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村治理研究的热点及演进趋势

根据文献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对中国知网所收录的“主题”为“乡村治理”的833篇文献进行分析,研究显示,我国乡村治理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乡村振兴、村民自治、三治融合和政策变迁。乡村治理研究的演进趋势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的演变、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乡村治理内容的扩展。基于此,应夯实乡村治理理论基础,增强学界与实务界的合作,推动乡村治理实践发展。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农民主体作用研究综述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基本原则下,学界对乡村治理的研究范式开启了由外部型“国家视角”向内源式“农民本位”的转换进程。回溯关于农民主体作用的相关议题,发现既有研究从理论、历史及现实三个维度对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农民主体作用的内涵作出了深刻阐述,基于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对农民主体作用之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探讨,从宏观制度供给、中观组织体系、微观主体资质三个层面对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农民主体作用发挥的现实困境予以了明确,并针对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农民主体作用的回归构建了路径框架,为实现农民主体的“赋权增能”与“身心回归”,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实现“人口规模巨大”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遵循。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治理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与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有效治理乡村社会并取得全国政权的历史。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治理乡村社会的实践,体现了这样的一些特征：以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作为乡村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坚持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念,从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全面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工作,充分发挥社会动员手段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巨大优势。中国共产党治理乡村社会的重要历史经验,对当今社会中的乡村治理工作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治理研究综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立足中国实际,前瞻未来发展,在深深把握中国改革发展脉搏、敏锐洞察世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中国这样一个农耕文明源远流长的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始终是我们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富国之源,乡村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有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回顾和梳理乡村农理研究,总结乡村治理经验,以其促进乡村多元治理发展,促进乡村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进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     

从二元结构到全景关照——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研究的视角转换

“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阐释范式,覆盖了政治学界针对传统中国乡村治理领域的研究。本文在重新剖析、审视这种阐释范式的基础上,认为“官治绅理”的分析逻辑虽然能够通过对治理主体进行本质性解构来说明传统乡村治理的权力逻辑与组织行为,但却忽略了乡村治理中“民意”的张力与作用,无法清晰揭示在中国传统乡村“治理场域”中的权力—权利内在逻辑。虽然学界已有突破原有研究框架的努力,但本文认为仍需在前人基础上将研究视角从传统的“国家—社会”二元主体分析维度,转向国家—民众—士绅(以民众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分析维度。并且还要突破传统研究范式仅仅从静态治理主体解构乡村治理结构的局限,从动态的治理机制视角解码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运行规律,实现从二元结构到全景关照的研究视角转换。     

河北磁县的乡村治理调研报告

乡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本文以河北磁县为调研对象,对乡村治理现状进行了调研分析。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研究的学术回顾与探讨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研究涉及内容广，时间跨度长，是相关学科研究关注的重点。研究内容涉及各个时期乡村的治理理念、制度安排、政策走向、具体举措以及治理效果等，成果十分可观。全面系统地分析梳理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厘清学术分歧的关键所在，从而不断推进研究的深入开展。     

乡村文化治理

本文从文化的重要性入手,提出乡村文化治理的目标是构建和谐的乡村文化,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的困境,并且得出城乡二元经济政策正是造成乡村文化治理困境的根源。最后,结合我国现实,为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的路径选择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这有利于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和促进农村的长远发展。     

乡村基层治理法治教育的困境与思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需要从基层工作着手,全面加快基层治理的法治化进程。从乡村基层法治教育的角度研究和梳理乡村法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强化法治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充实法治教育内容,贴近受教育对象;以多种形式开展法治教育,提高教育效果;拓展法治教育渠道,搭建各类教育平台;培养法治教育队伍,形成工作机制;构建乡村法治教育长效工作格局等工作思路对摆脱乡村基层治理法治教育的困境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新乡贤助力当代乡村治理研究

随着城镇化的进程,中国传统的乡村逐渐衰落,人口的流失、思想和乡村风俗文化的变迁给农村的治理造成了一定的困境。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的战略,重点关注乡村的有效治理。乡贤作为协同治理的参与者,可以在构建乡村秩序、营造良好的乡村文化与风气、促进乡村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等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因此新时代背景下呼吁将新乡贤作为乡村建设的人才资源,也是符合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需求。以安徽的一个农村为调研对象,通过相关访谈,对乡村治理的困境进行分析,思考乡贤对于乡村有效治理的助力作用,提出把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作为一种推进乡村治理优化的路径。     

乡村振兴中村干部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乡村发展面临新挑战下的战略选择,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村干部治理能力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成效。乡村振兴对村干部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村干部治理能力的提升面临着认识理念滞后、工作任务繁重、基层党组织弱化、基层动员难度增加等挑战。为此,加强人才培养、优化村干部成长机制、坚持“红色领航”、重塑基层公共性,是提升村干部治理能力的有效选择。     

风景名胜区“景中村”治理模式选择研究

风景名胜区"景中村"与景区是一对矛盾统一体,"景中村"的无序发展会影响景区的可持续发展,而"景中村"的存在又具有某些积极意义,是景区的有益补充。现在的两种治理模式:整体搬迁和就地治理,各有优势,在具体治理模式的选择时,应注重从所处位置、居民收入来源、转换成本、居民意愿四个方面来进行综合考虑。和谐景区的打造需要政府、企业、居民的共同努力。     

制度变迁与村干部角色演变

通过历史考察认为,在总体性社会时期村干部是政府代理人,在过渡时期演变为村民代理人,在乡政村治时期异化为谋利型代理人。农村制度变迁影响了村干部角色的演变,不同方式的制度变迁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村干部角色的走向。今后农村制度变迁必须考虑其可能对村干部思想与行为产生的影响。     

以组织部门的视点透视乡村治理

1980年诞生的村民委员会是现在的“乡政村治”体制的开端。进入199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成为国家建设的首要目标,村党支部的工作被定位为支持、援助并指导村民委员会的工作。1990年代中期党开始着手整顿“后进村”的基层党支部。其主要方式是由上级部门投入资金和人才,强化控制。1990年代后期,组织部改变了党建工作的方式,把以往由上级投入人才、资金的形式,改为通过重建基层组织和扩大听取村民意见的方式,来改善党群关系。这种转变,赋予了村党支部乡镇政府政策执行“代理人”和村民“代言人”的双重作用。而造成村级党群关系恶化的根源,主要在于乡政村治这一结构体制,党认识到村一级的党群关系的恶化,是来自“乡政村治”结构本身,因此要求建立新的乡村关系。     

农村社区公共物品供应中的村庄治理因素

村庄治理结构是影响农村社区公共物品供应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的村庄治理结构类型在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水平与方式上有着显著性差异。稳定的权威结构是农村社区公共物品供应过程中的首要前提。中国农村社区公共权威结构的转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法理型社区权威结构的建构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理顺两委关系、乡村关系以及扩大村民参与是完善法理型社区权威结构的核心议题。     

善治视阈下的村官素质问题探究

我国农村善治的实现有赖于一支政治思想素质高、作风硬、能力强的村官队伍。目前村官队伍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基本上能承担起组织和领导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任,促进了政府与农村群众的良好互动,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还需提高民主法治意识、强化责任心、增进回应等。     

善治视阈下的村官素质问题探究

我国农村善治的实现有赖于一支政治思想素质高、作风硬、能力强的村官队伍。目前村官队伍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基本上能承担起组织和领导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任,促进了政府与农村群众的良好互动,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还需提高民主法治意识、强化责任心、增进回应等。     

论民国时期村治派的发展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起源于中华报派对村治思想的提倡和实践。国民政府北伐胜利后,以《村治月刊》为核心,米迪刚、王鸿一等人以“三民主义”为旗帜,将村治运劫推向新的阶段;后期粱漱溟、吕振羽等人的加入更使村治派在思想和实践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市场与村庄:两种逻辑的演进与整合--以武汉市徐东村"村企分开"为个案

:由于在行为出发点和理论基础上的根本对立 ,乡村股份公司与村庄集体不可避免地会在运行规则与运行逻辑上发生矛盾和冲突 ,但集体产权和村庄社区意义上的同一性 ,又决定了这两大社会实体必须实现有机的衔接和统一 ,在本个案徐东村中 ,这种衔接和统一是通过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来实现的。这无疑向人们展示了一道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村治景观     

论唐代中期乡村控制的转型

唐代中叶以前,主要以传统的乡官制度作为基本治理形式,它作为国家权力法定的组织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唐代中叶乡村组织首领的地位日趋下降,乡里制出现一大变局,开始由乡官制转变为职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