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香林的学术研究述略

本文从多方面论述了罗香林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并总结了罗香林的治学思想,以期学界更为全面了解罗香林。     

沈从文研究述评

由于沈从文及其创作本身所具有的文学研究品位与内蕴,沈从文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沈从文研究成果在范围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可观的程度。文章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至今的沈从文研究状况,分三个阶段：早期、空白期、繁荣期进行综合评述。     

平凡·执着·开拓：李敬敏学术研究述评

李敬敏先生让人素仰，源于他在艺理论与美学领域的执着追求和丰厚收获。追求真理的精神与直面现实的勇气使他具备敏锐发现与深刻洞察的能力。应用学科建设和具体的艺批评工作，也是他的治学领域。理论探讨与批评实践相结合，学术研究与高校教学紧密联系，功底扎实，学风严谨，字字不虚，这是李敬敏先生治学的特点。     

舒芜学术研究及创作述评

舒芜是一名饱受争议的学者,也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文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新旧文化的冲突、中外思潮的变革,为舒芜的成长提供了天然的土壤.舒芜在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经历的世事变迁与他的学术研究和创作的变化与成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沈从文与城市关系研究述评

随着对沈从文研究的逐步深入,沈从文与城市关系的研究开始被纳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本文通过对沈从文与城市关系研究的梳理与讨论．试图更好地为沈从文研究打开思路,获得更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沈从文新诗理论述评

沈从文是以小说、散文名世的，诗论是他作为编辑、读者的副业，却体现了独特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沈从文的诗论注重对文本的解读，注重对人的关怀，注重诗人的人格修养;可以概括为本体论、创作论、诗史诗人论三个主要方面，每个方面都体现了他对诗歌艺术的独到思考和独特的诗学品格。     

袁孝亭地理教育学术研究路径及学术贡献评析

运用学术研究路径概念,统计了袁孝亭高校任职期间（1987—2021）发表的论文,按照时间维度建立其学术研究路径、制作时序分布图,分析其学术成果的分布和变迁。袁孝亭是改革开放以后活跃在我国基础地理教育领域的一个代表性学者,利用学术树的概念统计了其个体和团队的学术体系,描绘出东北师范大学地理教育学术群落的整体景观,其论文学术领域和主题反映了我国地理教育30多年的演变历程,也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创新的时代缩影。     

学术研究与论文撰写“三要义”——论文审读有感

学术研究是人类社会由研究者来承担的一项基本活动,论文撰写是研究者的学术成果得以展示的一种主要方式,期刊出版是研究者个人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走向社会的一个重要载体.     

沈从文的文学批评思想

文学批评是沈从文文学殿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学批评不仅可以服务读者,更可以纯正文学风气。在文学批评活动中,沈从文以人性和理性为批评的标尺和准绳,在实事求是、历史主义和辩证比较评价的基础上,对文学作品进行诗意化的印象式批评。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独树一帜。     

学术研究方法在《宏观世界话玉溪》中的运用

分析了《宏观世界话玉溪》如何运用历史的、逻辑的学术研究方法，凸现了晚唐诗人李商隐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他的诗歌成为唐诗、宋诗的纽带，代表了晚唐诗歌的最高峰，是宋“婉约词”的张本。也正是历史的、逻辑的这两种方法的相互补充、相互渗透，使《宏观世界话玉溪》具有科学性、思辨性，连贯性和有序性。     

沈从文《边城》的接受研究

对沈从文《边城》的接受及其嬗变过程研究表明，对作品的理解和认识与接受环境、接受主体的期待视界有密切关系。     

南方派与沈从文

南方派起源于老庄哲学，其在文学实践上推崇自然美，认为自然美远胜于艺术美，南方文学派滋养了众多的后世文人，这些文人当中，沈从文是其中的佼佼者。     

沈从文与基督教文化

本文主要探讨了沈从文文学创作与基督教文化的复杂联系 ,认为沈从文小说以个体道德真实性的眼光讽刺了教会和牧师的虚伪性 ,同时也表现了文学与宗教在情感和审美上的相似性。基督教的《圣经》也在语言文体上给予了沈从文小说创作的诸多启示 ,尤其是《圣经》中的《雅歌》为他表现人性与神性的牧歌性提供了语言和价值资源。     

鲁迅、沈从文选择文体心理动因比较

鲁迅、沈从文都是经历过从中兴到败落的变迁的世家子弟。但因两人的家世背景、性格气质、接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使他们在文学创作上选用了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对自己的家族、自己所属的阶级，采取或负面摈弃、否定，或从正面寻觅的态度，竭力寻找过去的辉煌旧梦来与当前黑暗、污浊的现实相抗衡。     

沈从文《绅士的太太》的版本考察

沈从文的小说《绅士的太太》经过几次修改,有众多版本,这些版本的变迁带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其中,从初版本到校正本的修改源于驳杂的历史、政治、个人因素,修改突出体现为加大对都市上流社会的批判。文集本的修改糅合初版本和校正本,思想艺术上更成熟,尤其是"三姨太太"这一人物形象的丰满,完美呈现了作家的创作理念,即遵循"更有人性,更近人情"的书写方式。分析和阐释这两次修改带来的异文,既可窥见沈从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轨迹,也可确立应有的"善本"意识。     

论沈从文的经典观

文学史本质上是人类追寻经典的历史,创造经典是文学发展的动力.而何谓经典并无定论.沈从文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他的现实主义品格、历史审美价值、世界人类意识三者相统一的独特经典观.重新认识沈从文的经典内涵,应对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缺失的原因和新世纪的经典创造不无启示.     

论沈从文小说对人性的探究

表现人性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中心。他在小说中讴歌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表达对美好人性的向往与追求,同时也体现了对边民扭曲变形人性的忧患以及对都市现代"文明人"人性沦丧的批判。作者有意让这几种人性形成对比,以"乡下人"的眼光来歌颂人性的美好,批判人性丑恶。     

牧歌情调里的沉默与忧思--沈从文 《湘行散记》解读

沈从文的《行散记》笔优美,具有一种牧歌情调.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在牧歌情调下隐藏着伤痛的沉默与忧思.     

沈从文: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

沈从文创作初期，苗族形象作为“他者”和“异类”进入沈从文的作品。其后，他取苗族本位立场，写出了一系列浪漫的苗族传奇，把苗族文化作为他笔下湘西世界的存在依据和支撑，并演绎了苗汉文化之间丰富而有张力的对话与冲突。1933年以后，沈从文逐渐放弃了苗族立场，苗汉文化二元对立的格局解体；他上升到全体的“中华民族”的高度，力图对近代以降，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中滋生的本土立场和民族意识进行诗性的概括和整合；“匿名”借用了苗族资源后，他在《边城》中塑造了崭新的“中国形象”。三十年代末及四十年代，在战争背景中，沈从文以主体投入其中的方式思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从下层民众、自然及沉思考的内心找到“生命”的能量，为民族和国家的浴火重生提供精神资源，对“中华”实现了彻底的归依。     

现代文明的贵族性与自我封闭的情感模式——论沈从文的都市小说

现代文明进程的结构特征-“贵族性”始终使人陷于“自我封闭”的情感之中，同时这一文明的“贵族性”又使文明的成果始终集中在特定社会及特定阶层中。将文明一词从人的行为所表现出的价值来看，现代文明的“贵族性”与沈从文所揭示的都市文明特性非常接近，沈从文从人性的观点出发，揭露了在现代文明的“贵族性”之下形成的特征社会阶层的“虚伪人性”特性，沈从文的都市观也许不能完全代表京派作家对都市的体察，但他对现代文明的体察却是最有深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