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之计始于斯—全国第七次传播学研讨会述评

10月18日到21日,全国第七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新世纪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研讨范围为传播学基本概念的界定与创新;传播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传播与全球化;WTO与中国传媒;网络传播;组织传播与人际传播;新世纪新闻传播大趋势等重要课题。大会提交高质量学术论文60余篇,几乎涵盖了当今传播学所有领域,并且集中探讨了时下许多重大理论现实问题。以下笔者将从传播学理论、传播学研究方法和传媒战略三个层面来对本次大会进行述评。一、传播理论研究：务实和转型长期以来,如何实现传播学的…     

从新闻学到新闻传播学的跨越——近十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和研究新进展评述

本文分三部分:一是描述近10年来新闻传播学的跨越式发展:从"量变"到"质变",新闻传播学教育实现超常规发展;从"单一"到"多元",新闻传播学研究全面开花.二是分析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和研究发展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注重规模,新闻传播学教育的整体结构得到提升;新闻传播学研究逐步规范,走上专业化、科学化道路;迎接全球化挑战,新闻传播学教育和研究走向国际化.存在的问题是:过分注重外延扩张,内涵发展较为缺失;超常规发展带来人才培养的供大于求;管理和监督欠严,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堪优;课程设置不尽合理,专业精神在新闻教育中迷失;整体的无序性、与实践脱节,影响了新闻教育的质量和声誉;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仍需规范,研究的方法和理论还需要不断创新.三是展望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和研究:调整结构,挖潜内涵,促进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适应市场,以需求为导向,大力培养复合型人才;面向时代,紧跟现实,面繁荣新闻传播学研究.     

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创新

本文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历史发展做了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三方面的概述.文章认为,传播学在中国主要由新闻学人士加以研究有一定的偶然性.要求传播学"本土化",本质上建立在与西方传播学"划清界限"的思想认识基础上,但其实传播学中的不少理论(例如"议程设置论"、"公共领域"等)一到中国就被赋予中国制度和文化背景的理解.一些关于新闻学的研究话题,现在已经被"整合"为传播学的话题,最为典型的是传播真实问题.在方法论上,除了证实研究的量化分析与质化分析的结合外,更为长远的整合,应该是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与"科学方法论"思维方式的结合.     

2011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

本文对2011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方面做了扼要的梳理,划分为新闻理论、传播理论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文章认为,这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基础渐厚,但理论创新有待加强。     

"意见领袖"与"文化英雄"——"两极传播"的中外比较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在"本土化"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本文立足于学术"本土化",对中西方关于对信息传播过程中"二次流动"过程的研究进行梳理、分析,找出它们的共同点与不同点,从而将中国传统的学术资源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结合起来,促进适合中国本土特色的传播学理论的发展.     

理解数字信息生活：2021年全球传播学研究综述

本文采用自动化内容分析方法,对2021年度全球传播学研究做出全面的综述,尝试以此为基础归纳传播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和趋势。本文认为2021年全球传播学研究呈现出三种基本趋势。第一,研究的基本单位正在从"信息"或"模式"转向各种类型的"关系",致令传播学对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第二,立足于智能算法和数据科学对固有信息传播模式的重塑,批判理论实现显著发展,对平台、数据主义和算法机制的反思将引领传播学批判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第三,现有研究新议题衍生能力较弱,难以突破经典理论设定的框架,传播学研究应当积极拓展乃至重新厘定"传播"这一概念的边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突破。     

当代组织传播问题研究(三篇)

早在1988年,林瑞基博士就在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发表了《组织传播及其效果》一文,在中国大陆开启了组织传播学的先河,中国大陆第一次出现"组织传播学"这一学科概念。如今二十多年过去,我国在组织传播学科方面的研究和发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目前国内多数学者对于组织传播学的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其学术领域的界定、研究模式与意义的探究以及研究范式的创新等方面,对于组织传播学的理论探讨尚有较大的上升     

中美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研究视角差异——对《新闻与传播研究》与《传播季刊》近十年选题的分析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传播学在中国大陆逐渐成为一门重要的新兴学科.自1986年全国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构想后,我国研究人员开始从国外"取经",将外国的传播理论运用到中国的传播实践,产生了一大批丰硕的研究成果.借鉴国外先进的传播学研究理论和方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美国是传播学研究体系极其发达,完善的国家.本文选取中美两大传播学术期刊作为典型样本,进行完善的内容分析,一方面有利于达到对新时期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一种解读和评估,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从对比中分析经验,有所借鉴.     

转型时代中国传播学教育的责任、定位与走向——“传播变革与中国传播学教育”学术研讨会综述

以2002年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四校开设传播学本科专业为标志,中国传播学本科教育已经走过了第一个十年.面对传播格局的剧烈变革与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中国传播学教育需要回望更需要前瞻,需要更加明确自己在转型时代的责任、定位与走向. 2012年12月15日,以"转型·发展·责任"为主题的"传播变革与中国传播学教育"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来自国内20多所院校的30多位专家学者共论"中国传播学教育与研究十年回顾与未来展望".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文化繁荣与新媒体发展"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联合主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承办.     

2003—2004：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综述

国内学界在2003-2004年的传播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不少回顾传播学研究历程的文章,同时经典理论课题历久弥新,新的理论课题层出不穷。对传播学理论研究进行回顾的文章主要有廖圣清的《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田中阳的《论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基本向度》,孙瑞祥的《传播社会学:发展与创新》,黄旦、丁未的《传播学科“知识地图”的绘制和     

关注传媒改革汇聚学术力量--2003年中国传播学论坛综述

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传播学会(CAC)和国际中华传播学会(CCA)共同主办的"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暨CAC／CCA中华传播学术研讨会",2004年1月5日-6日在上海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华人传播研究:力量汇聚与学术创新"。这是中国传播学论坛的第三届年会,也是中国传播学会和国际中华传播学会首次合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被认为是中国传播学研究走向国际化的一个新起点。     

刘海龙副教授参加中国传播学高层论坛并做发言

2011年12月28日,刘海龙副教授参加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传播革命与中国传播学:超越功能主义学术对话"的中国传播学高层论坛。作为受邀的两位青年传播学者之一,刘海龙在会上做"中国传播研究中的两种功能主义"的发言。     

2022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

本文从2022年近30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遴选出在研究问题、观点视角以及论证方式等方面较为创新的传播学论文,并从元宇宙、疫情与健康传播、传播思想史、媒介理论、媒介物质性、算法、平台劳动、媒介与空间、媒介文化、媒介记忆、手机/社交媒体的使用与交往等十一个话题勾勒过去一年中国传播学的知识版图。研究发现,2022年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呈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传播学研究注重与来自跨学科的经典理论对话,并对“何为媒介”等基本问题持续反思;其次,研究者兼顾新现象与日常性议题,注重新旧问题、理论之间的对话;最后,传播学者将研究视野放置于更多元的行动者、更丰富的研究场景之上,使得学界对空间、物等研究对象的认识愈发深入和全面。     

中国传播学领域的先行者和开拓者——邵培仁传播学研究成果述评

作为中国第一批传播学研究专家,邵培仁在传播学、媒介学、华莱坞电影、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深入耕耘,在近40年的学术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试图从邵培仁的学术研究历程、中国传播学理论建构的学术体系以及邵培仁对华夏传播研究的期望等三个部分来展示邵培仁在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和作出的贡献。更重要的是,本文通过这些成就和贡献来凸显邵培仁系统的传播学研究成果及其高尚的精神品格,以此启示后学和指导中国传播学研究。     

话语型态与问题意识：中国传播学30年发展研究的再研究

本文将"中国传播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研究作为论题,梳理和分析了近30年的相关文献,认为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已经成为引进传播学30年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但编年史、量化统计等话语型态所缺失的问题意识使得既有研究难以在学科合法性建构上大有作为,需要采取更具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研究视角来完成对中国传播学30年的学科反思和发展设计.     

2001-2010:中国发展传播学研究现状与前景

本文对十年来中国主要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的发展传播学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对发展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的进展情况进行了归纳总结和审慎展望。发现中国目前的发展传播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效果、媒介与社会变迁、媒介参与三个大的领域,媒介素养、健康传播作为发展传播学的重要专题在本文中也被单列专门讨论。同时我们也发现,中国的发展传播学研究的内容、方法、立场都发生了重大转变。发展传播学本身也从更深更广的社会维度关照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问题,其中弱势群体和媒介素养将成为发展传播学的核心问题。     

2008年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概述

2008年,传播学者一方面对改革开放30年来传播学研究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另一方面叉在传播实践的基础上,对知识社会学的地位,传播学本土化的路径、西方经典传播学理论的局限以及传播理论在中国新的传播语境下研究的新进路进行了探析和反思.     

主体意识的找寻——兼论传播学本土化的困境

传播学本土化是困扰中国传播学界多年的问题,但这一问题的答案并未因我国传播学研究的骤显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活跃而变得唾手可得,传播学本土化的呼声伴随着焦虑与迫切。回归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的基本问题,可以发现本土化的实质是一种主体困惑,传播学本土化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是传播哲学的问题,传播学本土化的困境也反映了传播哲学的失语,应将传播学本土化视作动态的"对话"过程,一方面利用传播学理论本身的灵活性与阐释空间,另一方面创造性的引介与接收,并致力于把理论本身的价值变成本土社会的价值。     

施拉姆影响下的早期中国传播学的认识偏差

施拉姆来华访学已有三十年,一直被誉为具有启发意义的"破冰之旅"。三十年中大陆传播学界对于施拉姆的评论已有一些显著变化,且施拉姆传播学理论存在着明显的硬伤,也对中国早期传播学的发展带来一些认识偏差。客观认识施拉姆传播学理论中的问题及正确看待其对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影响,是总结三十年前施拉姆"破冰之旅"的必要工作,也将会对今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起指导意义。     

传播学视域中的福柯:权力,知识与交往关系

传播学领域对福柯一直有着持续的研究兴趣,若要恰当地把福柯理论运用到传播学研究,首先必须尽可能准确地把握福柯的整个理论体系,从而理解福柯思想与传播学研究的交集域。本文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把福柯思想的核心要素"权力"、"知识"、"主体"与符号的"交往关系"联系起来,在不割裂福柯思想体系的前提下,探究福柯理论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