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校长管理专业化

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困境主要表现为外部治理的政府管制化和内部治理的大学行政化。校长是中国特色大学治理结构中的核心行动者,其管理专业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包括政府管理校长的专业化和校长在管理大学过程中的专业化,因此,需要转变政府职能,理顺内部治理结构,让校长有负责任的权力;要完善遴选机制,推动职业化进程,让校长有负责任的动力;要提升校长素养,明晰职业规程,让校长有负责任的能力。     

大学治理的制度逻辑及其选择

制度为大学治理提供了稳定的规范性结构,同时也为大学治理的组织行为提供了道德框架。制度逻辑应该是现代大学发展的前提和保障。现代大学的治理需要充分考虑制度的维度。大学治理的制度逻辑,不仅要关注大学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还要依赖于这种制度的执行和实施状况;不仅能够塑造大学治理的"图腾",能够调动行动者的主动性,还能够引领大学文化的革新。制度逻辑视域中大学治理的路径选择需要改革制度的参与机制,重视制度的回报机制,建立制度的完善机制。     

信息技术推进大学外语教学改革的“行动者网络”研究

本文从科学实践学派的"行动者网络"角度对信息技术推进大学外语教学改革的实践进行探究,从社会学的角度"深描"出信息技术实践过程中的学校、学院以及学生不同的行动者网络层次,指出决策者的权力、教师专业发展、学生群体参与、技术转译等行动者网络组成要素及其实践特征,认为信息技术推进大学外语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力量博弈,具有开放性、构造性等特征,信息技术实践受社会文化因素制约。     

大学文化资本：生成逻辑与积累机制

文化资本因文化而生。大学文化之所以能够生成资本,主要在于其价值增殖性和资源稀缺性。学术资本是大学最原初、最重要的资本形式。大学文化资本只有服务于学术资本发展,才能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大学文化资本在主动适应高深知识发展,引领时代发展的同时,要坚守自身的知识品性。在一定意义上,大学文化资本的独特性,决定着大学发展的独特性。文化资本既是大学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大学发展优劣的评价标准;既是大学特色发展的重要依托,也是引领大学发展的基本保障。从大学文化资本的生成逻辑来看,其产生来自大学间的文化差异;其发展来自大学内外部群体的认同;其整合是基于认同基础上的重构,是一个文化再生产的过程;其变革既包括大学对传统文化资本的赓续和改造,也包括对他者文化资本的借鉴和扬弃。从大学文化资本的积累机制来看,既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外部场域的影响甚至制约,也需要行动者的主体自觉。大学文化资本乃至大学多样资本,都是行动者建构和积累的产物。正是有了大学的行动自觉,才能有大学文化资本的生成和积累,才能使大学这一历经近千年的传统组织,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     

信息技术推进大学外语教学改革的“行动者网络”研究

本文从科学实践学派的“行动者网络”角度对信息技术推进大学外语教学改革的实践进行探究,从社会学的角度“深描”出信息技术实践过程中的学校、学院以及学生不同的行动者网络层次,指出决策者的权力、教师专业发展、学生群体参与、技术转译等行动者网络组成要素及其实践特征,认为信息技术推进大学外语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力量博弈,具有开放性、构造性等特征,信息技术实践受社会文化因素制约.     

我国公立大学治理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检视我国公立大学治理政策的结构和历史变迁,为分析该项政策的制度逻辑提供了新的视角。宏观的制度情境及其变化,经济、利益与观念等多元变量的排列序列以及情境中政治行动者的行为互动与选择构成了大学治理政策变迁的结构逻辑。由于学习效应、协同效应、适应性预期等机制对初始行为选择的强化,我国公立大学治理政策表现出强劲的路径依赖的色彩。对大学治理政策变迁中路径依赖困境的破解有赖于作为历史否决主体的政治行动者对新的制度变革情境的深刻认知、对历史否决点的准确把握以及治理智慧的有效运用。     

大学治理结构研究的综述和反思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大学治理结构的研究成为了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一个共同关心的话题。由于不同国家大学的历史传统及现实背景的不同,中外学者对大学治理结构研究的视域存在差异,大学治理结构多源于非教育目的,变迁多为自上而下的行政过程,其中大学利益相关者很难在治理结构变迁中发挥作用。目前,大学个性治理结构发生变迁,正向共性治理结构演进,这一演进过程是一个持续完善的过程。     

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文化逻辑

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组织规模不断扩张,利益主体变为多元,这导致大学不得不由原来的一元管理逐步向多元治理转变。不同利益主体对大学控制权力有不同诉求,而这种不同的诉求造就了大学治理结构的不同历史形态。但是不同的大学治理结构,无一例外地都潜藏着文化的踪迹,大学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避免不了受文化的影响和干预,它们之间互为影响、互为动因。     

转进改革“下半场”：大学治理能力的理论框架与院校生产

拥有同样治理体系、结构或制度的大学在治理绩效水平上存在天壤之别，往往源自于差别化的治理能力。当前发展新征程下，转向治理能力的研究，不仅能突破和弥补现有相关研究存在的壁障和“能力不在场”的缺憾，也是我国大学治理现代化改革往“下半场”转进的现实需要。基于要素-资源的视角，大学治理能力作为大学实现治理目标的综合性力量，就其本质而言是大学对其拥有的各种要素进行配置过程中的影响力、控制力及其效果的综合体现，表现为所能生产的资源的多少。在大学治理能力生产中，院校作为行动者和要素配置的平台，承担着从“潜能”（要素）到“显能”（资源）现实转化的中介角色。院校对相关要素的配置，不是简单的要素加总，而是现有时空条件下最大治理成效获取的配置，并形成对要素利用、探索、再利用、再探索的良性治理循环。在具体的配置方式上，院校要根据要素在不同维度上所具有的时效性、流动性、离散性和稀缺性，相机采用或综合采用研判、响应、转移、联结、转换、延展等配置方式，从而将大学发展所需的资源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     

英国大学董事会制度的变迁

本文以大学治理的权力结构为标准,分析了英国大学董事会制度从牛桥模式、92前模式到92后模式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因,并揭示了不同模式中董事会内部的组成和相应的功能,以此揭示以董事会为权力核心的大学治理变革所起的作用.我国的大学治理可以借鉴英国董事会制度的有益经验,提高大学的治理水平,实现从多种决策力量的动态制衡到决策多元的变革,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治理的法治化、效率化和科学化.     

我国大学治理结构的滞后与重塑

大学治理结构基于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与市场权力的不同特点分为三种类型,这为我国大学目前存在滞后现象的外部治理结构与内部治理结构提供了有力的参考。重塑大学治理结构,需要明确大学治理目标,重构现代大学治理理念,注重大学治理结构变迁过程中市场作用,注重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之间的适时转化。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我国大学内部治理制度逻辑演进

借鉴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分析我国大学内部治理制度的变迁经历了国家控制的内部治理探索期(1949-1977年)、初步自主的内部管理建设期(1978-1997年)、法人治理的依法治校完善期(1998-2012年)、多元治理的多元共治建设期(2013年至今)等四个阶段。政治体制与政策、经济体制与环境、文化观念与认知、行动者等因素构成了影响制度变迁的深层结构,关键节点与路径依赖塑造了断续相接的制度变迁历程,制度变迁呈现出从国家控制到多元共治的演进逻辑。未来,应把握当前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推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的有序运转来构建大学善治格局,与外部治理制度协调推动现代大学治理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中国大学章程建设的历程与形态

大学章程是大学治理的基础,从《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到《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从《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到《北京大学章程》起草、从宋代的书院规程到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中国大学章程以及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大学立法和章程建设、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大学的章程及大学治理等,中国两岸四地的大学从其章程建设的历程来看,尽管才百余年的现代发展史,却浓缩了古今中外大学治理的思想和机制,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形态,不但为中国的大学治理提供了中国自己的道路和经验,还对大学治理的依据、长期发展的基础、世界水准大学的建设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法人拟制说与实在说对我国大学法人制的启示

法人的拟制说与实在说从不同角度认识法人的本质,既有合理成分也存在局限性。结合二者观点来分析我国大学法人制,可以得出三点启示：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科学、民主、高效的大学内部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使大学真正成为具有独立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实体;建立法制条件下的政府和大学契约关系,实现发挥大学自治作用与国家限制和引导功能的结合。     

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作为大学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学生可通过协商民主机制,将自身的诉求与大学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管理者的目标平衡与融合,通过制度性渠道与程序参与大学治理,实现大学治理结构的优化。我国大学与学生关系的转变以及学生的学习权利,构成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法理基础。学生参与大学治理,有利于增强大学相关决定的正当性以及被接受性,提高治理效能,实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学生参与大学治理存在客观限度,大学应根据事务性质、学生参与能力、参与意愿等因素,确立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方式方法和范围程度。     

论高等教育的四元结构理论

从文化的视角看 ,高等教育发展过程是一个价值观念变迁的过程。高等教育价值观念变化是由于参与高等教育活动的行动主体互动的结果。高等教育活动由四个基本的社会行动者参加 ,它们都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诉求 ,构成了高等教育行动的四元 ,它们是大学、国家、社会、个人。在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时期他们的相互地位也不同 ,从而使高等教育表现不同特色。四元互动构成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模型 ,这就是四元结构理论的核心     

权力与权利的制衡:大学章程功能实现的行动者分析

大学章程的功能实现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提升大学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内涵。当前大学章程实施中,行动者间的互动存在权力与权利失衡现象,即"强政府-弱学校"导致高校办学自主权行使受阻,"统一领导-全面负责"导致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界限不明,"重行政-轻学术"导致学术权力弱化,"大学校-小学院"导致学院办学自主权受制约,"泛行政-弱监督"导致师生权利保障不利,给大学章程的功能实现带来了消极影响。为此,应通过权力与权力以及权利对权力的制衡,推动章程实施中行动者的良性互动,提升大学章程的功能实现度。     

大学章程建设中的权力关系研究

大学章程是高等学校设置的必要条件,必须能反映大学内部和外部不同权力主体的利益诉求,这是大学真正实现自主权,构建高水平的内部治理结构的前提。大学章程的实质就是要对大学治理中利益主体的权力进行重新调整和分配,明晰不同权力主体的权力边界,通过多种权力主体共同参与制定章程、建立审核制度、校内监督和校外监督相结合等形式保障大学章程的效力。     

社会资本与民族旅游社区治理——基于对泸沽湖旅游社区的实证研究

运用社会学所广泛采用的"社会资本"分析框架,梳理泸沽湖景区内博树社区与大落水社区旅游发展经历,对旅游社区多方行动者如何借用既有社会结构,赋权、利用与分配旅游资源,开展旅游社区治理实践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从发挥资源对社区治理的影响作用、培育社区治理的多方行动者、借用社区的社会结构、建立主体的良性互动关系四个方面做好民族旅游社区治理工作的建议。     

博洛尼亚:城市的战略转型与大学的制度选择

成功的大学城是大学和城市的相互建构,也是环境变迁和组织制度选择共生的过程。作为大学城的博洛尼亚市,其战略转型和经营是围绕博洛尼亚大学进行的,博洛尼亚大学也在城市发展中不断改变历史演进路向。博洛尼亚大学的办学理念、制度体系和教学科研的演变反映了组织在环境中的使能,博洛尼亚市的政治经济环境、文化传统和关键行动者形塑了组织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