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题材新现实主义小说论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农村题材新现实主义小说由于在叙事精神和对生活的观照视角上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超越,鲜明深刻地展示出中国当代农民新的精神特质：他们试图摆脱传统文化重负,改变自己身上陈陈相因的历史隋性,却又不能不面对新的利益关系对他们的挤压而作出事与愿违的选择。这种既顽强抗争而又处于痛苦之中的精神状态,反映了当下中国农村面临的新的矛盾和中国农民灵魂新的嬗变轨迹,从而把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农民工小说的悲情叙事

农民工小说是指以农民工作为题材和叙述对象的小说。悲情叙事是农民工小说的基本表现形态。农民工小说的悲情叙事首先由于叙述主体对于现实的沉痛体验。不过对绝大多数农民工小说的叙述主体来说,传统文化的弱点和民族的创伤记忆,还有小说的传统和使命也让他们难以抑制地展开悲情的叙述。但是,促使农民工小说相当一致地相守悲苦叙事的关键因素还在于叙述主体内心的现代性焦虑。     

浅谈鲁迅小说中农民的等级观念

鲁迅在农民题材的小说中,塑造了一些被封建文化意识扭曲了的农民形象,描绘了他们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旨在启发农民的觉悟,提高国人对国民性的认识。我们今天在教学中,应该帮助学生分析这些农民形象,挖掘他们的思想意识、心理素质,使学生认清他们身上的种种封建观念,以提高我们民族的素质。这里仅就鲁迅小说中农民的封建等级观念尝试着作点分析。     

孙犁与汪曾祺小说创作内在精神特质比较

孙犁与汪曾祺的小说都通过集中塑造美好的女性形象,张扬了优美的人性,同时也不回避对悲剧人生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浸润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这些构成了他们小说的独特内涵,但他们的小说创作的内在精神特质仍存在着一些差异。     

当代小说的传统延伸——论赵树理、张爱玲小说的两重文化向度

本文以赵树理、张爱玲小说为分析对象，在战争的大背景下，讨论从文学传统再度出发的小说发展线索，并且将其概括为眷顾经典与“指向未来”的两重文化向度。具体来说，张爱玲写作的文化向度倾向古典、是向后看的；与此相向，赵树理小说的文化向度指向现实与未来。他们各具特点的艺术探索，表现出传统的两重文化向度。     

海外华人小说中的文化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对海外华人小说有深远的影响,在进入西方本土文化时,与西方文化产生激烈的冲突,使西方华人小说充满了文化的矛盾。新老移民的文化情结,使他们始终具有灵魂的漂泊感,以边缘人的身份和尴尬的文化心态,无法最终跨进西方文化的门槛。而东南亚华人小说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血缘的关系,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都对东南亚华人小说有直接影响。     

拒斥与守望──沈从文《三三》文学心态寻踪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小说，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中，始终坚守自己的创作立场，在传统的农业文化爬梳理定中，试图建构现代社会的文明体系和价值体系，他们的探索与实践，对现代文学的叙写文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谈谈新时期乡土小说中传统型农民形象

传统农民形象是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中被作家倾注感情较多的一类农民形象。作者通过揭示他们自私、愚昧、保守等性格特点,来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中传统农民的思想和观念逐步变化的过程。     

“白鹿精魂”的历史蜕变与思考

《白鹿原》以新旧革命为小说广阔的历史背景,塑造了一群具有儒家传统文化特征的儒林形象。他们的人生经历与生存哲学折射出他们不同的价值取向,反映出他们修身、齐家、平天下不同的人格层面与奋斗目标。深入分析了《白鹿原》中年轻儒林人物的思想、行为特征,以此来反映新时代儒家传统文化的蜕变。文化的蜕变不是文化的断层,更不是文化的死亡与败坏。小说中的文化人物与文化现象,启迪当代人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科学审视,倡导新时期精神建设对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理性回归。     

质朴、可怖、善良、狡诈——评刘恒的《农民系列》小说

刘恒的《农民系列》小说，反映的是中国农民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翻耕细作的情景，作者用下地狱般的激情去描摹农民人生的惨烈与残酷、恐惧和幻灭，揭示并弥漫了生命的悲剧、人生的悲哀，讴歌了农民在困境的逼视中表现出的忍耐、克制和反抗，对生命的呐喊、对生活的渴望，从而诱发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并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中国农民的人生作出深刻的反思。     

文化冲突中的审美抉择——论鲁迅小说的文化内涵

从文化的角度切入，鲁迅小说是在近代文化冲突中对传统文化的一次审美观照。在自觉的审美抉择之下，鲁迅以小说的形式进行着文化的反思与批判。这种审美的批判为人们反思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点，也为文化的转型与再生开辟了新的可能性。这是鲁迅小说中丰富的文化内涵之体现，也是鲁迅小说的文化价值之所在。     

池莉市民小说的新意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池莉的小说就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究其原因，在于她对于中国市民阶层的关注与全新诠释。在她的笔下，人们看到了一群鲜活的市民群像，他们的生存状态、婚姻情感、文化遗存都得以彰显。在她的小说中，人们可以看出其对市民阶层认真的态度与独到的见解，进而完成了对传统市民小说的超越。     

从传统到现代的二重性--论王韬的文言小说

近代是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近代知识分子在从传统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显得矛盾重重.一方面他们对传统文化产生深刻的怀疑与否定,承认西方文化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又对传统文化眷恋不舍.王韬的文言小说正是反映了文化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殊心态,他在妇女观、婚姻爱情观、科举观等几个方面都体现出经过了西方文化洗礼的崭新的价值观念,但同时对传统文化仍然藕断丝连.     

位卑心忧黎民情深长歌当哭--郑义、朱晓平、李锐知青小说人民性浅论

郑义、朱晓平、李锐的知青小说主要是对秦晋高原乡村生活的审视与思考.三位作家以贫困的乡村生活为背景,叙述了山区农民深重的苦难与不幸,深切地表达了对他们的同情与怜悯,同时也理性地对乡村文化的愚昧与落后予以了深刻的揭示与批判.他们的作品对农民的生存境遇与命运的真实摹写,充分体现了宝贵的人民性,其思想的深刻性与艺术的完美性在当代农村生活题材的同类小说中是出类拔萃的.     

士人精神的失落与眷恋——论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

鲁迅在对传统士人消极文化和和消极精神批判之余，其中既留有一种深深的失落，也有怀一种拂之不去的眷恋。本文试着从中国传统士人文化的角度，结合鲁迅小说文本和鲁迅小说创作的特殊时代文化环境，对鲁迅小说对待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复杂心态作出文化意义上的阐释，以期了解鲁迅小说中这种心态产生的文化原因及其表现，了解鲁迅对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精神的思考和追寻。     

论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以三为法"叙事模式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叙事上存在着“以三为法”模式，因此，对这一模式进行文化解读和剖析，对其进行定义，并探究其文化成因和审美意义，以便从中探索中国古代小说某些创作规律，揭示其在古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古代小说与传统文化的某些关联。     

理性与乡情——20世纪30年代乡土小说的文化取向

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文化碰撞、对峙和冲突中 ,2 0世纪 30年代乡土小说的文化取向呈多元化态势。对国民劣根性的理性批判精神仍有所延续 ,左翼作家又着力发掘、张扬了农民身上的反抗、革命等肯定性因素 ,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则表现出对淳朴宁静的传统乡村文化的认同和皈依     

论新时期乡村小说对离土现象的文化思考

对离土现象的文化思考是新时期乡村小说创作的重要立足点。当离土现象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萌发时,部分作家满怀欣喜地肯定了这一“新生事物”。当离土在80年代后期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时,对离土现象的贬斥或疑虑就成为乡村小说创作的一种普遍的文化态度。作家们最为关注的是离土引发的土地信仰的动摇、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异和农民的生存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地位。     

论20世纪中国市民小说的基本形态

20世纪随着中国市民社会、市民文化的兴起和曲折发展，体现市民文化价值观念的市民小说也在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中发展变化。把20世纪的市民小说界定为一种反映市民特别是中下层市民的生活、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的小说，则其在20世纪的发展主要有狭邪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海派小说、老舍和张恨水的小说、市井小说、新写实小说与新市民小说等几种基本形态。     

先锋小说与中国道家文化

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先锋小说,是新时期文学不可缺少重要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先锋小说被认为是西方非理性主义文学的模仿,也被人戏称为＂无根＂的文学。笔者通过对马原和余华两位作家的分析得出,先锋小说的非理性成分,即包含了西方非理性主义因素,又从中国传统的非理性文化中汲取营养。他们的内在精神与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更为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