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解冻——《海上赤潮——我的记者生涯》连载之五

经过十年连续不断地批判俞平伯、批判马寅初、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特别是反右派、反右倾,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大都变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年知识分子也是要边改造思想边使用,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有一批被打成右派。50年代末,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已呈现万马齐喑的可哀、可悲的局面。     

再论“下沉的声望”——从公共知识分子与媒介知识分子的角度

知识分子声望下沉所造成的媒介形象危机引人关注。从知识分子理论角度看待这一问题有别于社会学视角的分析。放眼天下、勇于承担公共事务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现阶段渐行渐远,甚至于消逝;而放弃或让渡学术自主性、乐于与媒介合作的媒介知识分子则在技术与信息时代大行其道;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与构成的改变是知识分子声望下沉不可忽视的原因。     

变革年代的知识分子：“批判”与“背叛”——从报禁开放与前苏联体制的终结谈起

本文从报禁开放与前苏联体制的终结谈起,试图将＂批判＂置于历史之中,置于＂批判的主体——知识分子＂之中,去认识掌握着＂批判＂工具和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对时代变革和历史变迁进程产生的重要影响,分析苏联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变革年代从＂批判＂走向＂背叛＂的历史原因。借以管窥变革年代的知识分子重蹈＂激进＂如何成为可能,以及手握＂批判＂工具的知识分子在理性与激情之间应如何自处。     

论新闻工作者的知识分子属性

对知识分子的准确定义尚有争论,但对知识分子所应当具有的批判意识及其所代表的社会良知却毫无疑义。新闻工作者无疑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样一个以新闻来表达思想的时代,公共性、独立性和批判性是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质。     

在向阳湖的难忘日子

知识分子下基层体验生产劳动并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原是大好事,也是人人都会拥护的事.可惜那时这种好事却并非出于自愿,不是硬往下赶,就是用形势来逼.1958年右派下去固然是惩罚,但毕竟还只限于不够驯服的一部分知识分子 1969年9月的“五七”干校,强制面就更广了,几乎是全体,而用意也更为深远:要一个不剩地把知识分子从上层建筑中赶出去,以确保那一帮人的江山永不变色.     

"公共知识分子"、"传媒知识分子"与"节目专家"--传媒时代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关系探析

大众传媒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引起了学界关注。本文认为布氏“电视知识分子”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现代社会二者之间的全部关联现象。作者结合中国国情，指出传媒时代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之间存在三种关系：“公共知识分子”、“传媒知识分子”、“节目专家”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各种知识分子的判定标准，并简略分析了各类知识分子对大众传媒的影响。指出，一味地批判并不代表公允，正确的态度是区别对待。对于“公共知识分子”和“节目专家”，应从道德上鼓励，制度上保障。对于“传媒知识分子”，则应提倡学者及传媒自律，并从法律上保障相关制度的健全。     

罗隆基：至今仍未平反的“大右派”

罗隆基,一个闻名全国的＂大右派＂,他是至今仍未得到平反的右派。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罗隆基是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学教授、政治活动家、民盟主要领导人之一……1949年至1957年,罗隆基是新中国的政府官员,他是民盟中央副主席、政务院委员,1956年曾任森林工业部部长。1957年,罗隆基所有的政治身份全部褪去,只剩下一顶＂大右派＂的帽子。一个天生热衷从政的人,最终被政治风浪吞没。这是他无法摆脱的宿命。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图书馆认同变迁研究——基于《读书》杂志（1979-2009）的文本分析

以书为媒,知识分子与图书馆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通过对<读书>杂志30年来所刊载的与图书馆相关的1047篇文章进行分析,发现"阅读情结"一直是维系知识分子图书馆认同的核心因素.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思潮变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图书馆认同的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思想自由的认同",到"以人为本的认同",再到"民主保障的认同".在与社会互动推进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进程中,展示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勇于解放思想、兼济天下、敢为人先的时代精神.     

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方向

一伟大的反右派斗争给中国青年报全体人员的教训是终生难忘的;它对处在矛盾斗争最前方的记者说来,更为深刻.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不仅使我们这批青年记者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吸取了有益的教训,而且找到一个根本的政治方向,一条把自己培养成无产阶级新闻战士和红色记者的正确道路.二反右派斗争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是要作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和红色记者,必须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与党性.     

新书推荐

作者是一位曾经被“双开”的知识分子“老右派”,他在作品中回顾了自己在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的经历。     

浅析媒体知识分子及其公共性的重建

知识分子的本质在于公共性,其存在是历史的、动态的,不同时代和地域的知识分子既有共性,也有特殊性。知识分子不是一种固定的身份,而是一种社会角色的扮演,判断知识分子的标准主要看其在公共生活中的现实表现。媒体知识分子如能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为公众利益代言,就可视为公共知识分子。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产生是随机的,取决于很多前提条件,而且与规范的知识分子概念仍有差异。重建媒体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最终取决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改变。     

丧失了诗意的知识分子

法国给我们提供的政治文化营养，或许丝毫不亚于英美和苏俄，至少“左派”、“右派”和“知识分子”这些词汇，同《国际歌》里的“英特纳雄耐尔”一样，均源出法语。令我们深受感染的，还有法国人对观念之争的迷恋。     

好莱坞,媚俗还是先锋

看看中国社会一些地方的世道人心,看看中国的电影现状,我坚称,好莱坞在我们这里是一种先锋艺术,值得好生琢磨一番在大部分西方左翼知识分子那里,好莱坞是批判大众文化的终极标靶,它被当作通俗、媚俗、回避现实、粉饰现实的同义词,这里的"通俗"一词十分接近"庸俗"的意思。在西方,发端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批判或许有警惕"娱乐至死"的功效。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和精英学者也接过了这一批判利器,十分时髦而又安全地对"文化工业""好莱坞模式"、普世价值等概念和文化产品进行口诛笔伐。在引进大片的初始阶段,就有学者惊呼:"中     

1957年图书馆界右派的言论及遭遇

1957年5月,中共中央号召知识分子向共产党鸣放各种整风意见,图书馆界专家也被动员起来公开表达意见与建议.但6月8日之后突如其来的反右斗争,竟致数十万知识分子因言获罪,一批图书馆界专家也未能幸免.被打成右派的图书馆专家从此开启了悲惨的人生命运.他们的经历从一个侧面说明,1957年作为一个分水岭不仅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命运,更是荡涤了知识分子的人格与精神,中国图书馆事业也因此受到损失.     

电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重建

大众媒介的市场化发展和技术普及,导致了传媒在公共领域中的功能发生转型,使得整体上中国媒介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异化的媒介知识分子形象。其中,电视知识分子即是近年来被批判的主要群体之一。电视知识分子通常与电视媒体结成"共谋"关系,因此缺乏就公共议题独立发声的诚意和普世情怀。结合中国目前的传媒体制及政策,电视谈话节目借助自身的独特优势已经开始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文章旨在通过对凤凰卫视已开播十余年的谈话类节目《锵锵三人行》进行案例研究,从电视知识分子和媒体各自的角度探讨如何重建电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     

观点集萃

当代中国要警惕反智主义反智主义就是知识扯淡、知识分子臭老九或知识分子狗屁主义。个人智性生活上的反智主义,可能让你生活得更有价值。有许多知识,人人认为正     

电子复制时代的知识分子

传播媒介遭到知识分子的疑虑和挞伐古已有之,而布尔迪厄则更直接地表达了对电视的不适感.知识分子让渡给电视的只是自身的媒介镜像,知识分子并不等于知识分子的媒介镜像.由于电视创作集体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与知识分子着力研究的专业问题鲜有重合之处,走上电视的知识分子只会就节目中所涉及的问题提供一些思想的"边角余料",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只是在匆匆浏览一些相关内容之后便开始了"电视言说".走上电视只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人去完成社会责任,而非作为一个知识人去完成文化责任,而后者才是知识分子得以安身立命、识别自身社会身份的寄托所在.     

民国时期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也有影响——与许纪霖先生商榷

在中国知识分子研究领域,许纪霖先生成就卓著。一方面,他＂解剖麻雀＂,从一个个具体的个案出发,为我们呈现了具体生动的知识分子群像;另一方面,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他从代际传承的角度出发,提出了＂20世纪六代知识分子＂的概念,为我们研究知识分子提出了新视角与新坐标。不过,许纪霖先生在研究民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时,尤其强调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受拉斯基影响所形成了民主社会主义传统,似乎忽略了哈耶克对民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新闻界动态

系统地和全面地批判旧大公报为了配合反右派斗争,大公报领导方面决定对旧大公报进行系统的和全面的批判,目的是使人们再一次认识旧大公报的反动本质,并且拿来教育内部的工作人员.十月初立专业小组,召集了两次座谈会,草拟计划,集中资     

知识分子的真挚友谊——话说傅斯年感人肺腑的一封信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中颇有一些“怪人”。其实这样的“怪人”无非是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的学者、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构成了民国知识分子色彩斑斓的群像。傅斯年就是其中一位,是20世纪中国社会舞台上一个颇有影响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