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讲唱文学语言审美追求

敦煌讲唱文学作品,是敦煌文学里极富特色的部分。它有近200个写、印本,包括着变文、讲经文、押座文、因缘、词文、话本、俗赋等诸多体制,并流行于敦煌地区的初唐至北宋这一历史时期。这些讲唱文学作品,尽管有篇幅较短的押座文和以通俗语言演绎佛经的讲经文,以及以编织故事情节与刻划人物见常的变文、因缘、词文、话本、     

说“变文”

关于什么是变文、变文的来源和界定等问题,历来众说纷坛。“变文”与“变相”是相辅而行的,是“变相”的说明文。“讲唱”,是“变文”作为一种文体的形式,是中国本上固有的东西。但“变文”不同于“讲经文”、“诗话”、“话本”等其它敦煌讲唱文学写本,不能以“变文”一词笼统称之。     

唐宋“说话”的演变

讲话故事，渊源流长，体式纷呈。从倡优戏弄到转变说话，民间说唱，已有分类。散韵相问，讲唱结合，题为转变，纯为韵文，称为唱词；叙说故事，属于说话。唐代以降，归为讲史和小说，讲史重在说白，小说有讲有唱，话本记录，名称和体式，甚为繁复。然而其承继关系，则甚为明了。     

"说话"源起新探

“说话”作为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在宋代始成为一种独具规模的商业化娱乐活动。关于“说话”这一体裁的源起,鲁迅先生将其溯源至唐代。此后,学者从之,少有创获。事实上,春秋时代瞽乐师们通过说唱“乐语”,讽诵“世系”进行教化的这一方式和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已具备了宋代话本(尤其是讲史话本)讲唱艺术的某些特点,如说唱的传播方式,内容韵散结合的特征,且多寓鉴戒之意,此外还有全视角的叙述方式等,实已开说唱艺术之先声。     

俗讲新考

俗讲是唐、五代时期在三长月举行的劝俗人施财输物的佛教法会。俗讲包括讲经和受斋戒,俗讲仪式与之相对应。佛经、讲经文、变文、因缘文和受八关斋戒文等都可以是俗讲的话本,但它们并非只是俗讲的话本。目前学术界对俗讲的界定有泛化之嫌,对俗讲话本的认识则有窄化之失。     

论诸宫调的说唱方式

诸宫调是宋金元时期较为流行的一种说唱文学（艺术）,其说唱方式有第三人称讲述方式和第一人称摹拟代言方式。根据故事演述和“场”上交流互动的需要,诸宫调说唱艺人时而采用第三人称向听众“讲述”故事,时而转换成故事中的人物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摹拟”人物,“代”人物“言”。诸宫调的第三人称讲述与话本不同,具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带上了更多“诗以言志”、“词以达情”的诗意情调。而第一人称摹拟代言则为诸宫调向戏曲的衍变提供了可能和线索。     

浸润与迁流:词话文体演变的因缘蠡测

词话的先驱是唐代的词文,与其相关的还有变文、曲子等;延至元代,词话成为与杂剧并列而又被杂剧汲取养料的技艺及文体;明清两代,词话所指被泛化,不但指说唱底本,而且指话本小说、章回小说以及弹词,而杨慎《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正是从词话到弹词演变的中介。     

宜春评话的发展状况与文化特点

宜春评话,是深受宜春人民所喜爱的一个传统曲种.评话是只讲不唱的,宜春评话却说唱兼有、偏重于唱,本文从文化的角度对"宜春评话"的历史渊源及其当代发展做了一个初步的探析.     

敦煌民间文学与明清小说之比较

在敦煌民间文学中,不管是变文、话本、故事赋、词文,对明清白话章回体小说,都有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整体上,即内容形式方面,而且是渗透到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各方面去的。本文将重点的来比较研究一下它们之间诸多传承的因素,从以下四个方面,较全面的勾勒一下。在敦煌民间文学中,究竟有哪些写本与明清小说中哪些小说有关系,以及它们之间传承关系如何。     

高考题中谈“话本”

2005年全国卷Ⅰ有一道关于“话本”的试题: 话本是宋代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促使它兴起的直接社会原因是 A.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B.商业和城市的繁荣 C.各民族文化的交融 D.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此题重在考查对“话本”的理解,难度不大,答案为B。但许多学生对“话本”所知甚少,特别是对它如何体现市民生活感到茫然,现介绍如下: 话本,原为“说话”艺人讲唱故事所用的底本,是随着民间说话伎艺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形式。“话”就是“故事”,“说话”就是讲故事。     

论宝卷对孝道文化的弘扬——基于湘西宝卷的田野调查

宝卷是民间宗教信仰活动中一种集信仰、教化和娱乐为一体的民间讲唱文艺的说唱底本。湘西宝卷是全国为数不多,至今仍存活着的不可或缺的民间文献宝库之一。经田野调查发现,湘西宝卷讲唱内容以佛道儒孝亲故事为主,讲唱人以弘扬孝道为己任,讲唱形态是当地民俗民风与传统孝道的有机结合。宝卷不但在历史上,而且迄今仍对湘西地区孝道文化的弘扬产生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当代孝道文化缺失及沦丧之时、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下,宝卷对传统孝道文化的弘扬,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宋代鼓子词

鼓号词是宋代文人的说唱伎艺,在词歌的编撰演唱上有其特点,是中国曲艺发展史上的奇葩。但由于研究者廖廖,长期以来人们对鼓子词有很多误解。本文从统计学的角度探讨了鼓子词的存世情况,研究其做为文人说唱位艺的特点,廓清了围绕《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话本《刎颈鸳鸯会》上的不实之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十五贯”故事在滦州影戏剧本中的新变

“十五贯”故事经由话本一、传奇的演绎,其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已基本固定,其后各种戏曲形式和说唱艺术在敷演这个故事时,也大体上没有超出话本、传奇所划定的范畴。但滦州影戏剧本《十五贯》在继承传统“十五贯”故事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发展和创新,使之成为一部新颖的、-具有影戏格调的“十五贯”故事。这种新变主要表现为人物设置与故事情节的改换具有滦州影戏韵味和相关的线索也具有滦州影戏的特色。     

《金瓶梅》所描写的佛教文艺——宣卷

“宝卷”是从唐之“俗讲”宋之“说经”演变发展而成.说唱宝卷包括：唱“头子”；唱“曲词”；说“散白”；念“偈言”；念“佛号”。《五戒禅师宝卷》是由“说经”话本《五戒禅师私红莲记》改写而成。     

论唱导文的发展演进——兼论六朝唱导文是话本产生的来源之一

唱导之与唱导文,是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关系.六朝唱导文包括宣唱事缘为主的唱导文、愿疏、唱赞、赞叹缘记、各种祝愿文、发愿文、忏悔礼佛文、初夜文等,隋之后又得到了新的发展.六朝时在唱导本土化过程中形成的杂序因缘、旁引譬喻一类,在唐时发展成为宣唱事缘的变文.此后,这类文体又逐步走向世俗化、大众化,为话本的出现提供了素材,奠定了基础,对后来的小说文体产生了重要影响.     

垣曲镲调查研究

垣曲镲是垣曲县特有的说唱艺术形式,它只说不唱,以节奏为主,没有旋律。最初由一个人站在舞台中间表演,也称独角戏。说唱时可用第一人称代言,也可用第三人称叙述故事,属于代言体,与快板、快书相近。随着时代的发展,垣曲镲已不能从视觉、感官上刺激人们,观看、演出、创作垣曲镲的人也越来越少,其传承与保护刻不容缓。     

“看官“是个什么官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常会见到“看官”这个称谓。这看官是个什么官呀？ 看官也作看倌,是话本对听众、小说对读者的称呼。话本是宋元民间艺人说唱的底本。既然要说唱,就难免要跟观众互动,于是“看官”应运而生。而中国古典小说脱胎于宋元话本,自然就保留了这个很有意思的称谓。     

拟话本中“插话”的语言叙事功能

拟话本是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顾名思义,“拟”话本就是对话本的摹仿。这主要是指拟话本保留了话本的叙事摸式。话本供说话艺人作为底本。是说唱艺术,它的叙事模式是由它的表演性决定的。话本大都有“入话”。说话人摆下场子,听众有人来得早,有人来得迟,先说一个和正文相关的小故事,让先来的人不必着急。话本中大量运用骈文或诗词描绘场景或人物风貌,用诗词作为开头和结尾,提起或总结全篇。在实际表演中,骈文和诗词是唱出来的。这是一种舞台手段。在话本表演中,说话人经常直呼听众“看官”、“列位”来共同评价故事中的人和事,这是为了使听众     

传播学视域下潮州歌册对话本小说的改编研究——以《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为例

潮州歌册对同名话本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进行情节增删、细节创新、字词更替等文学叙事改编,并融入潮汕民俗风情,体现说唱文学艺术特色。相较于话本小说,潮州歌册传播环节发生显著改变：传播方式从案头阅读到口耳相传;传播者从书商文人到说唱艺人;接受者从广大市民阶级到特定女性群体。立足歌册与话本小说传播要素之变化,可考察蒋兴哥故事因何改编、如何改编和改编效果等问题,认识书面作品与说唱文学两种文体表现方式、审美情趣差异。     

戏中有书 书中有戏

“你还唱吗？”这是老朋友见面常问我的话。我教了３８年书,唱了４５年戏。年轻时陪京剧票友万国权先生唱了１０年;中年时和天津教师中的戏迷唱;就是“文革”中还带着学生彩唱《红灯记》及钢琴伴唱《红灯记》。从１９８６年起,我曾８次为天津电台《看词听唱》节目播讲名段赏析,边讲边唱。近来,我在自创的散文朗诵中加唱,美其名曰“散文说唱”形式新颖,演出火爆。戏中有书,书中有戏,我将教书与演戏相联系,优势互补,感觉较好。我讲课从不费力,因为有气托着呢！在教课文《社戏》中解“篙”一词,我一边做戏中的动作,一边唱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