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授主导治学与参与治校的统一

在现代大学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组织中,教授需要治学,也需要治校,主导治学与参与治校是统一的。从大学发展的历史轨迹看,整体趋势是教授参与治校,也主导治学,二者并非非此即彼;从现代大学实际运行看,治学与治校主体通常交叉,绝非某一主体独享某一专有领地;从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的内在逻辑看,二者有区别也有联系,并非截然对立。当今中国要切实建立教授主导治学、参与治校的大学治理结构,在理性层面上应着力认识其深刻的内在缘由;在实践层面上应努力探寻其适宜的相应路径。     

论教授治学的回归

从词根溯源、历史审视、现实慎思三方面出发发现教授治学的概念有悖于词源、大学发展的历史和大学发展的现实。无论是从大学历史还是从大学现实而言,教授在大学层面的治理都不应局限在治学这一狭隘的范围内,而更应强调教授在决策学术与行政事务方面的权力,即教授治理。教授治学只有回归到大学治理的上位概念,只有回归到教授治理的本质内涵,才能抵挡住大学日益加剧的行政化趋势,大学才能走向教育家治校。     

关于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再探讨——与赵蒙成教授之《再商榷》的商榷

教授治学是教授本质内涵的合理延伸,教授治校超越了教授本质规定的结论建立在思维逻辑与事实逻辑统一的基础之上。民主管理是大学师生员工共同的民主管理,教授治校不能与民主管理划等号。现阶段教授治学不能落实,原因是多方面的,将其一概归纳为教授治校不落实确属归纳不当。教育家治校、教授委员会治学、行政管理者精于治事是落实教授治学的重要条件与价值追求。     

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一个似是而非的争论

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在中国作为备受争议的一对学术概念,既存在差异又相互联系.治学与治校的合法性来源不同,治学表示学术事务的治理权,是一种知识权力;而治校则指向学术组织的治理权,是一种组织权力,二者产生关联起源于学术活动的组织化.治学与治校并不存在严格的二分,学校事务以学术事务为核心,学术治理离不开学校治理的支持,教授治学与治校本身是一个连续体,而不是对立面.无论是教授治学还是治校,其核心都是对中国大学内部治理模式的探索,旨在重建以学术权力为核心的制度框架和组织结构.     

论“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

教授治校,对于高等教育工作人员来说早已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命题。教授治校之所以能够在西方大学经久不衰,肯定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为什么在我国不能得到顺利推行,层层受阻,且被"教授治学"所取代?要想知道原因,我们首先要分析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的内涵是什么?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仅一字之差,二者有何区别?     

不同类型高校教授治学组织架构模式再设计北大核心CSSCI

随着《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的出台,由学术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学术分委员会构建的教授治学组织架构初步形成。但《规程》未对不同类型高校的架构模式作出选择性的制度安排,为增进学术治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对不同类型高校教授治学组织架构模式进行再设计就有了必要与可能。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和教学研究型大学在功能目标、结构属性及教授群体规模等方面的特征差异,决定了各自在教授治学集权度上底部下沉、上层治理与均衡治理的区别,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组织架构模式的多样化选择。     

论教授治学的理念与实现路径

教授治学是我国现代大学重要的管理理念,体现了大学的学术本质、教授的办学主体作用和现代学术民主的思想。教授治学的落实既需要有发展比较成熟的大学学科专业、形成以学术为志业的教授群体、树立基于科学理性的共享治理精神等内在条件,又离不开宽松的大学文化环境、合理的大学资源配置以及制度化的学术权利保障等外在条件。通过充分认识其对于我国大学的重要意义、大胆探索各种行之有效的组织体制机制和建立彰显中国特色的教授治学体系等路径,可以实现教授治学,达到促进学术更快更好发展的目的。     

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校长治校

教授治校源于欧洲,是欧洲一些国家大学保证学术权力行使的重要制度。在我国近代大学创立之初,教育家们也对教授治校进行过探索。教授治学是现代大学内部事务的一种管理模式,是指教授更多参与学术事务的管理和决策,调解与学术相关的资源。校长治校意味着校长在高校管理中拥有相应的决策权,处于领导地位。事实上,在大学这个系统内部,要实现有效治理和优化治理,更重要的是通过组织设计,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协同运行。     

关于“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再思考——与赵蒙成教授商榷

高校到底应该教授治校还是教授治学,现实中存在颇多论争。事实上,教授治学是教授本质内涵的合理延伸,教授治校超越了教授的本质规定;"教授治校"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现实中不宜机械照搬。教育家治校、教授委员会治学、行政管理者精于治事,是我国高校有效建立教授治学制度的内部条件,同时,还需要政府简政放权,为教授治学创造适宜的外部条件。     

教授治学,也要治校——兼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现代大学制度的本质是一种学术组织的管理,即教授治校。教授治校意在通过大学评议会的民主决策为大学立法。完善的大学评议会制度,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共同实现了现代大学治理的三权分立,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兼容性及其现实意义

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是两种不同的大学管理理念、制度与实践,在中外大学史上各有其相应的案例支持,甚至出现在同一所大学的不同历史阶段。在大学共治的变革背景下,两者之间亦有相通之处和彼此转换的可能,关键是不能过于狭隘地理解教授所治之"学"、过于僵化地看待不断变化中的教授治校。本着求同存异的包容态度和辨证分析的基本立场,不妨将二者视为教授参与大学治理这个连续谱上的不同两点,承认其各自的合理性、适用空间及彼此间的兼容性,这样不仅有利于弥合学界的相关理论分歧,而且有助于推动我国大学管理的多样性与个性化。     

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蒋梦麟对北大的改造

蔡元培执掌北大时,对北大进行了全面的民主改革,建立了一套“教授治校”制度.但在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之后,由于国内政治环境的改变和美国高等教育制度及其留学、从政经历等因素的影响,最终促成他在北大进行了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的制度改造.     

为“教授治学”辩护——兼与赵蒙成教授商榷

教授治学还是教授治校历来争议不断,但从现阶段的实践和发展趋势来看,教授治校明显不能适应现代大学的发展,教授治校被逐渐削弱在所难免,教授回归学术本位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由“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是教授参与高校管理理念的重大转变,这不仅符合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更是一种理性的回归和必然的选择。     

我国大学治理结构中的学术权力及其限度——关于“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争论的述评

就目前学界呈现的学术观点而言,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之争,实则是关于学术权力的主张及其限度之辨。二者在肯定教授治理权、彰显学术权力等方面具有互通关联之处,但对学术权力限度的认识上却存有较大分歧。教授治校理念固然有益,但就实践而言却存在诸多困难;教授治学不啻为务实之举,但亦需避免沦为"仪式",或因过度张扬而遭遇既有权力遏制,更不能走向"学霸治学"的极端。如何在厘清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关系基础上,在大学章程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学术委员会制度建设,为学术权力的正当发挥提供必要舞台,将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     

“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辨

教授治校的实质是创建以学术权力为主导的大学组织结构与权力架构,而教授治学仅指教授在大学学术事务的管理上拥有一定的发言权,二者具有本质区别。教授治学仅仅是教授治校的一个枝节部分,教授治校则是教授治学的必要前提。以教授治学代替教授治校,是我国大学管理体制民主化改革的倒退。     

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的流变思辨——一种分布式领导的观点

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的演变,国内大学似乎探索出了一条适合国情的高校治理模式,但事实上由于先天性缺陷和后天性因素的影响,教授治学缺乏长期存在的土壤和良好发展的必要条件。片面强调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治校）无疑将西方观点生硬套用,从而将高校管理推向两个极端。走向校长—教授共治才是当下国内高校管理应当的目标与路径,它符合教师自我承诺变革的内在动因,有助于解决高校内的非配置低效率问题,这是一种分布式领导的观点。     

中国式“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的理论分歧与制度耦合

大学内部治理模式中,“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在历史渊源、内涵界定、权力侧重以及价值诉求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既呈现理论上的分野,也有着制度上的耦合。实现“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制度耦合,是当代中国大学内部治理改革的基本逻辑和必然发展,也是立足国情、化繁为简、平复争议的有效路径和可行方案。在“治校”和“治学”制度耦合的整体设计上,不但要保持两种模式灵活转化的张力,也要在维护教授权力的基础上避免行政化管理惯性,促进学术的民主与自由。在“治校”和“治学”制度耦合的路径策略上,可以从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和改革学术管理组织出发,整合学校教授群体的资源,构筑教授权力的实现平台,建立教授主体参与的保障机制,以增强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制度耦合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参与式管理:“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一个“调节器”

“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在高校治理的过程中处于两难选择“境地”,实施参与式管理是“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一个“调节器”。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法,参与式管理会极大地提高高校管理效益,平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冲突。     

高校教授治学的法哲学思考

教授治学已经成为我国高校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法哲学视角考察与论述了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的有机融合型构了教授治学的运行模式,以及从实践保障的角度来看,我国高校教授治学还需要从责任和制度的衔接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