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情本体”的现代救赎与审美超越——兼论中西方哲学情理观的融合

西方哲学对于人的生存之思想路向先是从古典的理性到感性的生存,再到个体的存在与死亡,最后进入了彻底的虚无,始终无法完成对于现代人的生存、生活、生命的救赎与超越。李泽厚深植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西方哲学提出了"情本体"论,在中国的生存智慧中寻求对世界的、时代的、人的精神危机的解决,让"人性、情感、偶然"在哲学层面展开,以情感为归宿建构"生"的意义,成就人的诗意栖居与最高境界。     

论李泽厚实践美学的情本体理论

情本体理论是李泽厚后期最重要的学说。李泽厚以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基础,从"人生在世"即"人活着"这一事实出发,以"实践"、"行动"("做")联结起中国传统哲学的实用理性、度的智慧和来自西方马克思的实践观念,把一种本是纯西方的学说(实践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中最重要的一脉即儒家哲学相结合,构造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体系,即"情本体"理论。情本体成为实践美学最终的落脚之点。"情本体"理论的思想基础仍是实践哲学。它一方面是对李泽厚80年代的"内在自然人化"、"心理本体"学说的具体化和深化,另一方面又吸收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关于仁-孝的思想。它的主旨是探讨个体面对强大的不可预知、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如何把握自己的偶然性,从而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本文主要以《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论语今读》、《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哲学探寻录》等论著为主,对李泽厚的情本体理论的内涵进行一些梳理和分析,从五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情本体的生活实践基础:"做"的哲学与"度"的本体性;二、情本体的世界观:"巫史传统"与"一个世界";三、情本体的伦理内涵:礼仁分疏与两种道德的建构;四、情本体的核心:人性情感的塑造;五、情本体旨归:"立命"与个体主体性的确立。     

李泽厚“情本体”思想在大学生德育中的价值

李泽厚先生的《伦理学纲要》一书阐释了他的"人类学历史本体"的伦理哲学思想:扬弃了康德的"实践理性",提出了两种道德及"理性凝聚"概念,论述了"情本体"思想。其伦理哲学思想中的"情本体"思想,对重新确立道德的神圣性与崇高性、构建当代的伦理道德以及更新当代道德教育理念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汤显祖“唯情”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汤显祖在明中叶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创作出“临川四梦”,并在其戏曲实践基础上建构起“唯情”论,以此作为反抗封建专制礼教的一面旗帜,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同时,汤显祖在戏曲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上重才情的观点同沈璨重音律的观点碰撞而呼应,形成了戏曲史上著名的“汤沈之争”,而“唯情”论在这场碰撞交流中亦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李泽厚“情本体”视域下的英语教学设计初探

我国哲学家李泽厚提出的"情本体"理论对于教育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情本体"意在呼吁个体摆脱工具理性与无限制欲望的奴役,在理性与情感中把握一个"度",实现理性与情感的平衡。本研究从"情本体"理论出发,分析了英语教学中的"情"的因素,并提出如何培养学生的"情",最终达成对英语在情境中的有效表达,真正将英语作为一种表达工具。     

李泽厚伦理思想概述

李泽厚的伦理哲学比美学更重要,他针对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提出的许多伦理学的根本问题具有极大的前瞻性,但在学术界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李泽厚的哲学、伦理、美学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从道德的分解、"情本体"、人性三分等三个方面对其伦理思想进行概述,可以梳理李泽厚哲学发展的历程。李泽厚的基于"实用理性"的哲学伦理学充满了开放性与发展性,给我们留下了进一步研究的巨大空间,同时也吸引学界重视李泽厚伦理思想的研究。     

李泽厚的主体论与80年代的精神图景

李泽厚的主体论哲学在对革命话语解构的基础上,构建了以实践为内容的主体概念,这一解构的方式最明显的特征表现为以康德具有先验认识能力、自由意志和审美的主体来改造在社会生产关系中改造历史和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文基于此立足点来透析在80年代的语境中,这一解构方式是如何来构建80年代的精神图景,以及其在后＂文革＂的语境中是如何重塑当代的历史和个人的生存方式,进而反思我们当下的处境。     

李泽厚“天人合一”论的文化逻辑

李泽厚以"传统的现代转换创造"为总文化逻辑,以本体论为理论依据,阐释"传统天人合一"命题在揭示"人的真正存在"时所具有的优越地位。这一地位的确立,使得他能够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一"大儒学谱系观"的文化史构造,并进而借助这一构造阐明其"儒道互补"双线文化逻辑与"人生在世"之间的文化联系,彰明以"人"为核心的"天人合一"论审美理想。由此,李泽厚实现了"中—西、传统—现代"间的文化沟通,构筑了实践美学以"文化—哲学—审美—文化"为逻辑次序的理论体系。     

对汤显祖"唯情论"的再思考

汤显祖以"唯情论"为创作理念,在我国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但关于唯情论的研究在国内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传统文论话语空间不足和文学市场化的背景下,再次反思"唯情论"的理论内涵和时代意义,仍对传统古代文论思想研究和当前的文学创作有指导意义,并对以美育为发展方向的人文教育给予启发.     

论李泽厚的“积淀说”与“发生认识论”的关系

李泽厚的"积淀说"在其主体性实践哲学美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积淀说"的产生,包含着对于西方各派学说的吸收和改造,其中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对于其"积淀说"的影响谈及的人不多,但是在二者之中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学理传承关系。本文就此对两种学说的逻辑进行梳理和对比,以厘清二者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论钱穆的“中国人”教育——钱穆新亚书院时期德育思想研究

钱穆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国学大师、教育家。他高度重视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研究和实践,在西方高等教育思想占主流的背景下,他在教育实践中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精粹,即“为学与做人同属一事”,这是对知识（专业或学问）至上论的反动。在他看来,教育实际上是德育,更为确切地说应是“中国人”的教育,而新亚书院时期,是他实施这种教育的最重要时期。他认为培养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要进行使命教育、理想教育、人格教育、挫折教育、事业教育、师道教育。他的大学德育思想对克服当前大学德育中的弊端,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李泽厚“积淀说”新论

李泽厚为了实现自己美学从历史主义到心理主义的转型,生造了“积淀”一词。积淀说的核心是“自然的人化”理论,它将美与美感、主观与客观对立起来,是不符合辩证法的。李早期提出的美感矛盾二重性的先验设定与积淀说存在着矛盾冲突。在转型过程中,李泽厚美学产生了一种不可调和的张力结构。     

从“泛情论”到“情爱论”——明代文人对民歌之“情”阐释的转向

明代文人对民歌之"情"的阐释,体现出明显的从"泛情论"向"情爱论"的转向,而这一转向又是与其整体抒情观相联系的。概言之,李东阳、李梦阳能认识到民歌之"情"的价值,但将其阐释为广义之情,并存在着贵古贱今的偏见;李开先宣扬"今古同情",肯定当代民歌之"情",并点明其内涵为"男女相与之情";袁宏道则指出民歌之"情"实乃情欲,推崇其放任自恣的表达方式。从明代文人对民歌之"情"阐释的变化上,我们也能够对文学思想受社会思潮之影响有更深入的认识。     

钱伟长与钱穆高等教育思想比较

无论是高等教育思想还是办学实践,钱伟长和钱穆都是领时代之先。文章从倡导全面发展、注重通识教育、培养自学能力、重视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国家五个方面对"二钱"的高等教育思想进行了比较,认为"二钱"的高等教育思想很相近,有的还颇为一致。     

李泽厚与20世纪后半期中国美学

李泽厚的美学思想,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这三个阶段,他分别围绕着“实践”、“主体性”及“情感本体”避孕药开了自己的思想探索,这种探索对２０世纪后半期中国美学的影响,应予充分估计。     

梁漱溟与钱穆的文化观比较

粱漱溟文化观经历了从萌生向成熟,从理论研究向社会实践的转变;钱穆早年从史学视域研治传统文化,晚年则注重传统文化的形土思考。在文化发展类型上,他们提出“文化三路向”说;在文化发展前景上,他们认为传统文化．必将复兴;在文化发展方式上,他们主张援西学入儒。然而,粱漱溟、钱穆文化现亦存在较大差异：在文化概念内涵的诠释上,梁漱溟重哲学,钱穆重史学;在文化起源的立场上。梁漱溟主张主观意欲论,钱穆主张地理环境决定论。     

论贾宝玉“情不情”向“情情”的转化

庚辰本《红楼梦》第十九回脂批中评论贾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其实"情情"也可用在宝玉的身上。宝玉的成长可看作"情不情"向"情情"的转化过程。这一转化过程以三个女性(金钏、晴雯、黛玉)的死亡为例,宝玉由泛情转向钟情再转向移情,这种不彻底性显示了宝玉人物形象的局限。     

钱穆与冯友兰境界说比较研究

冯友兰和钱穆都是以史学为进路的思想家,但二人的人生境界理论具有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境界论的逻辑起点、生命层级理论以及人生最高境界三方面。两种境界论的不同,主要源于哲学本体论的差异,境界体系的建构也各有千秋、互有得失。尽管他们各自的理论都有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冯友兰的“四境界”说与钱穆的“艺术人生”观都称得上是中国现代哲学中最具特色的人生哲学思想。     

论谭嗣同的“心力”说

谭嗣同的“心力”范畴指的是主体的精神意志，他把“心力”看作自主选择的道德主体的意志力量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唯意志论倾向，此说具有反天命论的积极意义，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李泽厚美学理论的“移花接木效应”

李泽厚的美学思想庞杂,千头万绪。博采众家之长为己所用,这是李泽厚最常用的治学方法。李泽厚美学并非个人原创学说。他接受且运用了众多西方先哲和中国古代先贤的美学思想,但这些思想又不是原模原样地被他植入自己的思想体系,而是经历了有如李泽厚所言的＂创造性转换＂,这种＂转换器＂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此即李泽厚美学理论的＂移花接木效应＂。在接受外来美学的过程中,李泽厚巧妙利用＂误读＂来满足建构自己理论的需要。借用外国美学时髦的名词术语,＂克隆＂出自己的美学体系,实现了外来美学理论的中国化,这应该是李泽厚美学的特色。李泽厚美学能够在较长时间内独领风骚,与其理论的可读性、新颖性、前瞻性等有着密切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