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市长“撵”记者

针对我国新闻宣传中存在的“会议新闻多、领导人活动报道多”的现象,湖南省常德市的市长,在一次工作会议前,一反“常规”,毅然“撵”走了前来采访的一名电视记者(见4月8日人民日报),其言其行,难能可贵。由此我想,如果其他一些地方的领导人也能像这位市长那样,从我做起,支持和推进新闻改革,“会议报道太多太乱、领导都快成电视明星了”的状况,无疑会有所改观。     

悉心留意 大有文章

“单位天地小,没什么可写的。”这是我听到一些业余通讯员的叹息。的确,业余通讯员没有记者那样好的条件和那样多的报道线索,但是,业余通讯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容易掌握第一手材料。我的体会是,只要细心观察,善于发现,就会捕捉到不少可写的事。1986年3月下旬,我去朋友家玩,听说该村一位老汉在县城治病期间,认了一门城里“亲戚”。我觉得新鲜,便去采访了当事人。原来这位老汉患     

“走转改”最终要落脚到改文风上

去年12月初,我到清镇市暗流乡进行“走转改”,在农家住了两个晚上。回来写了《山那边,一条有节奏的河》一稿,刊载在12月14日的贵州日报报10版。参加集团举办的7次“走转改”培训班,以及这次蹲点采访的经历,使我对“走转改”活动有了更多的自觉。自觉,不仅仅是指自觉性,我认为,它更多地是指自身对业务上的反思,以及由此而来的体会和感晤。     

难忘的黔边行——回顾24年前的一段采访经历

贵州，像一颗绿色的宝石，镶嵌在祖国的大西南。它显得那样神奇、那样令人神往。但贵州与湖南、四川、广西、云南接壤地区，偏僻落后，过去很少报道。为了转变观念，让沿边人民放开手脚，顺着江、顺着河、顺着山区公路打出去，把黔边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1985年2月，报社决定派我和刘庆鹰同志两人分头沿贵州进行《黔边行》采访。     

为民说话 经典流传——四次“续访”新闻前辈作品的采访感悟

<正>“还记得,当年两位新华社记者来我们家采访,那时我16岁。”个头不高、脸庞黑里透红的李安胜走出家门,微笑着迎接前来寻访的我们。这是2021年下半年,一场穿越40年报道寻访中的场景。李安胜是当年新华社《春到上塘》报道中农民的儿子,而我们是新华社江苏分社的后辈记者。冬阳下苏北乡村的这温暖一幕,时常回荡在我脑海中。三年多来,我对新华社在贵州和江苏四篇有重大影响的经典报道,     

让医学科技新闻更“好看“

一位科普作家说过:“没有枯燥的科学,只有枯燥的叙述”。那么,如何让医学科技新闻更“好看”一点呢? 一、学做“全科医生”,重视写作技巧 平时多积累、采访多挖掘是写好科技新闻的前提和基础。作为一名科技新闻记者,平时要注重科技知识的积累。从事医学科技报道的记者要像“全科医生”那样学习各学科医学知识,不断积累,在采访时能与专家“对话”,从而发现和获得大量的、有     

一篇报道引出扶贫攻坚的新话题

去年盛夏的一天，贵州电视台青年记者韩雪莉、姜卫东打电话给我，说台里正在组织策划制作我省新阶段扶贫攻坚的电视专题片，想约我谈谈当年采访惠水县摆榜乡贫困情况的报道，并且说那篇报道拉开了我省“新世纪新一轮扶贫攻坚战的序幕。”听他们这样一说，让我实在是受宠若惊。     

通讯员要注意学习

我常听到一些通讯员说,写稿子,实打实地写就行,不像作家写小说那样去描绘广阔的生活面,需要丰富的知识。其实,通讯员知识面是否宽阔,对所写稿子的质量有着很大的影响。为什么说通讯员只有掌握多种知识,才能胜任新闻报道工作呢?这是因为:其一,通讯员采访往往要和各个方面的人打交道。只有知识广博,上那“山”会唱那“山”歌,才能同各种采访对象“谈得来”。其二,通讯员写稿不只是专写某一个     

建立采访“根据地”大有益

从1956年以来,我一直坚持为报社、电台写稿。30多年间,我走遍了全县40个乡、700多个行政村,并从中选择了山区、平原等不同类型的20多个典型,作为我的采访“根据地”。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建立采访“根据地”大有益。有了“根据地”,不仅有采访不完的新闻线索、写不完的报道题材,而且能写出有价值的新闻来。1984年春,我在夹河、拾屯等“根据地”采访,跟随个体户拉石头、运沙子,了     

对“新闻有时也可以引人发笑”一文的意见

读新闻业务1957年第七期施诗同志写的“新闻有时也可以引人发笑”一文后,我感到在目前我们的新闻事业中,还不必把精力时间、浪费在为了引人发笑而云采访些像“巨人罗巴特的故事”那样的趣闻上面。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标新立异地报道人类生(?)上不正常的现象的新闻,是资产阶级的新闻学关于社会     

怎样写采访札记

采访札记,是近十几年来在新闻界发展起来的一种报道体裁。所谓采访札记,其特点是“札记”二字,要求把新闻采访中所见、所闻、所感择要记录下来。这么说,并非是有闻必记,也得提炼出一个报道主题去写作。它的写作虽然接近记者来信,但从组织结构到文字表达又有不同;有些类似通讯写作,不过也有区别,没有通讯写作那样的规范。近些年不少报纸上还出现采访笔记、采访杂感和采访见闻录等写作形式,从写作的基本要求来说,均可归入采访札记这类报道体裁之内。采访札记这类体裁,一般多属于问题性报道。它的写作,关键之一是选择能引人深思的新闻事实(包括新情况或新事件等)。     

我写长城二十年

改革开放20年,我正好在延庆县当了20年县委通讯干事。举世闻名的八达岭长城就在我县境内,它像一座富含百宝采掘不尽的新闻“富矿”,20年来我到实地采访不下千次,从中采写出较好的新闻作品近百篇。 1984年9月,邓小平同志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这一题词经各新闻媒体报道以后,在海内外激起了强烈反响。当时并不富裕的贵州人民率先响     

有感于市长“撵”记者

针对我国新闻宣传中存在的“会议新闻多、领导人活动报道多”的现象,湖南省常德市的市长,在一次工作会议前,一反“常规”,毅然“撵”走了前来采访的一名电视记者(见4月8日人民日报),其言其行,难能可贵。由此我想,如果其他一些地方的领导人也能像这位市长那样,从我做起,支持和推进新闻改革,“会议报道太多太乱、领导都快成电视明星了”的状况,无疑会有所改观。毋庸讳言,由于受历史条件和其他因素的制约,我国的新闻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仰赖某个领导人的意志所能实现的。因此,在充分肯定那位市长在会场“撵”记者的举动后,需要提醒的是,倘若我们把“减少会议报道、减少     

写好批评报道要掌握第一手材料

批评报道因其有较强的针对性．往往采访对象由于怕“家丑”外扬。而千方百计地阻挠采访。或是一问三不知，或是推三阻四。而作为新闻单位的记者在采访时受其工作特点的限制．不可能像公、检、法、司那样去依法采取非常手段调查取证，这样很难掌握第一手材料。那么在写批评报道中．怎样才能打开突破口．使采访能够顺利进行．完全掌握第一手材料，写好批评报道呢?我认为以下三点能够对采访有所帮助。     

以平常心态采访领导

搞报道通常要求领会上情,了解下情。这就需要报道员采访上级领导。可许多报道员不愿采访领导,或见了领导就发慌。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存有“怕稿子写了发不出来不好意思面对领导”、“因领导工作忙采访怕打扰”、“领导平时管理严不敢近距离接触”等思想。久而久之,采访领导就成了部分报道员最挠头的事。从一名报道员成长为一名副营级报道干事,我既采访过列兵也采访过师以上领导,回顾起来体会有三：     

纪录片中的提问采访

近年来,随着纪录片在我国的蓬勃发展,关于纪录片创作手法的讨论多了起来,纪录片中的采访也是讨论的焦点之一。这里所说的“纪录片”是纯粹意义上的纪录片,不包括深度报道、专题节目、纪实性栏目等。“采访”是指拍摄者直接向被拍摄者提问,并将这些素材编进片子里,这种采访我称它是“提问采访”,以区别于新闻学上广义的“采访”。至于拍摄者深入生活,了解情况,做案头准备等,这些活动毫无疑问是必需的。这里要讨论的是:在纪录片中,编导能     

贵州采访半年

在多山多雾的贵州,我度过了1958年的下半年。七月初进入贵州。火车从广西北部翻上贵州高原,沿途尽是山。从车窗外望,只见山套山,山连山,山巅深谷,云雾迷漫。在火车经过的一个路旁小山村中,我最初看到山区人民怎样地生活。这个小山寨只几户人家,山寨入口处竖起了松柏牌楼,牌楼正中嵌着“跃进门”三个大字,两旁有红色对联。寨前梯田重叠。玉米稻谷茂长,田坎上插有小红旗。这种景象告诉人们,大跃进的激流,席卷了这个小山村。为了农业增产,这里进行了评比,小红旗就是标志。“刀耕火种”、“轮歇游垦”的耕作方式已经成为历史陈迹。解放前的贵州,历年来是严重缺粮省份,可是解放以来,贵州粮食年年增产,1958年每人每年有粮达一千二百三十五斤。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     

在长征路上汲取力量

8月1日,我乘坐沪昆高铁,第一次踏上贵州的土地,开始了长征沿线省级党报联盟“重走长征路”大型采访贵州段的活动. 一到贵阳,未作停顿,我随贵州日报同仁便直奔黔北重镇——遵义市.要知道,此次采访的重头戏几乎都在遵义地区.1935年初,对红军长征具有决定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遵义,也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区.     

星期天的业余记者

每逢星期天,我总会象专职记者那样,一本正经地去抓新闻线索、采访,简直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业余记者”。早先,我对记者总是感到神秘,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为“无冕之王”。然而,命运却把我安排在物资的天地里,我成了物资一兵。尽管我在单位(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西安公司)有一个令人称羡的工作(人事劳资),然而我天生喜欢新闻工作,于是我想到了星期天,那是我自由支配的天地。我是1985年初开始学习新闻写作的。尽管我“热”得象一团火,业余采访,酸辣苦甜都尝尽。一次,我去陕西咸阳市采访中国外运总公司陕西省分公司咸阳外贸车队“建立了信誉卡制度”,当时,我只顾采访,竞误了市郊火车,焦急之余,一咬牙叫了辆“出     

他为什么怕见记者

在纪念“天安门事件”十周年前夕,我去采访当时的风云人物王立山,他是“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一诗的作者。交谈中,我发现他总是搪塞,不肯多说。于是,我准备和他东拉西扯,想在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