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江南与福建广东的经济联系

明清时期,江南与广东福建两大经济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有着极强的互补性.江南需要广东或福建的木材、纸张、染料、烟叶、食糖、花果、铁货、洋货、南货等商品,广东或福建需要江南的棉花、棉布、生丝、丝绸等大宗工业原料和产品.通过经由浙东或江西或安徽的三条内地商道和沿海的一条商道,江南与广东福建之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经济联系,而且华南与华北之间的商品流通,通常经由江南转输,从广州出口在国际市场享有盛誉的丝绸、棉布等大宗商品,也主要来自江南地区.而沟通两大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主体,来自广东福建各地的地域商帮有着压倒其它地域商帮的绝对优势.     

试论早期欧亚大陆的丝绸贸易——以丝路沿线的主要国家为中心

匈奴帝国对汉帝国的军事压力,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互补和排斥是欧亚大陆丝绸贸易形成的主要原因。西域诸国单一的经济结构,使西域国家和商人充当了陆路丝绸贸易中介和转运的角色。同时由于印度社会对丝绸的需要和其地理位置,使印度成为欧亚大陆丝绸贸易的海上中转站。丝绸贸易的中介国家可以凭借地利和地域优势,靠丝绸贸易敛财,使丝绸贸易呈现出不平等贸易的特征。由于贸易路线上的大国的政治军事势力不断变化,从而使中介国家和地区深受影响,成为威胁欧亚大陆丝绸贸易正常维系的重要原因。     

论早期罗马帝国的东方贸易及其社会文化影响

本文以跨文化的视野,考察了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罗马帝国对东方的陆路和海上丝路贸易开拓发展的历史背景、状况和社会文化影响。罗马帝国早期,征服战争中获得的大量财富、地中海地区的和平稳定、道路与港口的建设、城市化运动过程中境内各地区联系的加强,以及季风规律的认识与运用,为罗马从事远距离的东方贸易准备了条件。古代丝绸之路连接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和北非,是路途漫长的东西方商业网络通道,其贸易更多地呈现出商人分段控制的特点。处在西端的罗马帝国虽然曾与东端的中国汉帝国有过直接的商业联系,但它更多地是通过埃及、阿拉伯、印度、帕提亚、中亚等地的商人间接地获得中国的丝绸等商品。罗马帝国与东方多个国家与民族进行的丝路贸易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文化影响,它改变了罗马人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产生了对丝绸和中国的初步想象;罗马帝国的东方贸易与古代丝绸之路上其他国家的商业活动一起,促进了丝路上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和宗教的传播;古代丝绸之路上佩特拉、帕尔米拉等城市作为商业中心在丝路贸易和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过,古代丝绸之路上蔓延的传染病也对从事东方贸易的罗马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元代河西回回人经济活动论析

元代河西回回人突破了以往单一的跨境贸易模式,以军士、工匠、官宦和商人等不同身份从事着以农业为基础,经营商业,兼有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多样化的经济活动,基本形成了以农为主、以商见长的复合式经济结构。这主要得益于河西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元代特殊的政策环境和时代背景,元统治者重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性引导,方便交通的驿站制度、兼容并蓄优待回回人的宗教政策以及其本身不善理财等民族特点,为原本具有地域优势的河西回回人提供了空前活跃的经济活动舞台。     

抗战时期徽州社会环境变动与区域变迁

明清以来,徽州本土与江南各地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局面,徽州本土走出去的商人为江南地区的发展补充大量的人员和一些徽州本土的物产,而江南各地则为徽州本土提供各种日用必需品。随着抗战的爆发,徽州凭借山川阻隔,置身敌后,成为当时东南战区的大后方,皖南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江南地区相继沦陷后,徽州成为孤悬江南的最大国统区,其周边地区沦陷为敌占区,物资交流异常困难,使得原先的良性互动局面遭到严重的破坏,对徽州地域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汉代地域性豪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性——以关东、关中、江南及西南豪族为中心

作为汉代以来地域性豪族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东、关中、江南以及西南等地的豪族,在结构、形态等方面都表现出某些相同或相近的特点,但是由于不同地域社会、经济、文化的构成状况与发展方向不尽相同,从而导致各地豪族在形成时间、来源途径、发展演变特点等方面形成诸多差异。尽管这些差异并不影响豪族本身所具有的形态特征,但它不可避免地造成豪族地域发展的不平衡,豪族在地方社会变迁中的不同作用和影响,对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予以充分重视。     

清代前中期东北的沿海贸易与营口的兴起

清代东北的沿海贸易始于康熙中叶,乾、嘉年间得到长足的发展.东北向南方输出的主要是大豆、杂粮等农副产品,从南方输入则以棉布等手工业品为主.营口是随着东北沿海贸易的发展而兴起的港口城镇,清代中叶逐渐取代锦州成为东北沿海税收额最高的海口.鸦片战争后营口成为东北第一个通商口岸,完全是由于它当时在东北沿海贸易中的地位.     

晚清潮州商人的慈善活动——以陈雨亭为例

晚晴潮州商人和商人团体的慈善活动除了社会救济,还有兴办新式学堂和捐助医院等公益事业。以商人为主导的潮州慈善事业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汕头开埠后,西方事物和西式慈善理念的传入极大地影响了商人的慈善活动,陈雨亭是晚清潮州巨商,他的慈善活动展现了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的嬗变。     

泉州安平商人的崛起及其文化精神

泉州安平商人因其所在地理条件的优越,唐代就已远出经商。安平商人既从事国内贸易,又从事海外贸易,行商区域遍及祖国大江南北、海外各地。安平商人经商特点有:以农为本,农贾兼业;贾儒兼营,从儒入贾。文化精神体现为善用智力经商,临财有信、拾金不昧,勤俭节约、乐善好施等。     

借盛泽地域文化促高中生语文学习品质提升

正一、盛泽地域文化盛泽地域文化丰富,每种文化都有着其自身特殊的内涵,丝绸文化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种。在盛泽的历史上,读书人很多,商人也很多,他们以织缣贩缯为业。很多商人都是出身官宦之户、书香世家,他们既做生意,同时也不断地学习,从而传承自己的地域文化。所以它是积极的商业文化,所谓"多金商贾尊",表明了商人追求利益的特性,但这不是盛泽商人的重点,这里的很多有成就的商人往往都是"儒商"。     

中日丝绸业的逆转与东海丝路的兴衰

中日丝绸交流长达两千余年,一直是东海丝路上的主角。日本通过持续不断地学习中国先进的蚕丝和丝织技术,为本国丝绸业的迅速发展乃至后来居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从15世纪起,日本利用明朝海禁导致国内市场扩大而放手发展丝织业,又因进口生丝造成白银大量外流而努力发展蚕丝业,从而建立起"养蚕——缫丝——丝织"完整的丝绸生产体系,彻底摆脱了对中国丝织品和生丝原料的依赖,最终使东海丝路因丝绸贸易日渐萧条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保持科技优势以掌握国际贸易主导权、通过双向交流以确保国际贸易航路长盛不衰,应是我们在重建海上丝绸之路时予以汲取的宝贵历史经验。     

浔商对近代浙北民族企业的开创及社会影响

近代浔商因组织湖丝经出口外销而致富,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投资于新兴的经济领域,在杭州、湖州、嘉兴等地,创办了一批早期民族企业,奠定了浙江、特别是浙北近代丝绸工业的基础,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还引进吸收了欧美先进的技术设备,消化吸收了西方企业的经济理念与经营方式。浔商自身也在创办早期民族企业的过程中,完成了从商人向近代民族资本家的转化。     

晚明福建与江浙的区域贸易

明代福建与江浙之间区域贸易相当发达。江浙向福建输出生丝、绸缎、棉花、棉布、粮食等项商品，福建向江浙输出荔枝、龙眼、柑桔、木材、夏布、纸张及海外贸易中获得的白银。双方经济的发展。都有赖于对方的市场、原料和资本。而其依赖程度之深，早已不是可有可无的。在对晚明福建与江浙区域互动的考察中，我们已可看到中国近代化的一些端倪。     

清代民国时期南丝绸之路上宜宾的蚕丝业

南丝绸之路上的宜宾具有栽桑养蚕的良好自然条件,蚕丝业是清代叙州府长期以来传统性的一项重要产业。清代民国时期宜宾是四川重要的生丝原产地之一,是南丝路上生丝和丝制品重要的购销集散中心。但至清末,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宜宾蚕丝业远远落后于近代丝绸工业化生产的需要。为了适应南丝路上国际贸易的要求,民国时期宜宾以筠连为中心进行了蚕桑改良;云南商帮进入宜宾开展丝茶贸易,投资发展蚕丝业,也为宜宾蚕丝业注入了活力。清代民国时期宜宾蚕丝业为川滇经济的发展和古南丝路的复兴做出了贡献。     

新课程 新理念 新试题

1．唐朝时,有一位外国商人来到长安,他可能①遇见波斯商人②与西域商人谈丝绸生意的经营③参与引进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的贸易活动④看到来自波斯的乐师和舞者深受人们的欢迎     

近代潮汕海洋文化特征的形成与发展

潮汕是近代中国从大陆经济大陆文化走向海洋经济海洋文化的缩影，在20世纪30年代，潮汕社会近代化达到了颠峰，其中的重要原因和启示就是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文化内部结构与层次发展的协调性，实现了文化发展的内外部生态平衡。海外的潮州商人在发展中逐渐形成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的海洋文化特色。     

从平城到洛阳:北魏丝绸贸易与佛教兴盛关系略论

5世纪后期,欧亚大陆丝路东段的商胡与僧侣、教团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北魏灭掉北凉后,丝路东段贸易中心从河西姑臧转移至平城,河西佛教僧团也一并移到平城,丝绸贸易和大兴佛事对物资的消耗是北魏迁都洛阳的重要经济因素。北魏迁都洛阳后,大批西域商胡来到洛阳从事丝绸贸易,而洛阳的北魏工商货殖之民与官僚权贵从繁荣的丝绸贸易中赚取了大量财富,他们随之将赚取的大量黄金珍宝等投入到兴造寺塔等奉佛活动中,使洛阳和中国北方佛教大盛。而西域商胡、北魏各界投入到奉佛活动的大量黄金等贵金属物资,与欧亚丝路西段拜占庭、波斯、嚈哒及粟特商胡间的战争和经济往来有密切关系。     

唐五代海上丝路研究的若干问题补论

本文补论三个问题:一、认为汉唐以来海上贸易地点是从南往北位移的,唐五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除广州外,其还没有相对固定的"始发港"和"终点港"。二、唐五代与南海诸国贸易的主要问题有:1.唐五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段航路以"广州通海夷道"所记的航线为经常性航线;2.唐五代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行,仍以天文导航为主,指南针只是辅助导航手段;3.8至10世纪波斯、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等组成的"波斯舶",经营着中短途贸易、转口贸易;朝贡贸易带动了香料贸易,也成就了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三、海上丝路开通之日,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开始之日。佛教、伊斯兰教等相继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岭南、江南,随之而来的是阿拉伯、印度、南海各国的音乐、绘画、雕塑、文化习俗,也渐渐浸染岭南、江南。     

明清时期平定商人的发展与转型

在明清晋商的五百年辉煌中,由于地缘优势、资源禀赋等因素,山西各地商人兴盛的原因、衰落的历程并不相同.作为晋商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平定商人,不仅利用其地理、资源等优势,开拓与京津等地区的贸易,而且在时代变革中积极进行产品以及产业的转型,从而成为整个明清晋商中独具特色的一支力量.     

明清徽商与江南棉织业

一明清时期徽州商人对经营江南棉布贸易是十分重视的。嘉靖时歙人程澧多年闯荡江湖,对全国各地市场形势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摸索出一条经商的经验:“东吴饶木棉,则用布;维扬在天下中,则用盐策;吾郡瘠薄,则用子钱”。事实证明,他这种因地制宜的经商方式,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生财之道。“诸程聚族而从公,惟公所决策。……行之四十年,诸程并以不貲起,而公加故业数倍,甲长原”。在明代徽商中采取程澧这种经商方式的人并非罕见。歙人潘次君也同样“以盐策贾江淮,质剂贾建业,粟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