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生态难民的法律地位

生态难民,顾名思义可以简单描述为面对生态灾难而被迫逃离的人。生态难民现象古已有之,但生态难民的概念至今还没有被国际难民法确认。国际上缺少专门的对生态难民进行保护的法律制度与措施。生态难民制度的存在从社会需求层面、法律需求层面以及现实依据层面来说,是合理与必需的。生态难民与国际难民法所规定的政治难民不同,主要是由于生态灾害而造成。实际上,生态难民与政治难民是相联系的,很大一部分生态难民可以纳入到政治难民之中,利用现有的国际难民法进行保护。     

环境难民

联合国环境计划委员会(UNEP)的一份调查报告宣称,现在全世界每年有六百万公顷的土地沙漠化,八亿五千万人受到影响。土壤流失、灾害、饥荒和流行病蔓延,破环了居住地的生态环境,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口被迫离乡背井,迁居他地,这些新难民,被称为环境难民(生态学意义的难民),以区别于通常的难民。     

国际难民现状与难民机制建设

进入新世纪之后,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难民问题日益突出。虽然国际社会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难民机制,并在全球难民救助问题上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由于各国在该问题上仍存在难民法规、惯例、主权认知上的差异和分歧,加之难民参与机制缺乏,全球难民形势得以根本缓和的前景仍不乐观。国际社会应共同推动难民问题合作共识,进一步完善难民法规及救助机制,做到治标与治本并重。     

国际难民问题成因及应对方法研究

国际难民问题属于当今国际社会中的难点与热点问题,具有较强的政治性与人道主义特点,涉及到国际关系与生态资源等多种问题,影响国际社会发展。研究国际难民问题,需要以国际难民问题现状为基础,综合分析问题促成因素,采取人权宗旨保护、制定国际标准、整体治理难民等方法,对国际难民问题进行有效应对,满足国际社会良性发展需求。     

地理学科应是生态意识教育的主阵地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激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的日益突出,人类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经济行为,环境和发展问题开始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国际难民法视角下的《美加安全第三国协定》

《美加安全第三国协定》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构建和运用规范化的责任分担机制,明确两国在审查第三国公民于陆地边境提出的难民地位申请方面的责任所在,从而解决长年以来由于上述申请给各自的国内政治造成的难题。因为《难民公约》缔约国并不根据公约承担审查难民地位申请的义务,而且由于个人在国际法上并不享有被给予庇护的权利,所以《美加安全第三国协定》的缔结并不被国际难民法所禁止。《美加安全第三国协定》的实施不仅影响了难民地位申请者选择庇护国的自由,减少了其获得国际保护的机会,而且增加了加拿大违反"不推回原则"的风险。     

二战后国际难民政策的历史演变

二战后,欧洲难民问题成为联合国及西方国家必须面临并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数百万的难民流亡在整个欧洲大陆,为难民提供临时性救济的各种机构和组织也不断涌现出来。1943年建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联合国难民署都对二战后国际难民政策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这些国际组织的难民政策具有比较明显的政治色彩,使大多数难民无法充分地得到国际保护。     

浅析人权国际保护实施中的问题及完善措施

二战后,随着国际人权法的逐步确立,人权的国际保护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虽然,目前有国内保护和国际监督两种途径来实现人权的国际保护,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出现了种种问题。文章分析了人权国际保护实施中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人权国际保护的措施。     

国际法视野下气候难民的法律地位及其保护

明确了气候难民的定义及特征,对比了气候难民与环境难民的区别,分析了气候难民尚未取得国际法上的法律地位的原因及困境,从三个方面指出气候难民应得到国际立法保护:气候难民比环境难民具有更优越的立法条件;世界各国对气候难民都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气候难民产生的原因不能成为其获得立法保护的阻碍。     

校园欺凌的心理因素和治理方法:心理学的视角

校园欺凌事件因其恶性影响在近年来受到人们普遍关注。校园欺凌在国内外均有一定的发生率。欺凌行为的发生,有欺凌者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性的原因,治理欺凌行为需要对不同原因有充分理解。被欺凌者往往因为其与众不同而被欺凌,他们是被同情的对象,但是也正因为它们不自主地展现出心理弱势而"吸引"冲突的另一方欺凌自己。增强被欺凌者的自尊与自强,才能从本源上遏制欺凌现象的发生。家庭、学校、社会环境共同影响着欺凌事件。当三者都倡导自由、平等、支持、亲密等价值时,校园欺凌数量便会大大减少。治理校园欺凌,应当以问题为中心,从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多方面入手,实施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策略。     

国内-国际互动与中国对外关系展开

国内政治-国际政治的合作状态为中国对外关系展开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作者区分了国内政治-国际政治互动的三种状态,即相互独立、相互依赖和一体化,并在这三种状态对照下概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出现越来越高水平的合作,促进了国内进步和对外关系的展开.作者还指出,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在巩固、强化国内政治-国际政治合作的同时,需要逐步将中国处理内外政治的经验转化为国际社会议程.     

试论美国难民政策的政治性和人道性

难民问题因其自身政治性和人道性的错综复杂而长期困扰着国际社会.美国是战后世界上接纳难民最多的国家,美国的难民政策在接纳欧洲犹太难民和对欧洲知识难民的庇护上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人道性,却又因国家实力、对外政策和国际格局的影响在冷战期间对难民的接纳含有强烈的选择因素,具有浓厚的政治性.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制度与国内政治:进展与问题

在“适当性逻辑”和“争论逻辑”下,建构主义者为探索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提出了具有不同因果机制的模型.组织趋同模型强调了国际组织的传授,社会学习模型突出了被说服者的学习,而文化匹配模型则展示了行为体对外来规范的本土化.但这些建构主义模型并不能有效地说明多元偏好条件下国内行为体对国际制度的战略性运用,也忽视了国际规范扩散的强制性和偏好的相对稳定性.作为既竞争又互补的研究路径,建构主义可以和理性主义携手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     

“他者”镜像构建下的嘉兴城市形象分析——以来华吉尔吉斯斯坦留学生为例

"自我"审视与"他者"反馈的双重视角是城市文化品格和自身形象塑造的有效方式,缺少任何一方都是不完整的。以吉尔吉斯斯坦留学生为视角,从城市国际语言环境的打造、城市形象国际传播层面反思嘉兴城市形象建设中的"国际品质"和对外传播中的得失,以期实现不同文化视野中的对话与互动。     

论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必要性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本文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国内环境和党内环境三个方面,阐述了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     

春秋“出奔”现象中的“和为贵”

"和为贵"是周代"礼治"社会的重要政治传统。"和为贵"在"出奔"中的体现包括:允许贵族出奔避罪、优待流亡者家属、招徕流亡者返国、为出奔者另立继承人等。"和为贵"之所以在春秋时期成为处理贵族出奔的重要准则,是当时国际环境、列国国内政治形态、社会盛行的亲亲之道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明天,你会是难民吗?

说起难民,你可能会想到战争,想到迫害和屠杀……然而,没有这类灾难,你一样可能成为难民——环境难民。"环境难民"一词,最早见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前执行主席纳菲斯·萨迪克博士的《1988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     

试析国际难民保护中的“安全第三国”

自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日内瓦公约》)生效以来,面对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剧的难民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区域内寻求合作,履行难民保护的国际义务,分担保护难民的责任,"安全第三国"(Safe Third Country)的概念也应运而生。该概念产生于欧洲,并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模仿和实践。然而,国家和国家以及区域组织间以双边条约的形式对"安全第三国"原则的实践本质上违反了《难民地位公约》所规定的"不推回原则",其不可避免地扩大化必须以难民权利的有效保障为前提。我国边境地区也时常有难民涌入的情况发生,而目前世界上亚太地区的难民保护区域合作机制最不完善,因此对这一问题的厘清,有利于我国未来在探索难民保护的区域合作中把握好方向。     

论国际难民保护政策的发展演变

难民问题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在西方民主国家建立与难民有关的国际组织之前,各种宗教组织以及古代统治者已根据自己的规范和信仰为逃离迫害之人提供庇护,以色列的《旧约全书》最早提到了"难民"一词,并对难民的定义有所涉及。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和联合国难民署在冷战期间的作用和角色也严重的受到西方民主国家的支配和控制,使其难民政策带有浓厚的政治特征,成为西方国家的重要政治工具。     

互联网与中国社会抗争的离场介入——基于“乌坎事件”的实证分析

在互联网时代,社会抗争的行动者已呈现多元化,包括直接参与者、在场旁观者和离场介入者,离场介入者尚未引起国内研究者的注意。通过对"乌坎事件"的个案研究发现,离场介入者并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同在场抗争者具有互动关系的行动者。离场介入者对抗争事件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离场介入者借助多元信息渠道获取话语权,对在场社会抗争诉求与议题产生影响,在横向和纵向上扩展抗争空间影响社会抗争进程,从而具有间接塑造抗争剧目、避免过激行为、平衡在场抗争各方力量的作用。研究表明,离场介入是现阶段中国社会抗争的一种新动向,同时也是研究社会抗争事件不可或缺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