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明传记文的世俗化倾向

在晚明小品高潮中，出现了大量的传记作品。这类传记作品的兴盛，有其文学内部的原因。首先，它继承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优秀传统；其次，随着晚明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潮的变化，这些传记作品中又出现了新的因素。晚明传记文在内容选择和艺术追求上都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在内容上，传主多为普通人物，多记传主的日常琐事；在艺术上则体现出适合市民需要的审美趣味。两者的结合，使晚明传记具有全新的艺术品格，折射出晚明的社会文化内涵。     

晚明戏曲家祁彪佳与袁于令的交游

展示出明末曲坛上两位重要的戏曲家——祁彪佳和袁于令的交游情况,分析出他们的结交缘起于晚明戏曲蓬勃兴盛的社会背景;他们的交游始于文墨沟通,而延及彼此的人际援引;他们的交流核心,则在于戏曲创作、理论探讨与时作搜罗、品鉴。     

从凌濛初“二拍”看晚明士人群像

《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是明末凌濛初编纂的拟话本短篇小说集。"二拍"刻画的士人形象十分突出,是晚明士人在小说中的投影。小说中构建的士人多容貌英俊,人品端方但又不缺乏精明、圆滑,他们的治生方式、婚姻观与对于科举的态度都具有鲜明的晚明时代特征。从小说中塑造的士人群体,可以管窥晚明传统规范受到冲击,新的秩序缓慢产生的社会图景。     

从“三言“看晚明世情小说的情和欲

晚明社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商人一时成为社会的新宠。这时的小说理念和社会心理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作品大胆地表现平民大众被压抑的情感欲求 ,使小说人物与生活更加接近 ,写出了人性的闪光与丑陋 ,从而打下了新时代的深深印记     

晚明文学思潮的文化探源

晚明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主要表现在:沉暮开新的动荡时局是晚明文学思潮的催化剂;丰盈灿烂的传统文化是晚明文学思潮的沃土;庙堂文化一统及复古流弊是晚明文学思潮的动因.     

晚明民间“齐天”意识折射出的天人思想

“齐天”意识作为市民平等意识的一种极端形态,产生于民间,流传于民间,与明末社会变迁的各个方面相呼应,并对传统天人观念产生一定冲击,在晚明整个经济社会的变革和风起云涌的解放思潮中,显示出人在宇宙中位置提升、天人关系模式内部结构改变之意义。     

论晚明曲学“双美说”

面对汤显祖与沈琛不同的戏曲审美取向,晚明曲论者通常将二人并列对照,进而得出“矩蠖”“才情”“合之双美”的理论理想,但在潜而微的感性价值追求上,这一审美主张的内涵又不可抑制地有所偏向、转换。“双美说”的理论表述方式及其审美内涵,不仅强化了“汤沈之争”的争论假象,也决定了其自身的理论品性及意义。     

晚明文化传播网的形成与文人的作用

晚明社会形成了一个波及全国的传播网络 ,图书出版、书院讲学、城乡演剧、文人社团、国家邸报等都前所未有地繁荣。朝廷与地方、文人与市民、文人与文人 ,各阶层之间初步建立起可以互相沟通的信息网络。可以说 ,处在晚明社会的人们都不同程度地置身于各种文化信息的包围之中 ,他们都在接受来自不同方向、不同领域晚明文化的熏陶。     

晚明士大夫与“天学”传播

明清之际,以天主教及西方科学技术为核心内容的“天学”在中国的广为传播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中士大夫的积极推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便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利玛窦对天主教进行了儒学化的包装,这为士大夫最终接纳“天学”扫清了障碍。急于挽救晚明危局的士大夫视“天学”为济世良方,对“天学”的传播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们的积极推动成为“天学”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动力,对“天学”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清易代以后,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士大夫阶层对“天学”的热情逐渐消退,“天学”在社会上的影响亦日渐式微。     

晚明山人的文化风貌及文化建构

晚明山人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以其独特的文化风貌出现在晚明,在隐居方式、谋生方法、生存范式等方面都与传统的隐士大相径庭.同时,晚明山人群体的文化建构呈现出的名士气、商贾气、才艺化、世俗化的特点,鲜明地体现了时代风气的深刻影响,由此可以观照晚明山人的文化风貌的形成具有极其丰厚的文化土壤.     

从“三言”看晚明传统伦理道德的嬗变

冯梦龙以“三言”形象地表现了晚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嬗变。他的话本、拟话本小说中既表现了晚明时期重利轻义、逾礼越制的普遍风气,也反映了当时悖离礼制的婚姻观念以及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形成的诚信、友谊等新的道德标准。     

论晚明"异端"思想的社会化

:在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中 ,社会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然而 ,学术界的关注极为有限。晚明“异端”思想的社会化 ,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典型范例。以泰州学派及其后学为主干的晚明“异端”思想家们 ,建构了一个反传统的思想体系 ,这个思想体系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化潜质 ,切合长期囿于思想禁锢的社会大众的文化心理 ,极易为社会大众认同、接受。与此同时 ,泰州学派及其后学进行着广泛的社会活动 ,无不亲身向社会传播其独特的思想观念 ,并通过其个人的人格魅力 ,通过对于文艺思潮的影响 ,通过对于商人、士大夫等的感召 ,影响晚明大众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 ,影响整个晚明社会。在晚明 ,哲学引领社会生活得到了充分的演示     

从《金瓶梅》看晚明女性世界

《金瓶梅》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小说，在揭示晚明社会诸多社会现象的同时，深入地、细致地、形象地再现了当时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研究晚明女性文化和心理不可多得的材料。其文化价值不仅开中国市井小说之先河。而且影响了中国人对文学作品审美对象的重新认识。     

晚明以“俗”为“雅”之审美趣尚

晚明时期,文艺美学活动的以"俗"化"雅",甚至以"俗"为"雅",是对个性解放潮流的响应和推动。其时,手工业和商品经济日趋繁荣,小商品生产者明显分化,资本主义萌芽初步产生的时代,以"俗"为"雅",一定程度上是当时新兴阶层思想的微弱反映。泰州学派王艮所提倡的"日用百姓之道",封建"异端"李贽所宣扬的"人必有私""因材""并育",无不是对新兴阶层的支持,对个性自由发展的尊重。这种争取个性解放的进步思想体现在艺术创作的实践中,则鲜明地表现为雅俗审美诉求的转化与互补,从中,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美学精神,感应到时代的律动。     

“文”“字”的文化

汉字既是历史的“活化石”．又是流动的文化史。其最早的称呼叫“文”．和“文化”、“文明”共享一个“文”字，足见其关系的密切。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序》中说：“文字乃社会文化之一要征。于社会之生产状况与组织关系略有所得．欲进而追求其文化之大凡，尤舍此而莫由。”他的这番话，并非夸大之辞。“文”是独体的、不町分解的，多为象形字。     

晚明“三案”与明廷皇权之争

本通过对晚明“三案”经过的分析，认为“三案”的发生与明代朝廷的皇权之争有着直接的关系：“三案”是皇族内部争夺皇权的表现，又是争夺皇权的结果。     

戚继光闽南“化神”考

明嘉靖四十三年二月,戚继光率部在闽南汤坑蔡陂与大股倭寇进行了惨烈的遭遇战,戚家军战死者达80余人。岁月流转,数百年后,战死的戚家军将士成为奉祀对象——“大众爷公”,后又转化为对主帅戚继光的崇拜。考察这一民俗演变过程,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造神活动,更有利于我们对民间信仰的积极引导。     

对中国古代主流人文精神的反叛——浅谈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对“人”的发现

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链条,它蕴含的人文精神集中体现为通过教化,使人成为人的存在,表面上属于道德型人文精神,本质上则为伦理型人文精神,这是古代人文精神的主流。在其发展过程中,伦理性被凸显,自然性逐渐遗失,这是儒家文化中蕴含的人文精神衰落甚至泯灭的过程。晚明儒家文化发生了裂变与分化,形成强大的人文主义思潮,构成了对儒家文化的反叛,其社会根源在于明中叶之后城市经济和市民生活的发展,思想根源则在于阳明心学的崛起。然而,这股人文主义思潮并没有掀起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深入持久的文化运动,它只是作为儒家主流文化的一股逆流在中国文化史中昙花一现。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及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晚明士人自我意识转变和文化人格转型的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其思想基础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昙阳子“升化”与晚明士大夫的宗教想像

晚明万历年间,大学士王锡爵之女王焘贞自称灵异,号为＂昙阳子＂,并将择期＂升化＂。昙阳子＂升化＂为当时轰动东南一带的一个宗教性狂热事件,其父王锡爵与同里的王世贞并因此事受到纠劾。而参与其中的多为当时与二王有交游来往的知名文人学士,他们为这一事件推波助澜,其中包含着诸多的复杂因素,有个人信仰、情感方面的原因,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失落后的宗教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