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迎接复杂性的挑战中提升教育学的生命性——以“新基础教育”的发展为例

当代中国教育学内涵着并需要不断丰富、发展和呈现其生命性,在直面复杂的中国社会转型和教育变革实践中,以理论的建构“全息”丰富的世界,以理论的发展提升教育学的复杂性,使当代中国教育学的建设与“我”的、“我和你”的生命相互交融,使理论更新与实践变革相互滋养。这具体体现为从“教育学”到“我的教育学”、从“教育学”到“我和你的教育学”以及从“教育学”到“我和你共同热爱、创生、享用的教育学”等方面。     

“教育学的生命之维”如何可能——与李政涛同志商榷

“生命实践”教育学的内涵以及建构，是一个值得反思和批判问题。因为无论是在生命内涵，理解生命的方式，还是在以之为核心的教育学体系上，都存在诸多疑问。根本上讲，“生命实践”教育学对待生命、实践的态度远离了二者的真义，从而使“生命实践教育学”成为“技术教育学”。     

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核心概念的独特性

当代中国教育学原创性研究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概念体系,进而支撑话语体系的建构。“生命·实践”教育学所构建的学派概念体系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类：学派全新性概念,如“生命·实践”;学派更新性概念,如“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学派衍生性概念,如“自觉→生命自觉”。相较于其他教育学概念体系而言,“生命·实践”教育学具有自身概念体系的特质——理论与实践交互生成的“理实观”,主要表现在：在基本位层上以“基本理论”研究教育问题、教育现象中的“基本”;以复杂性思维和复杂性理论作为基础的理论“细胞”再生;在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之间的“中间地带”提出第三条道路“转化逻辑”。     

文化自觉、语言自觉与"中国教育学"的发展

基于文化自觉和语言自觉的“中国”教育学,其内涵在于：学科主体研究者的文化身份是由“中国文化”所建立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生活”;所用语言是汉语传统且规范标准的思想语汇;运用西方教育学的汉译名来为“教育学”命名,并且表达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运用汉语表达教育学理论的过程,也是运用中国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和解决教育学的问题。对于中国教育学而言,基于文化自觉和语言自觉进行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具有重大意义。     

基础教育学的学科逻辑

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于教育学科的反思与争论从未停止过,尤其是元教育学的发展更加激发了教育学者的学科自觉。基础教育学对于教育学学科尊严拾回、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教育强国建设具有基础性意义。然而,当教育学学科体系中学前教育学、职业教育学、高等教育学发展日臻成熟,面向最具基础性地位、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研究群体最多的基础教育之“学”长期以来却是缺失的。从知识逻辑、社会需求逻辑和政策逻辑来看,基础教育学在教育学学科体系中理应有其“合法”地位。基于学科边界和基础教育本质属性的认识,基础教育学是研究基础教育对于个体发展、教育发展、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价值和影响机制的学科,这也成为基础教育学的学科边界及其内部划分、处理与其他学科关系的依据。面向未来的基础教育学的重要使命在于追寻基础教育的“变”与“不变”,探寻基础教育的“中国根基”与“世界话语”。为此,应构建具有文化基因和实践基因的基础教育学理论体系,以及相关的学科保障制度。基础教育学的建设将为教育学发展和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其从稚嫩走向成熟,需要基础教育研究者的学科自觉以及基础教育实践的理论自觉。     

论学校教育中的“转化”及其研究方式

当代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困境主要表现在理论原创性的缺乏.这种缺乏的原因主要是当代中国教育学理论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国外教育学理论研究及学校教育实践研究之间双向转化机制的缺失,这些缺失归根结底在于对学校教育实践缺乏深入研究.只有深入当代中国活生生的教育实践,才能获取当代中国教育学理论原创的问题、资源和智慧.而教育实践最深层的核心则是促进学校场域中“具体个人”生命成长的诸多“转化”,教育学理论者以“主动深度介入”的方式直面、研究、揭示、促进和实现这些“转化”将有可能成为当代中国教育学的原创理论的生长点.     

新时代中国教育话语视域下“知识”治理的合法性——基于阿普尔的批判性教育思想

美国教育家阿普尔通过追问“谁的知识最有价值”,对其教育“知识”的合法性进行了深刻的思考,由此将其研究视域的“知识”功能主义推进至“知识”的政治伦理问题域,开拓了教育学研究的新向度。基于教育“知识”话语的主体性视域,重新解译教育的“知识”“科学性”与“知识”的教育“合法性”,对我国新时代教育内卷、学业负担过重等一系列教育现实问题的顺畅解决具有理论层面的重大意义导向。破解教育与课程知识的“知识”合法性遮蔽,要遵循教育的“知识”合法性;兼顾学校课程体系的深度与广度,以“差异化”课程实现知识的合法性建构;构筑严格的审查机制与审查标准,确保“知识合法化”有效落实;缔造教育学的实践创生范式,实现师生的生命成长与觉解;组建多方协同的教材编写团队,建构更加公平合理的知识选择体系。     

“双一流”学科建设视域下中国教育学成长的逻辑与路径

“双一流”是国家从发展战略层面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做出的总体表达。在“一流学科”建设的时代转向下,中国教育学迎来了重要的发展契机。中国教育学在历经模仿学习、理论觉醒和中国特色化三个阶段后,需要在“学术自觉”的文化驱动下建构教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并形成以“学派传承”为主要特质的研究共同体,这是中国教育学走向一流并在国际上贡献中国智慧的必然途径。     

论教师的教育理论意识

教师对教育理论应该具有一种“肯定性”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能力”。教育理论作为一种“实践性理论”,对教师个人教育信念的形成、专家型教师的诞生、教育学机智的获得以及“以理论为灵魂的”教育实践的实施都具有重要作用。教师可以通过参与性的理论学习、系统化的教育学反思以及知识生产式的教育研究来提升自己的教育理论意识。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回归与突破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是以建设当代中国特色的教育学为己任,具有浓郁的中国立场、中国传统和中国气派的教育学.“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系统的理论建构体现了“回归与突破”的学派追求,表现在:研究者自身以及学派群体对已形成的学术自我的超越;研究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及建设中国教育学派的自觉;研究者自身以及学派群体教育学观的厘清及教育观的重构;研究者深度介入当代中国基础教育学校改革的实践.     

“入世”后的教育改革

转变教育价值观。“入世”对中国教育将产生巨大影响。我国传统的教育价值观倾向于实现社会的政治功能和一个人的升迁功能，教育的着眼点是培养学生的“知识接受能力”，即怎么教就怎么学、教什么就学什么的能力。知识经济时代的教育价值观着眼于教育的社会效益和个人的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知识创新能力。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需要的、     

教育研究中的两大范式比较：“日尔曼式教育学”与“盎格鲁式教育科学”

在教育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三次大的分解。教育学面临一种新的发展路口。尽管目前“教育科学”的发展风头已盖过“教育学”,但是,是否就意味着教育学已经走向终结?实际上,教育学与教育科学的发展表明,这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日尔曼式的教育学”和“盎格鲁式的教育科学”,各自都有其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各自研究的侧重点和方法也不尽相同。与传统的教育学不同,教育科学是试图要形成对教育问题的另一种看法和另一种解释。两大范式异同的比较,揭示不同国家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文化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教育学与教育科学之争。     

"教育学的生命之维"如何可能?--与李政涛同志商榷

“生命实践”教育学的内涵以及建构，是一个值得反思和批判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在生命内涵，理解生命的方式，还是在以之为核心的教育学体系上，都存在诸多疑问。从根本上讲，“生命实践”教育学对待生命、实践的态度远离了二者的真义，从而使“生命实践教育学”成为“技术教育学”。     

实践哲学场域内的教育学派之构建——重审“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初步构架

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是作者体验中的问题,也是教育学的基本问题,更是“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建设要面对的问题.实践哲学视域下建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有其可能性,这种可能建基于四项任务,而这任务又可综括为“生命·实践”教育学的使命:通过探寻“理论与实践”的教育学意蕴,“在中国”为“实践哲学”作出独属于教育学的贡献,在丰富和发展实践哲学过程中,也丰富和发展教育学自身.此使命使得研究的基本问题得以确立:以“新基础教育”与“生命·实践”教育学的关系为载体,探讨教育理论与实践如何基于转化逻辑,实现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双向转化中的交互生成.这是教育学和“生命·实践”教育学对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独特贡献,而贡献的落实要实现两个转化,把其他学科对“理论与实践”的经典分析转换为“教育学”分析,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什么”转向“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意义是什么”.在转化与探索“意义”的过程中,整体呈现“理论与实践”的中国思想与中国经验也将渗透于其中.     

论“教育学术”视野中的教师教育

教师教育是在“师范性”与“学术性”矛盾两极的张力作用下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在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转化的过程中,必须重新审视教育教学活动的学术理论基础,构建整合性“教育学术”。从“学术”的“人为性”的视角来考察“教育学术”时,就能理解“教育学术”的合法性。在“教育学术”视界中,教师教育的发展也具有新内涵。     

“生命·实践”教育学:针对时弊解决教育问题

"生命·实践"教育学针对几个重大教育时弊,提出了"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突出了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启蒙;提出了"教"与"学"的融通;就实践而言,"生命·实践"教育学改变了学校生活。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在回归与突破中生成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是当代中国社会大转型中,一个教育学研究共同体长期自觉探究的产物.近三十年来,该学派以当代中国教育学理论重建为己任,通过理论反思、实践探究、方法论更新、学科元研究等四个重要方面的持续深化与交互生成式的研究,经历了孕育、初创、发展、成形至通化五个阶段,在不断推进的、多维多层的回归与突破中,逐渐生成了富有个性的学派存在形态和独特品质,就教育学与教育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论教育研究“原创性”何以可能（一）

审视20世纪中国教育学的整个发展历程,“引进”成为中国教育学形成和发展的起点,此现象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时代的客观需要。”但“引进也导致形成了一种照搬外国教育学模式的倾向”,而且不少教育研究者不加批判地用西方的话语去诠释中国教育实践,参照西方的理论框架去比照中国的教育实践,以至于中国教育研究结不出中国自己的教育理论果实,也无法回答中国的教育实践问题。此现象的沿袭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但依然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观。当然,期间的原因是较为复杂的,但就整个教育学的发展而言是较为“悲壮”的。审视近年来的诸多教育研究成果,堪称为立意新颖、见解深刻,     

“三生教育”之“意义”探索

“三生教育”将教育的价值转向人的生命完善与生存、生活的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显示出较强的生命力,逐渐凸显出其“意义”与价值：在理论创新上,它深化了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丰富了全面发展教育的思想、提升了素质教育理论的理念以及丰富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在实践上,它在建立教育科学发展观、统合教育目的与教育过程、联系书本知识与学生生命实际以及沟通学生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等方面有新的突破。     

社会教育学学科理论的演变及创生

形成中国本土化特色的社会教育学,应以明晰学科理论的创生逻辑为起点。依据学科理论的发展演变,发现“社会教育学”最初起源于“教育学理念的社会性展开”,而后逐渐聚焦于“社会问题的教育性尺度”,发展到当前则指向的是“学习型共同体的构建”。这说明社会教育学学科理论的创生遵循的是“社会需求逻辑”,凸显了社会教育学应对不同时期的社会需求,优先生成社会价值的理论建构导向。因而,我国当前社会教育学学科理论的创生需要教育理论工作者有意识地遵循这一逻辑,在尊重知识生产规律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考虑社会发展的当前需要以及未来需求。具体表现在:向内要自觉养成学科理论思维,做好克服实践矛盾的认知准备;向外要深刻理解中国当前社会语境,全力聚焦本土生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