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困惑--论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

我国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在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种种弊端．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现才真正符合诉讼法的规律，并体现中国诉论模式改革的基本方向。因而，法律真实理当取代客观真实成为中国刑事证明的标准。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浅析--以我国刑事诉讼法"案件事实"为视角的分析

目前刑事诉讼法学界在证明标准问题上存在着“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争论。本文从认识论、价值取向与现实分析三个角度对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进行论述,认为“客观真实”观存在诸多的不合理之处,而“法律真实”观既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又符合我国当前主流诉讼价值观的要求。因此应提倡以“法律真实”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法律真实论"与"客观真实论"关系新探

近年,法学理论界对刑事证明标准展开探讨,形成两大观点:法律真实论和客观真实论。两种观点对刑事证明标准见仁见智。其实,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原则性分歧,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     

论现代小说虚构的主观真实性问题

人们历来对小说的虚构讳莫如深，“真实”、“真实性”之类的概念充塞着小说理论，批评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一部作品的成败得失。我国在20世纪中期，这种对“真实”的崇尚发展到了极致。现代小说家们对“虚构”进行了重新认识和定位，理直气壮地为“虚构”正名。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对客观现实存在的模写，把虚构推到了一个极端的位置上，并转向从内心世界开掘主观真实。现代哲学为现代小说虚构的真实性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支持。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学界和实务界争议的问题之一。随着刑事诉讼传统证明标准弊端的不断暴露,近年来学界出现了各种学说,归纳起来有:客观真实说、实质真实说、法律真实说、相对真实说、两个基本说等观点。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有利于找到重构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的新路径。     

从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公证真实性标准的变迁

真实性作为公证的重要标准,贯穿于公证制度的始末,但真实性毕竟过于宏观、抽象。客观真实是早期真实性的主流观点,并为我国《公证法》所采纳,客观真实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着诸多缺陷。法律真实以其自身的优越性,逐渐被学者和实务人员所认同。法律真实需要在公证整个过程中得以体现。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即控诉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法律规定的程度.“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该标准片面强调客观真实,忽视了认识的主观性且不够明确、具体,缺乏可操作性.建议我国应建立较为科学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变化谈民事检察理念

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一直以‘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审理民事案件。《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实施后,人民法院以‘法律真实’标准审理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的民事审判监督理念应根据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既要坚持‘客观真实’标准,又要尊重‘法律真实’标准。     

主流与支流:对美国侦查陷阱的标准的考察

本文将首先对侦查陷阱的内涵作出鉴定，并对侦查陷阱和诱惑侦查加以区别，以期读者准确理解笔者的意思；其次对美国诱惑侦查和陷阱抗辩中的主要判例进行比较详细和深入的介绍，以期读者对美国诱惑侦查和陷阱抗辩有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最后对美国侦查陷阱的标准进行考察，澄清部分学者关于美国侦查陷阱的标准的错误观点。     

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理论基础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以客观真实为其理论基础还是以法律真实为其理论基础,这种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随着探讨的不断深入,更多的学者开始接受法律真实的观点,但是客观真实的理念仍然有其价值。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都是不可抛弃的,应当辩证地来看待这两种理念。     

论确立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

作为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发源于英美,如今已成为许多国家司法改革的目标.在我国实行证据展示,不仅是实现司法公正和正确适用法律的需要,也有利于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检察机关履行职责,提高诉讼效率.我国应尽快完善立法,确立有中国特色的证据展示制度.     

中国移植美国域外证据开示程序相关问题探讨

证据开示程序因其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促进和解、保证司法公正等优点,为多国仿效并移植;中国的诉讼体制环境、民族文化特点和司法制度等异于美国,特别是现代法律文化尚不成熟,目前还不具备移植条件。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思考

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不仅涉及相关的诉讼理论和原则,而且与诉讼实践紧密相连.本文探讨了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反思与检讨了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证明标准,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     

"五听":中国古代断案的心证运用

自由心证在中国古代断案中被广泛运用,主要是由于中国古代的轻人权的法制环境、对理想断案主体的高度确信,以及古人对于人性及其认知途径的理解等使然."五听"断案就是中国古代"自由心证"的典型应用,这一传统对于今天我们借鉴"自由心证"的积极作用仍然很有意义.     

宋代诉讼证据辨析

在宋代司法审判中,由于证据是认定案情、适用法律、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所以非常重视收集、保全和运用证据。为确保证据的可靠性和公正判决,尤其重视对言词证据、书面证据、实物证据的审查和辨验。在辨析和运用证据中,宋代已积累了丰富的鉴别真伪的经验,对今天的司法审判亦有启迪意义。     

从《大江东去》看反腐题材电视剧对培养理论的应用

美国传播学家格伯纳认为电视文化可以培养和建构受众的世界观，使受众的主观现实更接近于电视媒介提供的符号现实，而非客观现实。格伯纳的该研究被称为培养理论研究，是一个著名的思考和探讨大众传媒影响力的研究范式。以《大江东去》为例，论证我国反腐电视剧如何构建“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秩序最终都会被恢复”这样一个“符号现实”，将观众对腐败问题的认知即“主观现实”引向了一个相对安全和符合主流的方向，而不是陷入“客观现实”之中。     

论刑事诉讼中的口供

在刑事诉讼中,证据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其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口供是判定犯罪嫌疑人罪与非罪的重要证据。本文主要阐述口供的收集、审查和适用,以期提高破案效率。     

客观真实是诉讼证明的终极目标——诉讼证明标准之理性分析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科学地界定什么是客观真实,指出诉讼证明标准——客观真实。客观真实是指:主观上裁判者依法据以裁判的、形式上符合法律要求的、客观上与案件有关的并能再现案件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分析了客观真实在神示证据制度、自由心证制度和法定证据制度中,始终是诉讼证明追求的基本理念和终极目标,并在现实三种证明模式之批判基础上,认为我国的诉讼证明追求的理念和目标应是客观真实。     

一致或偏离:阶级理论与基层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以江西石城为例

本文选择了宗族较发达的江西石城为个案,以乡、村两级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基层土改中的阶级划分标准、土改理由与中共的阶级理论之间关系。至于阶级划分标准,中共强调的是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及其使用关系;土改一般是以乡或村为单位,乡、村的土地分配状况地区差异较大,基层的阶级划分标准与中共的或一致或偏离。总体而言,基层遵循了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为阶级划分的标准,只是一些"无地主或富农"的村庄出现了"拔高"阶级成份现象。面对"偏离"时,往往是"客观性现实"服从"表述性现实",出现了划分标准的政治化、主观化。至于土改理由,中共认为是"两极分化严重";而在基层,"有(大)地主"、"无地主"状况均可能存在。如江西石城"土地分散",中共要面对无"阶级敌人"可斗的尴尬,但却有大量公产的存在。基于中共关于公产的阶级剥削性的理论解释,基层土改将大量公产纳入到"地主、富农"统计。这不仅修正了基层乡村"无地主"的结论,而且使革命顺利进行。     

论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

代表人诉讼制度是我国解决群体性纠纷的群体诉讼机制,它体现了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的价值,对于群体性纠纷的解决有着其他诉讼机制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是由于其自身存在缺陷,以及司法环境不容乐观,使得该制度在实践中的适用率并不高。这就需要我们立足于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立法完善,改善目前的司法环境,促使该制度发挥其应有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