信仰佛教者多为儒佛兼修,这在唐代墓志中有着突出反映.佛学的盛行,一方面使山东士族女性传统家风中的现实性与佛学超越世俗的终极关切相互结合为一体,对其传统家风起到了强化作用;另一方面,对佛教的信仰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新的因素,导致山东士族女性的传统家风在传承过程中出现某些变异.     

唐代州府僚佐中的司户参军——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例

唐代地方州府是由功、仓、户、兵、法、士六曹多个职能机构组成的行政统一体,六曹参军是这个行政系统的主体,负责落实中央政府各项行政指令。司户参军则是州府六曹行政系统中职责最为繁重的“要“官,掌户籍、计帐、婚媾等经济事权。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一些文件,再现了唐司户参军的具体职掌。     

论赵国以邯郸为中心的城市群及其商业经济

公元前386年,赵定都邯郸,在此前后,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城池,构成了以都城邯郸为中心;也形成了华北地区的又一经济中心区域。商品经济繁荣,城邑间交通方便,又愈加使得邯郸大都会地位得到巩固。     

城市文化的传播策略研究——以邯郸为例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个城市的文化建设变得越来越重要。作为千年古城,邯郸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地域特色。本文以邯郸为例,从邯郸文化介绍、城市文化品牌的塑造以及邯郸文化的传播途径和策略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汉代邮驿职官考——以出土资料为中心

汉代邮驿职官可简单分为五类：一是置系统的职官;二是传系统的职官;三是邮系统的职官;四是驿系统的职官;五是政府机构中特设的,不属于上述四类的邮驿职官。这些出土资料所见而文献所遗的邮驿职官能够让我们对汉代的邮驿组织建制有相对清晰的认识,可补史阙。     

唐代夫妻葬俗的文化考察——以荥阳郑氏为中心

葬俗是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囊括了儒、释、道、风水等各种思想文化内涵,具有教化、规范、维系、调节等社会功能。唐代的夫妻葬俗包括妻从夫葬、夫从妻葬等合葬风俗,复杂的多妻与未"庙见"者的葬俗,以及不合葬和归葬娘家等特殊葬俗。唐代夫妻葬俗成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甘丹”出现时间及嬗变为“邯郸”的新证

对邯郸城名过去有人做过不少研究,但基本结论认为其写作"甘丹"是在战国时期,形成"邯郸"字型则出现在汉代。利用文物出土资料《侯马盟书》和西安与邯郸分别出土的"邯郸之丞"封泥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实际上"甘丹"字型至少在春秋末期就已存在,而"邯郸"字型应是至少在秦代已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