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苦难农工代言——杨逵与杨青矗乡土小说比较浅论

台湾乡土作家杨逵与杨青矗,所处时代不同,经历不同,创作各有特色,但他们在反映广大农民工人的苦难生活与斗争精神方面却有着共同性,都是苦难农工的代言人,为自己时代的农工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在艺术上都沿着乡土文学现实主义的道路,真实而深切地展现了时代的风貌。本文基于他们的创作都是为苦难农工代言的共性,从比较研究的视角,进一步发掘他们创作的异同。     

当下乡土小说的苦难叙事

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创作中,作家们对乡村苦难的关注已经上升到了整体性的文化层面和民族心理。在城／乡二元对立模式的书写中,作家们表现了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金钱腐蚀与肉体残害,以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与责任感表达了对乡村苦难的体恤情怀和承担意愿;在表现自然或人为环境对乡村及农民的生存挤压与压榨中,乡土小说家们又表现了对苦难具体情境的极致刻画,但在狂乱恣肆的书写中又导致了苦难本质的虚无。     

乡土的苦难与希望——马金莲小说论

作为一名生长在西海固地区的回族女性作家,马金莲的小说创作始终坚定地站在西海固的乡土大地之上,以其敏感细腻的女性观察视角和亲身的日常生活体验,真实地表现生活在西海固乡村土地上的劳动人民的生存状态和心灵世界,让人们直观地体验到西海固地区的贫瘠与苦难,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面对生存之苦难时的从不放弃希望与精神力量。     

京派乡土小说与台湾70年代乡土小说比较

京派乡土小说与台湾70年代乡土小说虽然产生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的地域中,但是它们也有一些共性:它们既有对理想化、田园牧歌般生活的讴歌,也有对美好人情、人性的歌咏,以及对具有美好道德的乡村消逝的挽歌情调。但是由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作家人生经历、个性不同,他们也呈现一些差异:京派乡土小说主要以美好的人性重造民族伦理道德为创作主旨,艺术手法是浪漫与诗性的,而台湾70年代乡土小说主要以批判资本主义、树立民族主义旗帜为创作主旨,艺术手法是现实主义的。     

乡土精神：固守与拓展——废名与沈从文乡土抒情小说比较

上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坛,废名和沈从文以抒情笔调,诗化、散文化的语言抒写乡土恋歌,致力于诠释各自灵魂故园深处的乡土精神。本文试从二者的文本风格、美学追求以及作品中呈现的文化景观等方面分析二人乡土精神的异质——固守与拓展。     

西部乡土小说中乡土语言的翻译策略研究——以雪漠小说为例

乡土小说是中国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形式,蕴含丰富文化内涵和浓郁地域特色的乡土语言则是其不可或缺的载体。甘肃作家雪漠创作的《大漠祭》和《猎原》两部小说,以甘肃农村为地域背景,用充满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的语言为读者展现了一幅西北农村的“风俗画面”。文章以这两部小说的英译本为例,探讨和分析译者在翻译小说中乡土语言时运用的翻译策略及经验得失。研究发现,在翻译乡土语言时,译者灵活采用了多种翻译策略,既注重中国本土文化观念与表达方式的准确传递,使原文异域特色得以保留;也关照了译入语读者的认知惯习,对一些地域特色明显的乡土语言表达淡化处理,确保了译文的可读性与接受性。     

温情在苦难中失却与回归——余华小说母题解读

余华是 90年代异军突起的先锋派小说家之一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不可动摇的地位。他的小说温情地直面苦难 ,深刻体味中国老百姓的生存状况 ,寻找温情世界 ,挞伐无情世界 ,进而赞美温情世界 ,以温情的方式表达人性深入的绝望 ,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关怀。     

沈从文小说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和海派小说的比较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风格独异的作家,他一直以“乡下人”自居。沈从文以湖南湘西乡野文化与人性个性叙写而闻名于世,同时,也创作了许多都市题材作品。沈从文的都市小说和乡土小说在文学史上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把沈从文的小说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和海派小说进行比较是有价值的。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沈从文城市题材小说审美视角的独特个性。     

大地上的苦难与诗意——田中禾乡土小说创作综论

苦难和诗意是田中禾乡土小说创作的两种底色。一方面,他拒绝粉饰现实、美化乡土,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批判精神,直面豫南农村正在演进着的社会现实,呈现民众们承受的种种苦难;另一方面,又拒绝让文学成为反映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力图用超越的态度书写苦难,在苦难中发现美。让乡土文学回归艺术殿堂,重建文化品格和美学品格,是田中禾的理论主张。他的创作也完美地践行了这一主张,全然没有粗鄙、俚俗的气息,优雅清丽,风致洒落。     

多向度的嬗变——建国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与“五四”乡土小说比较论

乡村小说因特定的历史语境而产生,并伴随着新的历史语境而发展。“五四”乡土小说、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分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现象。较之“五四”乡土小说,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在创作主体、创作思想、文本色调等方面均发生了嬗变。这些嬗变反映了特定社会背景下人们的社会心理、审美感受的变化。     

俄国民粹派文学与中国乡土作家群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比较

俄国民粹派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有圣愚式农民形象、麻木不仁的农民形象、觉醒者等大致三类群像;中国乡土作家群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则大致可分为阿Q式农民流浪者和闰土式的农民形象。从两者比较中得出结论有二：首先,两国处于探索阶段的乡土小说创作都具备深刻的启蒙意识,并都伴随着一种深沉的寻根意识;其次,通过圣愚式农民形象和闰土式农民形象的比较,我们看到了两国给予不同的宗教意识和道德伦理意识层面上的不同的乡土小说创作。     

人生的苦难与奋斗——论路遥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

路遥的《人生》与《平凡的世界》都是描述小说主人公在人生奋斗的道路上经历苦难和挣扎的作品，小说表现出了一种震撼人心的悲剧意识和巨大的悲剧力量。这种审美效应的产生，主要在于文本中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城市与农村、离乡与恋土的诸种矛盾冲突。     

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的政治性变迁比较

1949年后,两岸乡土文学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独立发展,就其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看,虽然表现出意识形态的一定对立,但文学作为拥有独立审美价值的主体,却一致表现出摆脱政治束缚的要求,实现了整个中国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再度接轨。     

苦难与死亡的悲悯——读钟华华小说《乌鸦停在黑瓦上》

小说《乌鸦停在黑瓦上》以作家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揭示了黔北农村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承载了苦难与死亡这一文学主题.小说的叙事凸显了作家的哲学思考:既然现世之恶无从逃离,人生之痛苦无法解脱,死亡也无法避免,那就只有承担、接纳和体验.     

丑的暴露与美的挖掘——沈从文与彭家煌乡土小说之比较

沈从文与彭家煌两位湘籍作家在乡土小说创作中表现出了不同的美学倾向.彭家煌着力于丑的暴露,沈从文则侧重于美的挖掘.彭家煌企图通过改造国民精神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沈从文则想通过人性的改造来完成国家民族重建的目的.这种不同的美学倾向在他们作品中表现在对人性、乡土风俗、自然景物的描写上.     

乡土小说人文性向现实性的转变——《白鹿原》与《秦腔》之比较

通过对《白鹿原》与《秦腔》两部小说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比较,以新的视点解读了两部作品内在的文化学意义,探讨了当代乡土小说从人文性到现实性,从文化守望到文化凭吊的发展路径,给予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以更新的思考。     

苦难的叙述与消解——余华小说苦难主题新解

苦难是贯穿余华前后期作品的重要主题.如果说前期的作品中人生的苦难以罪恶、杀戮、血腥来展示的话,那么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苦难变得温情脉脉,成为坚韧和勇敢的试金石.看似两个极端,其实却又有内在的一致.那就是苦难的叙说始终未能深入到个体的灵魂深处,个体与世界始终处于主客的二元关系之中,余华的主人公们无论在怎样的状杰下,始终保持面对命运时个体灵魂的完整.     

乡村小说中苦难主题的呈现——以仡佬族女作家王华和肖勤的创作为例

乡村小说多描写农村中农民的生活方式与精神状态,较其他小说而言,定然更频繁地表现苦难,苦难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乡村小说所要表现的内容之一,同时它也是仡佬族女作家王华和肖勤创作中最为重要和最有分量的一个主题形态.     

乡土小说的叙述空间及其可能——以漠月的三篇小说为例

漠月的短篇小说,凸显出了乡土小说的叙述空间问题,即在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城市与乡村的冲突中,在乡村背影一步一步远去,土地家园一点一点沦落的背景下,小说叙述者对土地家园的眷恋、感激和同情。     

游走于都市的"边缘人"的苦痛——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苦难"主题

游走徘徊于农村和城市之间,身处"城乡交叉地带"的"边缘人"的苦痛在于:他们在人生道路的艰难抉择以及在现实的强压下向上流动中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对这一庞大群体既被乡村抛弃,又遭城市排斥的命运际遇的描写,成为了近几年乡土小说作家关注的焦点,并为之呐喊,为之鸣不平。文章从自我认同的危机,农民与城里人的冲突;文化价值的创伤,都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碰撞;爱情婚姻抉择的痛苦,梦想与现实的交锋;人生道路的无奈,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落差等四个方面对"边缘人"的苦痛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