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科举诗看及第士人心态

唐代出现大量与科举直接相关的诗歌即科举诗,它是反映唐代科举活动及其在此活动中心理的诗歌,其中及第抒怀诗主要抒发了士人及第时的心理感受。士人由于性格、文化背景、人生境遇等差异,在及第时表现出种种不同的心态：春风得意、志得意满之情;心存感激、感恩报德之意;清醒认识、平静对待之心;业成身退、归隐山林之念。     

从状元丁士美的成才之路看明朝科举

丁士美二十八岁时中举,排名第19。其后两次会试都名落孙山,第三次会试因为丁忧未能参加。直到明嘉靖三十八年时,终于闯过会试,排名第267。随后在殿试中大魁天下。从丁士美状元身上,可以看出鼎盛时期的明代科举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征:其一,科举是社会阶层保持流动的合理机制,为底层人改变命运提供了最重要的途径;其二,科举制的核心是公平原则,是人才选拔史上最合理的模式;其三,对于人才个体而言,科举是实现自身才能与价值的大路,是有志者不断奋发的动力;其四,科举的宗旨是举荐全面优秀的实用人才;其五,科举是科学、完善、健全的选才机制。     

唐代科举的悲欢录

唐代开科取士,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最佳途径。应试者得失之际,常赋诗抒怀,落第者羞愧、悲愤;及第者欣喜、得意。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应试者对进士的渴望及取得进士的不易。     

唐代制科制度对大学自主选才的启示

唐代制科选才与大学自主选才,尽管性质、地位作用与影响不同,但都有选拔特殊人才的类似目的.因此,其经验与教训对大学自主选才有重要的启示:其一,选才目的规定选才标准;其二,人才类型决定科目设置与测评方式;其三,选拔主体的人才选拔能力制约着选才质量.     

唐代安徽的教育与科举述论

唐代安徽学子在进士科考试中成绩显著,特别是唐后期,进士数量大幅增加。学子们在科场上的优异表现,关键得益于教育的进步;由于各种形式教育组织的发展,唐代安徽社会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涌现出一批科场精英,这些人才又推动了安徽文化教育的发展。同时,从安史之乱至唐末,官僚士大夫和普通民众大量移居江淮,不仅推动该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开发,也促进了这一地区人才辈出、文化发展和社会风尚的显著变化。     

唐代状元研究的新硕果

《唐代状元奇谈·唐代状元谱》一书,在前人与今人研究的基础上锐意深入,补正了古今同题著作的错漏,学术价值高人一筹。其资料丰富、考证严密、视野广阔、可读性强、观点新颖、创见迭出,使读者耳目一新,堪称目前关于唐代状元研究最权威的著作。     

略论唐代的状元宰辅

唐代251名状元中位至宰辅者,初、盛唐连一个也没有,中唐出现了一个,中晚唐之交有3个,唐末集中出现了6个,占状元总数的3.98%,数量与掌权时间均无法跟宋代相比。他们的人品、业绩差异悬殊,而宋代状元宰辅则相对整齐。10位状元宰辅死于非命的占一半,这在宋代及以后也是难以想象的。     

从唐代广西诗人曹邺的诗作看其科举历程

唐代广西诗人曹邺是桂东北地区考中进士科名的第一人。曹邺登第前的科举历程漫长曲折,但史料对此鲜有记载。从曹邺现存诗作中,可以看出他的科举之路经历了离乡赴举、失利自勉,穷居京城、苦读反思,登第成名、喜极而泣的过程。     

文史结合,史论兼具——从《唐代科举与文学》看傅璇琮先生的治学方法

《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将科举作为研究之中介，把它与文学沟通起来，运用文史结合的治学方法综合考察唐代文学与科举的关系。其文史结合的治学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作者对每一问题的论述都以史料为基础，经过对大量原始资料的分析和鉴别之后他才得出结论。二、注重对一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做历史的分析，以展现特定历史背景下文学的面貌。三、反过来以诗、文等文学作品来明确科举史中存疑的地方。     

唐代的状元并不受重视

唐代的“状元”桂冠来得太容易;夺魁之后并无特别的待遇:不立即授职,到授职时起点官阶很低,入仕之后也不因是状元而被另眼看待;唐人文集中不注意及第名次,也基本不用“状元”一词。总之,同是状元,在唐代远不如宋代中期以后的地位高。     

略论唐代文士隐读修业的私学模式

就教育模式而言,唐代文士的隐读修业具有自学的特点,是一种成人化的教育,同时也是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隐读的盛行,主要原因在于官学的衰微及科举制度的兴盛。文士隐读之时,多聚于名山或交通便捷之处,习业以儒经及诗文典籍为主,有时在寺院中尚有题诗之举。另外,文人隐读修业会形成一定聚众教学模式,对宋代书院的产生也有很大的影响。     

明代徽州状元唐皋家世生平考

明正德九年状元唐皋,是徽州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但因他的著作都已散佚,行状、墓志铭等重要文献也不传,学界对他的家世生平、学术思想和诗文创作情况都缺乏了解。文章在辑佚唐皋诗文的基础上,爬梳大量历史文献,详细考证了他的家世和生平。     

论唐代落第士子省亲诗

唐代重视孝道,但人们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在家奉养双亲。因此,省亲在唐代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唐代士子省亲是孝敬父母的表现,落第的士子创作了大量的落第省亲诗来表现内心的苦闷和不能光耀门楣的无奈。唐代的落第士子的省亲诗多用老莱子"娱亲侍亲"的典故,体现了对归家侍亲的渴望和对儒家家庭伦理的倡导和推崇。     

唐代科举考试中的僧人

唐代的僧人本是不能参加科举的,但是我们从《全唐诗》中却能看到很多僧人关于科举的诗篇,这是因为唐朝的科举制度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唐诗中僧人与科举有关的诗篇入手,分析了唐代僧人与科举的关系。     

唐代科举舞弊原因初探

唐代科举制度自身的不完善是导致科举舞弊的主要原因。其主要表现为申送过程中举子资格审查流于形式，举子取解可以“不本乡贯”；考试过程中的“行卷”，“公荐”，“通榜”，“呈榜”等人为因素对考试结果的制约。     

唐人之李白序志碑传辨读

唐人的李白序志碑传,是有关李白的最早的文献资料,为历来的李白研究者所重。但由于历时久远,或漶漫,或传抄、刊刻的夺误、错讹,使其材料或材料之间出现了个别矛盾（也有后世解读及句读之误）,需要辨析。本文探讨四个问题：（一）、李阳冰《序》“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之“神龙”;（二）、魏颢《序》李白之子“明月奴”、“颇黎”;（三）、刘《碣》、范《碑》李白官拜左拾遗其时;（四）、李华《墓志》、刘《碣》的句读之误。     

唐人之李白序志碑传辨读

唐人的李白序志碑传,是有关李白的最早的文献资料,为历来的李白研究者所重。但由于历时久远,或漶漫,或传抄、刊刻的夺误、错讹,使其材料或材料之间出现了个别矛盾（也有后世解读及句读之误）,需要辨析。本文探讨四个问题：（一）、李阳冰《序》“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之“神龙”;（二）、魏颢《序》李白之子“明月奴”、“颇黎”;（三）、刘《碣》、范《碑》李白官拜左拾遗其时;（四）、李华《墓志》、刘《碣》的句读之误。     

论唐代文言小说繁荣与科举制度盛行的关系

唐代文言小说在初兴期蓄势的基础上,繁荣期的创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作者蔚起,名篇如林,呈现出堪与诗歌媲美的繁荣景象。唐代文言小说的繁荣,离不开现实的土壤,尤与科举制度盛行及其造成的文化风尚直接有关。这一时期进士科、制举以及吏部科目选等取士非常盛行,不仅选拔了一大批才学之士,而且营造了文言小说繁荣的文化氛围。唐代科举制度盛行给文言小说创作带来了丰富的素材,而科举士子假文言小说叙写科举环境下的现实人生,施之藻绘,扩其波澜,则将文言小说创作推向了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