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20年考古报告看商周时期青铜农具之使用

关于青铜农具在商周时期是否被广泛使用,建国前三十年史学大家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讨论,但并未得出最终结论。参考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的考古资料,对商周青铜农具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     

凤阳大东关一号墓出土乐器的测音研究

1991年考古发掘者在安徽凤阳县大东关基建工地发现一座被破坏的春秋时期的钟离国贵族墓葬,依出土地点编号为大东关M1。墓葬出土金石乐器19件,其中青铜编钟15件,含编镈钟7件和编钮钟8件,石磬4件(均为残件)。笔者对这两套青铜编钟从外观、形制、音响等方面进行了较翔实的考察,确认这是当时高等级贵族生前使用的两套实用乐器,镈种为一钟一音,钮钟则一钟一音和一钟两音不等。另对4件石磬的形制、石料石质也做了初步的测试分析。     

中国古代青铜铜源之谜的破解--《江南铜研究》介评

《江南铜研究———中国古代青铜铜源探索》,是裘士京教授新近出版一部学术专著。该书以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田野考古发掘和科技考古成果相结合,对江南铜的四个发展阶段详加论述,并从“江南铜”这一点切入,牵扯出一系列有关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多有独到的见解,改变了我们许多传统看法,破解了古代青铜铜源之谜。中国最初大量出土青铜器的是夏、商、周王朝政治经济中心的中原地区,但中原及其周边地区作为青铜器主要原料铜和锡的资源是十分匮乏的。郭沫若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中原地区商周时期青铜或青铜冶…     

探寻钧窑之路——2001年神垕钧窑发掘追忆

钧窑是宋元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制瓷传统,同时也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中疑问较多、争议较大的一个窑口。为此作者主持进行了2001年对禹州神垕镇钧窑遗址的考古发掘。经过严格认真的考古发掘工作和初步的整理,使我们对钧窑的烧造时间、发展阶段和工艺技术等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收获颇丰。通过发掘大体可以确认在禹州市神垕镇西南部的古窑场中,钧釉瓷器的生产大体始于北宋末期（12世纪前半叶）;经过对刘家门窑址发掘资料的初步整理,可将钧窑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北宋晚期到金代前期,金代后期到元代初年,元代时期;发掘中清理出一批遗迹;在下白峪窑址发现了中晚唐时期的遗存,清理了一座窑炉,出土了大量瓷片和窑具。     

中国古代农业在六个方面的发展

1.农具的改进。①商和西周:农具绝大部分是木、石、骨、蚌所制,仅有少量青铜农具。②春秋战国:铁农具开始出现,并逐步推广耕犁、桔槔。③魏晋南北朝:翻车、水碓、水磨。④隋唐:筒车、曲辕犁。     

北京地区汉代考古研究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地区两汉时期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城址调查和墓葬发掘两个方面.汉代城址的调查研究,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人类的活动提供了重要信息;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随葬物品具有当时的时代特色,对填补汉代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对汉代城址和汉代墓葬的发掘及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对两汉时期的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同时也将这一时期的考古研究工作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初论春秋战国青铜铸造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以楚国出土的青铜器为例

中国先秦时代,等级高低和财富多少,是用青铜器的多少来衡量的。春秋战国时期是青铜器发展的第二高峰。楚国的青铜铸造技术,是第二高峰中的高峰。本文从楚国出土的典型青铜器入手,分析了春秋战国以来青铜器铸造技术较为重要的一些创新和发展。     

中国铁农具与牛耕究竟源于何时

浙江初中教材《社会》第四册第三章中关于中国铁农具和牛耕讲道：“春秋时期,铁器已在农业、手工业中使用,炼钢技术也已出现,农业上开始用牛耕地。”可是在本书第六章中关于中国古代农业中涉及铁农具和牛耕时又讲道：“春秋战国时期,农民已使用铁农具和牛耕,重视改造土壤……。”关于“铁农具和牛耕”在农业上的使用,教材中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时间概念———春秋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而每位学历史的人都知道春秋时期并不等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期是公元前７７０年到公元前４７６年,战国时期是公元前４７５年到公元前２２１年）。春秋…     

战国赵王陵二号陵出土部分文物述论

邯郸市赵王陵二号陵曾出土有三匹青铜马、一件透雕夔龙纹金牌饰、一件青铜铺首和200余片葬玉。具有完全写实风格的蒙古马的出土是我国同时期考古的首次发现,代表了这个时期青铜马造型艺术的最高成就;透雕夔龙纹金牌饰是先秦服饰金器之精品,青铜铺首具有独特的地域和时代风格;玉片属葬玉。它们都具有特别的历史、艺术价值,分别为国家一、二级文物,是赵国文化的瑰宝。     

青铜鬲命名问题述略

青铜鬲作为礼器的一种,是中华五千年礼制文化的物化,体现着社会等级和政治文化。关于其命名问题,即何谓鬲的问题,学界虽有基本认知,但具体到每件器物的研究上仍有分歧。通过梳理文献资料对青铜鬲的记载和金文中青铜鬲的自名现象,从形制、花纹、功用等方面入手,结合具体的考古出土材料,阐述青铜鬲的命名问题渊源,力图澄清困扰学者的小细节,为以后青铜鬲的基础研究提供可参考之依据。     

离子色谱法在文物发掘现场及保护中的应用

离子色谱法应用到文物考古发掘现场对研究文物原始保存环境、文物病害形成的原因、文物出土后保存环境的研究以及出土文物的保护修复等有很重要的意义.本文阐述离子色谱在考古发掘现场和文物保护等的使用,目的是使人们了解离子色谱仪在考古发掘现场使用的必要性.     

北京地区夏商西周时期考古研究现状简

北京地区夏商西周时期的考古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文化遗址和墓葬遗迹而展开的,对它的研究需要认识到两个方面：一是这一时期的考古文化的特殊性,它是由燕文化、北方文化、中原文化三者的交融而形成的;二是这一时期的历史属于我国古代青铜文明的一部分,要结合中原青铜文明的特征来分析.同时通过对文化遗址和墓葬的考古发掘,不仅可以使我们对夏商西周时期的历史有全新的认识,还可以为进一步研究北京考古史提供重要线索.     

从出土的山西青铜乐器浅析先秦时期晋艺术的特征

在考古研究方面,山西近年来取得可喜的成绩,本文从出土的山西青铜器（特别是青铜乐器）为主,对考古历史中最辉煌的先秦时期的晋艺术特点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     

固原博物馆馆藏精品简介七——战国青铜兵器

春秋战国时的固原是关中通往西北的咽喉,处在北方游牧区与中原农耕区的交汇地带。这一时期的遗存如青铜短剑、铜柄铁剑、戈、矛、车马具、饰件等器物在固原县及彭阳、西吉、隆德及其相邻的甘肃庆阳地区有着广泛的分布。在固原境内,先后发掘有固原彭堡于家庄、杨郎马庄、彭阳草庙、西吉新营陈阳川等几十座墓葬,尤其1987年发掘的固原彭堡于家庄墓地和1989年发掘的杨郎马庄墓地所出土的各种器物,较全面地揭示了这种青铜文化遗存的内涵。 类似于家庄墓地的青铜文化遗存,除了在宁夏的固原、西吉、彭阳、隆德、中宁、中卫和相邻的甘肃宁县、庆阳、镇原、正宁、秦安等地发现外,还发现于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固原于家庄墓地出土的Ⅰ式青铜短剑剑首与毛庆沟的Ⅳ式时代相近,当在春秋晚期。Ⅱ     

战国秦汉考古

战国秦汉的考古,大体可把它分为二大阶段。第一阶段战国初至西汉初,第二阶段从西汉中到东汉。根据考古材料可以将战国时期划分为战国早、中、晚三个时期。战国早期,大体从前5世纪上半叶到前4世纪中叶;战国中期约从前4世纪中叶以后到前3世纪的上半叶;战国晚期,可从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以后,随着国势的强盛到后来灭六国为止,也就是秦国在统一过程中的战争时期。依据考古发现,战国时期的铁农具,已在十八个省、自治区的上百个地点被发现。在战国初期,铁农具发现数量很少,器形简单。到了战国的中、晚期,铁农具骤然增多,分布也广,北起辽宁,南到广东,东至山东半岛,西到四川、陕西和当时的七国的广大地区。根据战国时期铁器的金相分析,战国初期的冶铁技术尚处在固体还原法阶段(块炼法),战国中期则掌     

毛庆沟箭镞考

近年来,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毛庆沟村墓葬群中,出有大量的三棱式青铜箭镞.三棱式青铜箭镞属北狄与匈奴时期的典型箭镞.而凉城县毛庆沟村在战国时期地处赵国的云中郡.在春秋战国时这里曾活跃着大量的林胡、楼烦人.毛庆沟箭镞的出土用史料佐证了凉城县一带曾是赵国与北方民族,特别是楼烦族军事联系的重要枢纽.     

东周王城遗址出土青铜棘轮构件研究

东周王城遗址出土的青铜齿轮、钩卡,机械学中叫作棘轮、棘爪,二者配搭为棘轮机构。其制作年代为2300年前,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具有制动功能的青铜机械构件,在人类机械制造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古代农具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而农业的发达与否又与农具有着直接的关系,先进的生产工具能极大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千百年的生产实践中,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种类繁多的农具,并不断改进完善,使之成为推动我国农业发展的杠杆之一。从半坡遗址和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时期到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从春秋战国铁制农具与牛耕的普     

商周青铜器艺术的光彩

中国的青铜时代约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中叶,包括文献上记载的夏、商、西周、春秋几个历史时期。夏时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初始阶段;商和西周前期青铜文化发展至高峰,是中国青铜文化的繁荣期;从西周后期至春秋中国青铜文化走向衰落;战国时期虽已开始进入早期铁器时代,但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仍然延续了很长的时间。 夏王朝(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时期,黄河流域率先进入青铜时代,考古发现的青铜制品有刀、锥、镞、锯、鱼钩等小件工具和戈、戚等武器,在二里头遗址的一些贵族墓葬中,还出土了最原始的爵、斝、盉等酒器和鼎等炊器。     

贵州赫章可乐文物图片选刊

赫章可乐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发现大量战国至汉代的墓葬及遗址。40年来,这里先后进行过9次考古发掘,其中较大规模的发掘有3次,出土许多重要的文物及遗迹。难怪有人把这里称为贵州夜郎考古的"圣地"。2000年秋天,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赫章县文物管理所在这里发掘了108座夜郎时期土著民族墓葬,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