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待救"走向"自救" --法治建设中个体角色的重新定位

现代中国正经历着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而尴尬的现实处境使人们认识到,法治的实现更多地依赖于民众的观念支持,尤其是个体公民在法治建设中对自身角色的正确定位。“待救”是传统化积淀的思维定式,而“自救”是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多元化法治社会的需求。实现“待救”向“自救”的转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需要我们创造积极的政治、经济、化条件予以支持。     

"教育学中国化"路在何方--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思维方式的革新问题

文章主张通过思维方式的革新来开辟“教育学中国化”之路,但在现实中却存在一些落后的思维方式,阻碍了其进程。因此我们要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思维方式的革新,用现代化的思维方式来推进“教育学中国化”的进程。     

从"非此即彼"到"亦此亦彼"--21世纪人类思维新特点

具有简单否定属性的“非此即彼”思维源于阶级、集团之间的差异、对立与斗争。战争是这种思维最典型的行为语言 ,换言之 ,明显带有否定性意味的“非此即彼”思维直接体现了你死我活的战争行为。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 2 1世纪中 ,两败俱伤的战争行为将不再使人们所愿意接受 ,人类主导的思维方式势必会发生变化 ,即宽容、理性的“亦此亦彼”思维将会取代“非此即彼”思维而取得主导地位。人们在社会进步发展中也同时逐步减少集团之间的差异 ,并通过各种法律的手段淡化阶级、集团之间的差异 ,加深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快速发展 ,人类共同利益日益重要 ,反映在人们的思维态度上就是认同感增强。“亦此亦彼”思维方式势必成为 2 1世纪人类主导的思维方式。     

"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伦理分析

“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种同质化与封闭化的体系伦理,它同时存在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中,因此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要打破其体系化制约,并在使其保持差异与开放形态的同时为后现代社会下的伦理形态进行奠基;换言之,内蕴于“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破产告诉我们应该从“三分”的视野去考察后现代社会下的伦理形态：即应该注意存在于“价值伦理”、“体系伦理”与“现实伦理”之间的复杂与动态关系,这应是理解“逻各斯中心主义”之解构的意义所在。     

浅析中国传统"无讼"理念及其现代价值

“无讼”理念既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也是传统社会人们所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其产生是儒家文化和其他社会因素相契舍的结果。“无讼”所蕴含的精神追求形成了巨大的文化惯性,影响深远。我们应以一种合理化的思维方式来对传统的“无讼”思想做出客观的评价,以探究其现代价值。     

"大职教观"问题探微

“大职教观”是基于国际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狭隘职教观带来的诸多弊端以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要求等原因而提出来的。杜威的职业教育思想、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以及伊里奇的“非学校化运动”等可以为“大职教观”提供有益的启示。新形势下的“大职教观”不只是意味着大职业教育体系,更是意味着人们有关职业教育思维的根本转变,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呈现出科学性、整体性、开放性、人性化、多元化和社会性等特点。     

"还自然之魅"的"生态人"理论重构

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性的本质是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它是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也是造成人与自然相异化的哲学本体论根源。克服人与自然的异化、复归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需要在“生态人”的理论图景中给予前提性关照。“还自然之魅”需要在观念形态上重建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在思维方式上创建人与自然“主客一体化”的研究范式,在实践向度上用法制和生态道德来巩固人们的“生态人”理论信仰。     

对"好学生"过度角色化的思考

日益增多的“好学生”身心问题和越轨行为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探究。但总体来说,人们对其根源的认识多集中在家庭教育、环境影响等表面原因。本文就此问题从个人的“角色化”方面进行了思考,并浅议解决“过度角色化”给“好学生”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办法。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麦当劳化"

今天我们城市中的餐饮店，最风光红火的莫过于麦当劳快餐店———金黄色的双拱门标记，坐在门口向你笑嘻嘻的卡通式偶象，整洁明亮的餐厅，快捷即时的服务，哪里都一样规格、一个味道的面包、饮料和薯条———竟然风靡南北，倾倒老少。麦当劳快餐店似乎出人意料的成功，使许多经营者惊羡不已，竞相效仿，以致麦当劳竟又创造出一种快餐文化，它的“长臂”无情地、强有力地伸入“社会和人们的私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而带来了有人所惊呼的“社会的麦当劳化”。[1]所谓“社会的麦当劳化”，恰恰反映了现代工业文化已经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更…     

科技伦理"全员"论:想象的主体想象的活动

撇开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撇开特定的社会历史形态,一些论者把科技伦理定义为全体科技当事人服务于全体人类。这种科技伦理“全员”论只不过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等于运用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把社会历史因素存入了“括号”之中,充其量只是谢林的“理智直观”或胡塞尔的“本质直观”的产物,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的非理性主义”;超现实、超历史、超阶级、超国家的科技伦理只是一种主观的虚妄;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下的科技活动及其异化、资本主义国家价值取向的“单向度”性,决定了科技伦理“全员”论不但是“认识论的贵族主义”,而且是“抽象的乌托邦主义”。唯物主义的科技伦理观的科学性就在于:从科技活动的现实出发、从现存的社会历史形态出发,去说明和解释科学技术的发生、发展及其伦理蕴含。惟其如此,我们的科技伦理学才能立足于“自己思维的此岸性”———不但帮助人们“解释世界”,而且指导人们“改变世界”。     

教育研究科学精神的建构

教育研究科学取向是教育研究从自在走向自由的自为存在。它通过认知教育世界、引导教育生活、创造教育理论提升自己的价值;借助于问题转化和主客体互动、逻辑自洽和经验证实建构教育理论和关注教育实践。由于固有的“悟性”特质和社会精神使然,中国传统文化明显缺乏科学意识,特别是科学精神。现代中国的教育研究需要倡导和培育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以应对现代性的挑战。这就要求超越以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天人合一”思想,而借助科学的中介实现教育研究“天人合一”之目的。     

中庸方法论与邓小平和谐社会观的构建

邓小平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但他所追求和建设的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者,邓小平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犹不及”、“执两用中”、“和而不同”、“和合之道”的思维方式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深邃智慧,它既是中国古代“中庸”文化传统在现代的发扬,也使“中庸”的思维方式得到了更新和升华。努力挖掘中庸方法论与邓小平和谐社会观之间的联系,有助于从思想根基上加深对邓小平和谐社会观和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解。     

中国传统思维中的"身体政治症候学"

社会政治有机体循环是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重要假设之一。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认为人体、社会和宇宙可以被看作一个同构物,并依据这一原理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著名政治范畴。换言之,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下,政治事物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具有生命的周期,整体社会的运行也具有功能的相似性。所以,处理社会政治事物就像中医看病一样,形成了一种“政治身体症候学”。这种政治思维取向具有明显的“非本质主义”(a-essentialism)特征,政治行为的目的不是改变事物的自然结构,而是顺应自然法则,协调和整合已失序的政治秩序。     

赋形·路径·策略·文本--人类广义写作思维的基本原理

本文认为 ,人类广义思维就是人类的精神生产行为。在这个思维过程中有着自己一套普适性的思维操作模型 ,即以赋形思维为终极目的的路径思维、策略思维和文本思维的四位一体的自组织生长和谐调的过程。在人类广义写作 (精神生产 )中 ,“秩序化”和“知行递变”不仅是写作思维、广义写作思维的哲学 ,而且也是人类认识、实践活动在本体和行为两个层面上的哲学 ,它是中国传统知行哲学的现代阐释。     

简论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和谐社会战略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当今世界的新变化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思想源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其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得失成败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提出的历史依据;国情与党情的新变化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研究探索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坚持从我国新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元代白话"与蒙元硬译体

蒙元硬译体是将蒙汉两种语言及语法夹杂到一起的特殊翻译体例,学术界通称为“元代白话”,或是“直译体”。但这些通称其实并不妥当,因为:该文体里的汉语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白话,也不是元代白话语言的变体;该文体出现于元朝前,所以称为“元代白话”在时间上并不十分妥当;而且“硬译”与“直译”是不同的翻译方法,称为“直译体”是把“直译”与“硬译”混同了。笔者从以上三方面分析了该种文体的不同称谓及其不当之处,认为将该文体称之为“蒙元硬译体”更加确切。     

构建和谐社会和政治文化更新

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全新理念,它不仅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而且必须树立全新的政治文化。因此,就要形成和谐的政治思维,培育现代公民意识,形成人们的政治常识,并认真区分“公意”和“众意”,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消除“民粹主义”的影响。     

邓小平经济发展战略思路初探

经济发展战略思路,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它为像中国这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之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搞懂“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搞好经济建设,实现经济建设稳步、快速、持续发展开拓了走向成功的创新之路。邓小平这种经济发展战略思路在今天对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小康社会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崔述与罗尔纲辨伪思想比较研究

辨伪是崔述、罗尔纲这两位史学大师得以成名成家的重要基础,虽然他们在考辨伪史的范围、标准、归结成伪原因侧重点等方面各有不同,但都对历史文献辨伪做出了巨大贡献,形成“以小见大”、“剥笋”的思想特色。比较研究他们的辨伪思想,对于丰富中国文献学的理论以及促进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和谐社会与和谐哲学的几点思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一宏观背景,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超越这一阶段。和谐社会虽符合共产主义理想的要求,但不等同于共产主义。所谓“和谐哲学”由于缺乏整体性和追根究底性思考,而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对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研究,也由于缺乏整体性和追根究底性探索,和合文化目前也只表现为一些理念碎片,因而对其作用也不应过高估计。斗争哲学不是斗争思维方式的产物,和谐哲学也不是和谐思维方式的产物,它们既是差异,又是同一,且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即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