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所遭“李陵之祸”探讨——兼谈司马迁与汉武帝的一段关系

“李陵之祸”在司马迁的一生中是件关键性的大事。这件事既影响了他的生活、思想和仕途,又影响到他的《史记》的写作。因此,无论是研究司马迁的生活道路,还是著述道路,都不能忽视它。本文打算分析一下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其中涉及到司马迁与汉武帝的关系问题,也略加阐述,以就正于方家。     

谈谈导言与序言的区别——兼与陈镜鹏同志商榷

贵刊今年第四期所载的陈镜鹏同志《高考备考说略》一文,围绕备考问题发表了不少经验之谈。文中提及的“联系比较法”的确是一种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强化学习意识,从而达到“灵活运用语文知识能力”的好方法。但该文在梳理有关“序”的知识     

谈谈中学微分学中的导数概念——兼与叶美烈同志商榷

从今年起,中学数学开始讲授一元函数微分学,这是我国中学数学教学改革中的一件大事。这样,将使中学数学,无论就其深度或是就其广度而言,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它也对广大中学数学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正确理解中学微分学教材,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教好中学微分学。中学微分学,即中学课本中的微分及其应用部分,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不能象高等学校的有关教材要求那样高,涉及面那样广。但它是高等数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所讲述的概念、性质     

谈谈对限制性定语从句的理解——兼与邓德华同志商榷

邓德华同志在《这些是限制性定语从句吗?》(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外国语》1984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逗号是不是区别限制性定语从句与非限制性定从句的标志?邓德华同志通过分析英国朗曼     

谈谈对几个修辞例句的看法——兼与杨鸿儒同志商榷

杨鸿儒同志编写的《修辞知识》,作为“汉语基础知识丛书”之一,已于一九七九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特点正象编写者在《前言》中概括的那样:“主要讲修辞方式”,“着重讲意义、类型、社会作用以及怎样运用等,广引各类语体的例句,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去分析说明,有详有略,通俗易懂.” 正因为这样,这本书对初学者是颇有帮助的.我们略感不足的是:编写者对一些修辞例句的特点注意得不够,因此例句与有关的说明往往出现彼此脱节的现象.下面举出几个例句来,谈谈看法.     

形象思维之我见——兼与童庆炳同志商榷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发表之后，谈论形象思维的文章逐渐多起来了，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伟大方针在文艺界、学术界得到真正贯彻的结果。的确，形象思维多少年来一直是文艺理论与创作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然而也是未能彻底弄清的问题。目前发表的许多文章，谈形象思维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多，谈形象思维的实质及其特征的少。即使谈到形象思维的实质与特征的，也未从心理学的角度深入挖掘思维的奥秘，而是就事论事，仅从文艺方面，或从认识论方面来谈的。其实，这里还有文艺心理的问题，如不涉及，就很难把问题谈清，就难免给人有谈得不深不透不准之感。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3期上发表的童庆炳同志的文章《略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以下简称童文）就有此毛病。我是一位心理学工作者，研究思维活动是我的本行，因此，我想就自己研究形象思维的体会，提出一些看法来，和同志们一起探讨。     

论李密——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

一问题的提起长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史学界不少论者都把李密看作反面人物,并将其从中国古代农民起义领袖的队伍中“开除”了。孙达人同志的《论隋末瓦岗农民起义军的失败》一文(载《思想战线》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尽管孙达人同志说:“在历史研究中,对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下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判语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但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却给李密这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下着一个清清楚楚的判语,即全盘否定。他首先从“原则”上肯定了“认为李密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阶级立     

谈谈鲍照的《梅花落》诗兼与卞僧慧同志商榷

鲍照,南朝刘宋时人。他的《梅花落》诗所谈是家中的“杂树”和“梅”,杂树比小人,梅比君子。这是鲍照讥讽当时一切随俗附和的人,比之为杂树,而赞扬高雅之士超越尘世、别有不屈不挠之风如“梅”。全篇之深意如此。文章简单扼要。 其诗云: “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 “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 其诗中所谓: 杂树,指无价值的一些树。 梅,则指极有价值的树。 偏,指倾向。 咨嗟,赞赏。     

教学就是教书育人——兼与某些同志商榷

(一)传统的教学观念必须改变研究教学的概念和教学过程,就是要回答什么是教学,即教学的实质是什么的问题。这是全部教学论的核心问题,对教学实质的不同理解,直接制约着对教学规律、教学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环节的认识,因而就会形成不同的教学理论体系,也会反映出不同的指导思想,影响着教学过程的组织和实施。《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在从体制改革入手时,“还要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万里同志去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指出,“只重视传授知识的传统教育思想和灌输式的教     

正确认识剩余价值范畴——兼与王文臣同志商榷

王文臣同志在贵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发表了《剩余价值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以下简称王文)一文。他论证的逻辑可以简单概括如下:剩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而是商品经济共有的概念;→剩余价值本身、“剩余价值一般”并没有剥削;→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范畴的存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因此剩余价值也是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范畴。(参看《信阳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七年第二期)。对王文所持论据和结论,未敢苟同,谈谈个人看法以商榷。     

教育本质新探——兼与李大伟同志商榷

本文循着从教育属性到教育的质再到教育本质的认识路向,提出教育的本质是社会遗传的方式或对人类文化、文明的积累和积淀相统一的观点,并论述了发现和确立这一教育本质观的重大意义。     

量词重迭之类——兼与宋玉柱同志商榷

<正> 这里说“量词重迭之类”,意为所涉及的范围包括量词重迭的两种同形异质现象,以及牵涉到量词的词其他语重迭形式。 今年四月,我修改完了《从名词重迭说到数量词重迭(现代汉语词语重迭新探之一)》。那篇文章,有关数量词重迭部分,涉及宋玉柱同志的《关于数词“一”和量词相结合的重迭问题》(《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6期——以下简称     

横看成岭侧成峰——试探司马迁所遭“李陵之祸“

“李陵之祸”是司马迁人生的一大转折点。本文从汉武帝器重司马迁、司马迁“举李陵”、司马迁犯“诬罔”罪及“李陵之祸”对司马迁人生道路的影响整个过程,来探讨这一重要事件的前因后果。     

也谈李白与南岳——兼与刘祯祥同志商榷

李白是否到过南岳,已引起越来越多的李白研究者的关注。刘祯祥同志《李白、杜甫到过南岳吗?》(注)认为,李白来到过南岳。我们认为,李白是到过南岳的。本文拟就李白的诗文和有关资料,探     

教育的产业性不容置疑——兼与王晓辉同志商榷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任何国家都要保持各行业在发展上的平衡。但如何保持平衡,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其基本策略是从中观的产业经济层面入手,建立产业间合理的结构性联系。但具体将哪种产业置于产业结构中什么层次和什么地位,主要取决于当时对该产业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既要遵循各产业特性的要求,同时也要着眼于调整产业之间不同特性的联系方式与手段。王晓辉同志(以下简称王)在《教育研究》1999年第12期发表的《关于教育产业属性的质疑与探讨》一文,很值得从产业理论和产业政策的层面上进行反思。什么是产业性?教育有没有产业性?教育的公益…     

中学生作文应该虚构——兼与邓汉民同志商榷

《语文教学与研究》86年第9期载有邓汉民同志《中学生作文可以虚构吗?》一文,就全文的论证过程看,作者所要阐明的不仅是纪实性的文章不能虚构。而且认为整个中学生的作文都不能虚构,都要加以严格的“束缚”。对于这些意见,以及作者对“写文章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实际”这一原     

畲族婚俗杂说——兼与陈华文等同志商榷

畲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其古朴而特突的婚俗就带有鲜明的历史痕迹,如简约大方的“行嫁”、以喜作忧的“哭嫁”、礼节繁复的“大户嫁”、搜求考察的“借镬嫁”及双方默契的“抢亲”等。其内容的丰富多彩,引起许多涉猎者的兴趣,仁者智者纷纷撰文,各有所见。有的认为新娘的红盖头是姐弟结婚的“遮羞巾”,也有认为婚礼中的对歌是为了抵制“初夜权”,陈华文同志则把各种婚嫁类型一概视为“掠夺婚的变异仪式”,且是浙江温（岭）黄（岩）平原汉族直接影响的产儿。他的《古老的文化姻缘——畲族赤郎习俗与洞房经比较研究》一文,笔者认为有商榷的必要。畲族“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使其各个支系的生活环境、经济基础和对于文化传承的变异及结婚对象的条件各不相同,各自采用的方法、形式有所差别,不能以简单的方式一言以蔽之。从纵向看,畲族婚俗从古到今也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一成不变。只有对不同的婚俗仪式进行认真的考察研究,才不致于在变色镜中看“万花筒”。     

稼轩体浅论——兼与施议对同志商榷

“体”即风格特征。稼轩体即稼轩词之风格特征。“形神兼备”谓之体,稼轩体正可作如是观。或日“形神兼备”乃艺术之普遍特征,但稼轩体自有其独特之形与神。就其“形”而言,稼轩体既能在词域内博观约取,集众成一,又能以古诗文为词,大量用典使事,还能把目光转注于民间俗语;观其“神”则是:稼轩体之英雄语豪而不放,妩媚语婉而不浮,闲适语闲而不适。总之,稼轩体之构成是其表层之表现形式美与深层曲折含蕴美的结合;是直觉印象之“面”和深层印象之“味”的结合。     

也论素质——兼与俞启定同志商榷

《教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六期发表了俞启定同志的文章《论素质》,拜读之余,感觉该文存在一些问题,似有必要提出来商榷。下面就谈谈我对人的“素质”问题的看法,并就教於俞启定同志。《论素质》一文将整个人的素质“概括为四个方面”即(1)人格的素质;(2)自我调节的素质;(3)进取发展的素质;(4)适应群体的素质。在每一个方面中,又包含若干个小的方面,其结构可用下表示之(这里姑且称为“俞氏素质结构表”),见表一。     

论据可以选自文学作品——兼与高世明同志商榷

《语文教学通讯》1994第2期发表了高世明同志的《落实<教纲>要求,指导学生自改、互改作文的尝试》一文,读后很受启发。但文中谈及论据使用的问题,高老师认为有的学生在论证《女人能撵半边天》的论题时,用“花木兰”和“刘兰芝”进行论证是错误的,理由是:“这些学生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历史人物混为一谈。稍有文史知识的人,一看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