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广西的水灾及其社会救济

由于一些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近代广西的水灾日趋严重。水灾发生的频次较前代明显增多,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从空间分布来看,水灾主要集中于梧州、南宁、浔州及郁林州等府县。同时,水灾还呈现出连续性、灾区广、灾情重、多灾并发等特点,给近代广西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水灾过后,政府和民间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灾民进行了赈济,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社会秩序的稳定。     

宋前时期安徽自然灾害初探

宋代以前,今安徽境内发生水灾、旱灾、震灾、风灾、雹灾、雪灾和霜冻等自然灾害,其中,水灾、旱灾出现的频率较高,尤其是水灾,发生的频率最高。历代中央政府重视救灾,采取蠲赈、仓储和治水等救灾举措,这些措施对纾缓灾情、救助灾民,帮助灾民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民国时期贵州水患的救治研究

贵州水灾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民国时期,贵州水灾发生频繁,这不仅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导致人们生命财产安全遭到严重威胁和巨大损失。对此,国民政府和贵州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对灾情进行救治,这对灾区人民的生活和生产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对水灾救治进行研究,总结出水灾救治的一系列办法,从而为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     

民国时期益阳地区水灾概述

益阳地区自古就是水灾多发之地,民国时期水患更加频繁严重,呈现季节性、连续性、频率高、范围广的特征.连年的水灾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严重破坏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社会秩序混乱,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对民国时期益阳地区的水灾研究,可以为当代治理洞庭湖区的水患、减灾防灾提供历史的借鉴.     

1939年晋冀鲁豫边区水灾治理

1939年是晋冀鲁豫边区大灾之年,这年7、8两个月,一场特大水灾席卷整个晋冀鲁豫边区,给人们的生产以及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危害。面对破坏力极大的水灾,晋冀鲁豫边区采用标本兼治的两套治理措施,充分调动了政府、百姓、乡绅、商人等诸方面的力量,展开了力度相当大的救灾和治理水患运动。边区政府减轻灾民负担,加紧拨粮拨款;平抑物价,发行新币;勤俭节约,社会互助;转移难民,发行公债;赈济灾民,并将救灾与生产结合起来,兴修水利,以工代赈;抢种补种,发展生产;安置灾民,发展合作社;发展工商副业、合作社,大力展开堤树等植树活动。在共产党和边区政府领导下,根据地军民战胜了六十年一遇的大水灾。所以理清1939年晋冀鲁豫边区的水灾治理情况,对治理水患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清代怀宁县水灾问题探析

结合文献分析与数据统计,归纳了清代怀宁县“淫雨连绵”“大雨内涝”“蛟洪蛟水”“客水过境”等水灾类型及特征,总结了上述主要类型水灾发生的年份、季节、继发、群发等规律。以地方志、荒政书、水情公报、上书奏折等多种档案史料记载,进一步阐述了主要类型水灾对清代怀宁县农业生产、官民设施、百姓生存、社会秩序等不同程度的冲击与破坏,揭示了当地兴修水利、疏浚河道、转移群众、设立义仓、蠲赈捐粮等抗洪活动与救灾措施,再现了清代抗御水灾任务中政府与民间的互动过程。     

清代前期人口、烷田、水灾与洞庭湖区经济地位的衰变

人口、烷田和水灾是制约清代前期洞庭湖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三要素。三之间互为因果，形成了一种影响湖区经济的强大合力。清初盛世期间，人少地多，水灾影响小，洞庭湖区在全国保持着极其显赫的经济地位。进入嘉庆、道光后、人口、烷田之间矛盾日显，人多地少，水灾频繁，洞庭湖区的粮食生产受到严重威胁，经济发展渐趋停滞，显赫的经济地位日益衰变。     

淮河流域生态环境对居民的影响

阜南县王家坝镇地处淮河上、中游结合部,每当淮河蓄洪时都会造成村庄和农田的淹没,但是,当水灾退去,居民就会回到原居住地,本文试图通过研究水灾及治淮工程建设来了解淮河生态时当地居民的生活、生产及心理等方面的影响.     

明代江西地区水灾时空特征

基于《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收集的气象资料,建立了明代(1368—1643年)江西地区水灾的数据库,根据灾情程度将水灾的等级划分为轻度、中度、重度3个等级,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统计、分析了明代江西水灾的分布特征及发生规律。明代共发生水灾787县次,平均每年发生约2.85县次,以1520年代为界,前期发生频次低,波动小,后期发生频次高,总体年际波动大。明代后期的水灾总县次远多于前期。水灾的空间分布呈现北多南少的分布格局,河流下游多于上游,平原多于山区,水灾多发地主要集中在鄱阳湖平原地区。     

清代徐州地区黄河水患治理及其救灾措施述略

清代徐州地区频繁发生的黄河水灾给地方民生带来了严重危害。基于维护统治和体恤民生的目的,清政府采取修筑堤防、堵塞决口、疏浚河道等措施来治理黄河水患。水灾发生后,中央政府更是采取蠲免税粮、开仓赈济等众多荒政措施来积极应对水灾。徐州地方官员以及地方士绅也在徐州黄河水灾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黔东北地区的自然灾害概述

明清时期,黔东北地区自然灾害的发生较为频繁,且种类多样,犹以水旱灾害为主。自然灾害的发生除了与当地的气候、地理条件等自然环境有关外,还与当地森林植被的严重破坏等人为因素密切相关。自然灾害的频发给黔东北地区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对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把制造商品时所耗费的活劳动作为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惟一源泉,从而揭示了资本家与雇佣工人深刻对立的经济根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当时社会劳动特征为前提的,服务于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历史使命。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社会劳动的创造要素发生重要变化,以高科技为内涵的脑力劳动极大地拓展了创造价值的劳动领域,并由此形成了不同于旧时资本家而属于建设社会主义劳动者的社会阶层。现代的劳动价值论,要在坚持与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充分认识“活劳动”新的特质,正视科技创新、智能创造的劳动价值,指导和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乾隆时期皖北地区灾荒及其危害

通过对现有史料的分析与总结发现,乾隆时期,皖北地区曾多次发生水灾、旱灾、地震、雹灾、蝗灾,其中,以水灾最为频繁。自然灾害的频发对皖北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致使大量人口死亡、劳动力减少,同时也使当地民众的物质财富备受损失,对本区域的政治安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带来诸多不利影响。这也促使统治者不断完善各项荒政措施,以降低自然灾害造成的破坏。     

清代温州海潮灾害考述

海潮灾害对人类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巨大威胁。温州东濒大海,多受台风影响,是海潮灾害频发区。清代温州多爆发风暴潮灾,集中于夏秋两季,且具有突发性,破坏性大。海潮灾害危害很大,不仅吞噬百姓生命,毁坏房屋,而且破坏农业、盐业、渔业,引发一系列次生灾害。清代温州对海潮灾害的救援主要依靠政府和民间社会力量。     

两次世界大战的比较研究

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既有共性，又具有各自的个性。本文从六个方面全面而系统地对此进行了比较分析，这对于进一步研究两次世界大战和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是十分有益的。     

三峡库区及武陵山区退耕还林的生态伦理价值

退耕还林工程是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自然灾害的一项根本性措施。搞好三峡库区及武陵山区的退耕还林,具有维护该地区生态平衡,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协调各种利益机制,增加绿色植被覆盖率,防止水土流失,减少自然灾害,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农林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重要生态伦理价值。     

漳河水库流域降雨序列变异点分析

依据漳河水库流域1963-2008年降雨资料,采用Mann-Kendall参数秩次相关检验法对其未来变化趋势和变异点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在显著性水平α=0.05下,漳河水库流域年降雨量总体上呈缓慢下降的变化趋势;（2）降雨量的显著变化点在1995年,以1995年为分界线,前后两个系列的水文统计特征值具有明显差异,已经不符合＂一致性＂的要求;（3）流域地区1月和7月的降雨量变化趋势的随机性成份很大,应采取相应对策和措施,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干旱或暴雨洪涝等自然灾害;（4）流域人类活动日趋频繁,使得流域下垫面条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浅谈怎样应用技术“双刃剑”

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正在深刻的改变着人类社会。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技术应用一方面能够为人类造福,同时也带来了灾难,它是一把双刃剑。如何正确认识并理智地去利用它,使其向着有利于人类、有利于社会的方面发展,是应用技术的关键。     

教育就是教育

教育本不是什么,却被说成或看成什么了;教育本是什么,却又把它看成不是什么了。教育本是(精神)劳动、(精神)生产,却不被视为劳动生产。教育本是伟大的实践,却被说成是脱离实践的。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学、艺术、宗教相比,都是老资格,它与人的关系最密切,最亲近。唯有教育最有资格说教育就是教育。如果说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最有资格跟着人说它是万物尺度的,是教育。     

由困境到消解和超越--论庄子的恐惧和失意

庄子所处的时代造成了他对祸患的恐惧和对人生的失意,这样的心理反应使他陷于无限的困苦和矛盾之中。他力图在精神领域以“无用之用”、“物我合一”、“游世”等为主要手段对现实问题进行某种程度的消解,流露出对生命的眷恋,由此显示出庄子哲学对现实人生的关注。他对一系列哲学命题的思考正是由此而深入的,在此岸中追求超越现实苦难,进而与自然合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