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史记·项羽本纪》立纪的合理性

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可谓两汉史学的＂双子星＂,也是中国史学史的两座高峰。一直以来,＂马班异同＂都是史学界的＂永恒课题＂之一,而《项羽本纪》更是史学界争议的焦点：有学者认为项羽只是一介＂僭盗＂,不足以立纪,只能列传,而有学者则提出了相悖的观点。这一争议在史学界已存在多年,却仍未有定论。本文从本纪体例、作者写作意图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并对前人的研究作相应的补充论证,以证明司马迁为项羽立纪的合理性。     

《史》《汉》类传比义

由于司马迁与班固两位史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出身与遭际及各自史学才能之不同,因而《史记》和《汉书》中的相同的类传虽记述时代、内容基本相同,但评价却大为不同。表现在对西汉王朝的看法上,《史》多讥剌之辞而《汉》则代之以雍容圆滑的记述。在道德评判上,《史》往往冲破伦理道德的束缚,而根据人物的具体情况定其优劣;《汉》则自觉地以统治者的代言人自居,处处以统治者的正统思想来绳墨历史。在义利观上,《史》重利但不排斥义;《汉》则重义而轻利。《史》、《汉》类传之异鲜明地体现了两位史家的史学思想。     

司马迁、班固“循吏观”异同及原因——以《史记》《汉书》为例

司马迁《史记》首创"循吏传",班固《汉书》承袭此体例。司马迁笔下的循吏注重守法敬法,而班固笔下的循吏更注重教化及事功能力。二书"循吏列传"中所记述的循吏各有特点。司马迁与班固家学渊源、个人经历、所处时代背景的不同以及二人政治思想、著述宗旨的差异,是形成二者笔下循吏的不同及其背后不同循吏观的主要原因。     

从《史记》、《汉书》的差异看两汉统治者对史学的影响

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是我国两汉时期著名的史书。司马迁和班固两人的家世、才学及遭遇都有许多共同之处,然而史学思想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本文分析了这种差异,并从两汉统治者对史学的影响来探考产生差异的原因。     

从神到人——由《史记》到《资治通鉴》看刘邦形象的演变

兰州大学文学院王可端在《从神到人——由《史记》到《资治通鉴》看刘邦形象的演变》一文中指出：《史记》、《汉书》与《资治通鉴》是我国著名的三部史学和文学著作。《史记》、《汉书》对圣人进行神学渲染中,数刘邦最多。在世袭制社会中。刘邦以一介平民而成为天下帝王．当时的人们是很难理解的。司马迁与班固都试图为其寻找合理性．二人虽然都描写过有关刘邦的一系列异闻,但二入的出发点却不同,司马迁描写神秘文化是为了探寻刘邦成功的原因．而班固却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为刘邦建国登基寻求合理性,作神学宣传,强调天意或天命。     

辩证统一的系统—解读《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在我国文献学史及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学界对“艺”“文”“志”3词及其关联状况缺少系统研究,这3词直接关系到《汉书·艺文志》的主旨和内容。“艺”“文”“志”3词在古代各有其独特的意义源流,在《汉书·艺文志》中,3词第一次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辩证统一的系统。深刻体察其内涵,可以于此管窥班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阐释。     

略论汉惠帝的缺位与复位

西汉孝惠帝缺位于司马迁《史记》,而班固在《汉书》中专门为其增立《惠帝纪》,对于这个问题很多学者已经进行了探讨。本文通过《史记》、《汉书》中涉及汉惠帝相关篇目的细读,在史学视角与文学视角进行对比之后,窥见出《史记》发展到《汉书》,史学性增强而文学性减弱。     

《汉书·艺文志》中小说家类中“伪托”之意

《汉书.艺文志》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目录学文献,是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的。班固在小说家类中《伊尹说》、《鬻子说》的注语认为此二书是后世伪托。通过翻检前人的著述以及对《汉书.艺文志》中序言的解读,认为班固所言＂伪托＂和今之＂伪托＂当为两个不同的含义,有可能与在道家类中的同名的《伊尹说》、《鬻子说》为一书两分,而不是伪托之作。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司马迁、班固著史优劣辩

我国对正史的态度历来不一,对一些史学家的著史也有不同的评价,如对司马迁、班固这两位正史源头作家就有谁优谁劣的争论.从司马迁、班固的生活年代、著史背景、创作好尚等角度去分析并加以考辩,可知司马迁、班固都是我国古代正史著名作家,他们著史各有所长.司马迁主要贡献在"通史"体例上,班固则体现在"断代史"体例上.在创作方面,他们都十分艰辛,意志坚强.争论他们著史谁优谁劣实没必要,能写出<史记>、<汉书>这样的史著实在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司马迁与班固经济思想之比较

一、司马迁与班固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比较司马迁与班固同为我国汉代的良史,司马迁在西汉,以《史记》开史学之先,有中国"史学之父"之称;班固在东汉,他本《史记》之体例,以《汉书》开断代史之先.所以后世以"史班"或"班马"并称.他们二人有相同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之处.毛泽东同志说:有比较才能鉴别.比较研究二人的经济思想,对于弄清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具有重大意义.     

《汉书》宣汉思想新探

把宣汉看作班固及《汉书》史学思想的消极面是很难成立的。班固撰史宗旨是自觉地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思想，故以宣扬刘汉大一统为己任；《汉书》宣扬西汉社会的一统成就，确立了她在中国古代史上的盛世地位；宣汉并非对西汉帝王及封建统治阶级无原则的颂扬，而是秉笔直书以为政治借鉴，是实录精神和历史借鉴功用的有机结合。     

班固史学思想下的吕后形象——以《汉书》记载为例

《史记》《汉书》虽然都为吕后作传,但是班固受制于时代背景和自己的史学思想,与司马迁在吕后形象刻画上有着叙述体系、语体风格等差异。《汉书》将吕后的政绩与个人事迹分开叙述,呈现多面性的人物形象。《汉书·高后纪》通过对吕后称制天下八年间政绩的记载,成功呈现出一位贤明执政者形象,同时,在《外戚传上》等其他传记中刻画了一个具有隐忍、残暴、知恩图报等多重性格的人物形象,给予了吕后较为客观的历史定位。     

先哲的启迪——从《史记》和《汉书》记载贾谊的差异看高中历史教师如何上好历史课

《史记·屈原贾生传》和《汉书·贾谊传》都有对贾谊的记述,但出现一些较大的差异：司马迁重视贾谊＂同死生,轻去就＂的精神,但对于其政治方面的记述过于简略;班固则重视贾谊政治方面的成就,而忽略其精神方面的贡献。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呢？文章作者就司马迁和班固的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这两方面进行探究,并且由此进一步寻找这些因素对于现今高中历史教师如何上好历史课的启示。     

论《史记》的“超史性”及其成因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优秀的通史巨著,问世以来,研究者代有其人,史坛巨擘梁启超以其敏锐的眼光,独到的见识,深刻地体察并指出《史记》是中国、乃至世界史学中无与伦比的＂超史＂巨著。梁启超先生的看法是一个极富价值的理论见解,它对我们认识和研究司马迁和《史记》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史记·酷吏列传·杜周传》《汉书·杜周传》异辨

周是汉武帝时代政治舞台上极为重要的人物。司马迁、班固为这样的政治人物立传,却各具匠心。《史记·酷吏列传·杜周传》与《汉书·杜周传》相比较,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差别:一是形制有别,二传皆为纪传体,但形制稍有差别,司马迁将杜周与其他酷吏合为一传,而班固并没有把杜周列入《酷吏传》,却另为《杜周传》。二是取材有别,司马迁单取杜周事迹,连缀为传,而班固却附记杜周子嗣,资料丰赡。三是立意之别,司马迁主要着眼于个体之"士"与大历史观,认为杜周是依赖于汉代酷吏制度而存在的,班固则着眼于宗族发展和西汉历史,认为杜周是武帝时代极为重要的政治人物,也是杜陵杜氏家族的崛起者。     

《史通》所见“三史”考证

刘知栽在《史通》中经常提到“三史”,周一良先生认为这“三史”是指“旧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而非“新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他说：“徐坚《初学记》卷二一《文部·史传二》云：‘世以《史记》、班固《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矣。’知开元中犹承六代旧习,目此三者为三史。刘子玄之作《史通》,其心目中三史亦指此三书也。”（《敦煌写本杂钞考》）并以《史通》中《叙事》篇“《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与《书事》篇“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范晔博采众书,     

《汉书》引用道家之说分析

与司马迁相比,班固具有鲜明的崇儒思想,但班固却不是唯儒家思想是从。在《汉书》里,道家思想仍然有相当的体现,其中明引或暗用道家学说的地方并不少见。班固对道家思想给予了相当的肯定并吸收了其较多的合理成分。班固在《汉书》里体现的道家思想可从其家学渊源和自身遭际中寻找出答案。     

评述刘知幾对于《汉书》在体例上的批评

唐代史家刘知幾的《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在我国史学批评史上享有盛誉。书中运用浓墨重彩对汉代史家班固所著《汉书》赞赏有加,因此他历来被人们认为是"班马优略论"这一千古聚讼纷纭的论战中,"扬班抑马"的代表人物。同时也对《汉书》提出了猛烈批评,特别是在体例问题上;可是对《汉书》的批评也是值得商榷的。长久以来,这一现象未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因此,评述刘知幾对于《汉书》在体例上的批评,对于我们正确、全面地认识其史学思想是很有意义的。     

论司马迁、班固的“实录”精神

随着汉朝专制统治的加强,社会上“为尊者讳”之风渐兴,使得司马迁、班固著史的“实录”精神存有一定差异。本文通过比较马、班两人记载高祖、惠帝、武帝、元帝等西汉尊者的不同笔法,指出司马迁敢于逆批龙鳞,针砭当世;而班固在《汉书》中为西汉尊者隐恶扬善的心情表现得比较明显,他在著史的“实录”精神上逊色于司马迁。     

司马迁班固生态观试比较

作为史学大家,司马迁和班固的历史记述都保留了若干生态史的信息。对于灾异史的记录和灾异的理解,马班也各有见解。通过对《史》《汉》相关内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学术个性的差异。班固对于灾异的理解与司马迁自然主义的倾向不同,多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在关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生态和民俗的关系时,司马迁比较重视前者,而班固似乎更为重视后者。班固对民俗的关注,似乎是从强化政治管理的动机出发的。有关西汉生态保护意识的资料,《汉书》所提供的要更多一些。但是以考古资料对证,重要资料也并不是没有遗漏。历来学者进行马班的比较,或“甲班而乙马”,或“劣固而优迁”,近数十年则后一种意见明显占上风。其实就生态观念的比较而言,或许可以得出“马班二史互有得失”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