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周朝的“巫”

陈梦家先生认为商代君王为“群巫之长”；①因为在文献所见的“巫”的职事(如祝、预占祸福，治疗，占梦、舞雩)和甲骨文所见的商王之职事相似。但是，陈梦家先生忽略了两件事；第一：在甲骨文中，“巫”字与“王”字是分开的，而且巫与王无法互相取代。陈先生以后代周朝的文献有关“巫”的资料来解释商朝君王的地位与来源。第二：假如说“巫”等于“王”或“王”等于“巫”。     

古代的"巫"及相关职业

中国古代的“巫”产生很早.他们能文能舞,从事祈祷、卜筮、星占工作,兼为人求福、祛灾、治病,是最早掌握较高文化的人.“巫”所从事的都是正当职业,与今天相比是完全不同的.这些职业除了“巫”之外还有不同的称谓,其中有的是从“巫”分化出来的职业.     

“巫史傳統”與中國哲學之我見

李澤厚先生認爲西方由巫術發展出了科學和宗教——兩個世界;中國則“由巫到禮”,“禮”雖理性化了,内核還是巫史。神明是巫術逼迫出來爲我所用的功能性概念,中國文化只是“一個世界”。孔子“釋禮歸仁”,把巫史傳統塑造成了“文化心理結構”,中國文化與哲學就完成了。故中國文化與古希臘及西方完全不同。本文認爲中西文化是異中有同,同中有異。中國的巫文化亦發展出了科學。立足於靈魂和信仰上的“天命觀”亦是兩個世界。哲學之“純思”的“本體論”思想,中國與古希臘是大同的。     

上古天文考——古代中国“天文”之性质与功能

本文根据文献资料的排比考证纠正了今人对古代“天文”本意的科学化误解,指出上古“天文”本意类似于现代所谓的“星占学”(astrology),上古“传天数者”大都是星占学家或擅星占以论治世者,都不能与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或“天文学家”混这一谈,从司马迁《史记·天官书》中所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出,这是从上古“通天巫觋”演化而来的,前者是星占术即通天之术,后者是巫觋即是星占学家,而“灵台”即是他们进行“通天”巫术之所,正因为上古“天文”是沟通天人之际的重要手段,拥有宣示天意的权威,所以历代统治者严禁私习天文。     

"傩戏"与巫文化

一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经历过原始社会阶段,信仰过原始宗教,或长或短有其自然、图腾、祖先崇拜的历史。先民们为了生存与发展,在生产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便产生了“祀神驱鬼”的“祭仪”,产生了本民族的宗教职业者“巫”。“巫”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他们使神灵附体,替鬼说话     

“巫”字的起源

说到“巫”字的起源,李零曾专门将先秦两汉文字材料中的“巫”字进行排列比较（《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1年）,使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巫”字字形的发展变化历程。     

关于巫文化源流与创新之管见

本文对巫文化的命运、渊流及巫文化的大巫山基因和娱悦功能进行了考辨,通过对巫文化多向化流变的翻译解读,阐释其在当代的创新和构建.     

远古巫文化的传承对土家民俗文化的影响

产生于人类社会童年的巫文化,在其发展与流变中不但形成了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而且也传承到了武陵土家族民族地区,并渗透到土家民俗文化的各个领域,从而成为土家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外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今天,通过政府的重视与政策的支持和民间文化传承人的努力,将巫文化纳入土家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重点范围、树立巫文化精品意识和建立土家族巫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业园等措施,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武陵民族地区来说,既是对土家族地区巫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保护,更是对其开发利用和发展相关文化产业的重要思路。     

"士"的崛起与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的转型

中国文化的早期发展是夏商周三代。夏文化的详貌目前尚难确定，真正奠定中国文化之基的是殷商西周。那时中国社会的文化政策，则是所谓“学在官府”，教育文化完全为官府垄断，平民百姓不敢问津。那时候，执掌文化大权的是“巫”、“史”、“祝”、“卜”等官员，他们是一批世袭的职业文化匠师，大凡卜筮、祭祀、书史、星历、教育、医药、音乐歌舞、婚庆葬丧等诸般文化活动，均由他们操纵。     

淺談周朝的“巫”

陳夢家先生認爲商代君王爲"群巫之長";因爲在文献所見的"巫"的職事(如祝、预占禍福,治療,占夢、舞雩)和甲骨文所見的商王之職事相似。但是,陳夢家先生忽略了兩件事;第一:在甲骨文中,"巫"字與"王"字是分開的,而且巫與王無法互相取代。陳先生以後代周     

“巫祭之源”與“情俗之根” 禮的歷史發源綜合考

禮的來源乃是多元而非一元,在這種多元來源當中,包括三個主要方面:第一,"化巫入禮",這是從巫到祭祀之路,禮最初來自巫,但是要經由祭祀的中介,祭祀是有特定規儀的,所以化成爲禮;第二,"禮源於俗",這是從俗到儀式之路,禮恰是集體性的民俗使然,民俗是有特定規矩的,所以化成爲禮;第三,"禮樂相濟",這是從樂到情感之路,由於承繼了禮樂合一的遠古傳統,由此,禮與情也是合一的,禮本身就葆有情。本文試圖把"禮源於巫"與"禮源於祭"的兩種觀點合而爲一,化作禮之"巫祭之源";與此同時,又試圖把"禮源於俗"與"禮源於情"的兩種觀點合而爲一,化作禮之"情俗之根"。中國禮樂文明之所以具有"情理合一"的大智慧,恰恰是源於這樣的歷史實情:禮來自於巫術的理性化,經由了祭祀的中介,但其中亦留了情;禮來自於民俗的規儀化,經遇了樂的環節,但其中亦有了情,這才塑造了中國人至今具有的那種"情理結構"。     

豫西北地区民间信仰“花堂道”

清代以来,豫西北地区济源、沁阳一带流传着一种具有巫觋色彩的民间信仰"花堂道"。其组织由几个人为核心成员,但整个组织较为松散。他们在禳灾祈福时,依据自己整理的科仪经书,举行一定的仪式。随着群众科学素养的提高以及社会福利的普及,“花堂道”渐渐失去生存的土壤,能独立承担禳灾祈福仪式的传人越来越少,仅仅在某些习俗中存有一些影子。     

医以道行 道队医显──道教医家之源流与特色

医以道行　道队医显──道教医家之源流与特色旷文楠一医道同源医源于巫，道源于巫，医道同源。巫，是原始宗教的产物，也是原始文化的一个重要形态。原始时期巫术文化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人们的降生与死亡，婚娶，疾病的治疗，农业的乞雨，狩猎的神，乃至政治、军事...     

《九歌》：人神之间性爱的歌吟

《九歌》：人神之间性爱的歌吟国光红一、屈原《九歌》的性爱主题屈原《九歌》的性爱主题原是很明显的，但直到朱嘉才揭示其底蕴，而又首鼠两端。朱嘉《楚辞集注》说：“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     

王逸入事东观与《楚辞章句》整合之学

入事东观参与校书,是王逸整合楚辞入儒家文化系统的重要机缘。王逸通过重释“人臣之义”化解了屈原之“怨”在专制集权政治中可能带来的君臣关系冲突,再以“合之经传”的方法使其楚辞阐释直接与儒家经典挂靠,由此完成了楚辞文化向儒家文化的皈依。而《楚辞章句》最终能成为经典,还有赖于其集大成的特点。王逸“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是合其所继承的民间楚辞传承内容、其所了解到的当下上层文人群体的楚辞认识及其自己的相关思考,去与东观藏书系统中的前代精英楚辞学相比较,集四方之所长,终使《楚辞章句》集汉代楚辞学之大成。     

编撰族谱与晚清乡村知识分子的地方文化实践——基于闽西培田《吴氏族谱》的分析

中国族谱存世很多,对于族谱的文献价值,学界早有肯定,认为其具有“补史之缺,证史之讹,详史之略,续史之原”之意义。梁启超先生曾说：“我国乡村家家有谱,实可谓史学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确实,族谱作为乡村社会的“百科全书”,其蕴含的史料极其丰富,将其分类研究,必能发现正史或方志所缺漏的内容,推进人们对传统社会的认识。     

韩非“以术治吏”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以术治吏”是法家治国之道的重要内涵。韩非提出“以术治吏”的思想，即以课能之术来考核和检验群臣，以禁奸之术来观察和防止奸臣，以自神之术来防止小人行奸。以吏为术治的对象，“法”与“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法家政治思想的特点。其“以术治吏”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值得借鉴。     

編後

寫作本期編後的時候,编者播放的背景音樂恰好是斯特勞斯圓美到讓人一再要忍不住生出微笑與安穩來拈花一般的《春之聲》。聲音之美,乃在能和:金聲玉振,琴瑟友之;出妙聲音,若天若人。在《春秋左氏傳》中,晏嬰與齊侯之間關於“和”與“同”已經有過相當精彩清晰的分梳:“和,如羹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這段話要說的,其實也就是《國語·鄭語》中史伯“以它平它謂之和”、“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之謂也。君不聞《國語·周語》乎?“細大不逾曰平”。尚和不齊平、求同不伐異,無乃云乎可?大哉斯言。     

陕北绥德地区西王母主题乐舞汉画像研究(下)

正三汉宫室文化深受楚地传统文化习俗的影响,延续楚巫乐舞之风。汉武帝尤敬于鬼神而好仙道,在甘泉宫祭祀天帝泰乙,以女乐祭祀请神、降神,《三辅黄图》卷五《台榭》载:"武帝时祭泰乙,上通天台,舞八岁童女三百人,祠祀招仙人。"《淮南鸿烈解》卷四《坠形训》载:"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     

众妙之门——北极与太一、道、太极

本文詳盡地考證了中國古代天文學、神話學、哲學及巫術的四個根本性概念北極、太一、道与太極,指出這四個概念在語義上的互通來源於感覺上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之所以在中国古代人心目中產生乃是由於它們的確有一個共同的淵源,即它們都出自古人對天象的觀察、想象、體驗及模擬,這一奇特的文化現象在中國古代的發生与整合,使中国古代的科學、宗教、哲學乃至巫術等各個本來差異甚大的領域竟有了一個和諧秩序与內在邏輯,並强有力地影響了中国古代思維模式。因此,中國古代對以北極為中心的天象的觀察、想象、體驗与模擬,有可能是使中國文化迴異於其他文化的一個“众妙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