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性灵主义及其对中西诗学的会通

<正>新诗的讨论永远都是激情四射。2003年,自《中华读书报》整版刊出关于新诗形式的讨论稿《"新"其形式须是"诗"》(笔者主持讨论并与北大赵长征署名发表)一文后,在文学界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有"国刊"之誉的《诗刊》(2003年11月)以及中国作家网、新华网、光明网、无名指文学网等网站均全文转载了这篇讨论稿。     

新诗教学内容的选择与确定

文类解说新诗,又称新体诗,自由诗.首先它是诗,因此它具备诗的一般特点.而诗是与小说、戏剧、散文并列的文学样式,它要求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会生活,饱和着诗人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想象,语言凝练而形象性强,并且具有一定的节奏韵律,一般分行排列.其次是“新”,而“新”既是时间概念又是其特质:时间上它兴起于“五四”时期,与传统的古诗有所区别;古诗多需押韵,部分需符合一定平仄和对仗,而新诗完全不受押韵、平仄和对仗之规范,只保留意象精练的特性,创作方式极其自由.     

孙大雨：“新月”的别一种韵律

“新月”诗在我国新诗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价值。以往论“新月”诗,谈得最多的是以徐志摩和闻一多为代表所追求的“精致小巧”、“玲珑剔透”的新诗理论和实践,很少谈及另一位新月诗人孙大雨。孙大雨提出新格律诗的“音组”理论及其创作中的“粗笔浓墨”诗风,在“新月”诗中别具一格,并由此奏出“新月”诗派互补共生的多彩韵律。     

“一体”、“两象”、“三关”和“四要”——新诗“标准”的现实构建策略

目前新诗标准建设已成当务之急,一定要重视诗体、想象与意象。新诗标准应该分为“写什么”的标准与“怎么写”的标准两大部分,但是后者远比前者重要。好的新诗应该是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的语言艺术。新诗应该在内容（写什么）上放开,实现真正的多元,形式（怎么写）上做适度限制,必须重视诗家语和诗体等诗的基本文体特征,重视诗的艺术性。没有好诗人就没有好诗,与其对新诗提出标准不如对新诗诗人提出标准,应该适度提高新诗行业的“准入”难度,新诗诗人应该过语言关、诗的知识关和诗的技巧关,诗人要重视学养、技巧、难度和高度。诗人写作需要重视“想象”和“意象”。     

新诗的求“真”与求“诚”——废名新诗理论阐释

在废名的诗论中,新诗质体现为“当下性”和“诗的情绪”,由此衍生出新诗的“切实”、“质直”以及见之“性情”。这与废名所倡导的“文艺复兴”有着内在一致性。而这些正暗合了新诗的“真”、“诚”要求,并且这一要求逐渐鲜明地呈现出来。     

有关诗的内部节奏的两点补充

美国诗人爱伦·坡说:“诗歌的生命在音乐”。但是,通常我们在讲诗的音乐性时,人们往往便联想到它的音节、押韵、平仄、重复等。实际上,新诗发展到现在,这种以音响为主的诗的音乐外在形式已不再是举足轻重了,诗人们都在寻求一种诗的内在韵律,或者叫内部节奏。早在一九八六年,诗人公刘就说:“诗,除了它的外部形态(包括分节、建行、断句等等)以外,还有一种内在的东西,不是用听觉来感受,而是必须用心灵去体验,去捕捉的东西……不要一说到诗,就只是一种,我的主要意思是:诗歌,除了它能在听觉上给人以朗朗有韵、悦耳动听的音乐感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凭借它的内在节奏唤起人们心灵的共鸣。”     

“放不下形式的问题”：新诗的重要“传统”

新诗其实有“自己的传统”,这一传统即20世纪四十年代朱自清先生说的：“二十多年来写新诗的和谈新诗的都放不下形式的问题”,这个“传统”序列上的诗人是陆志韦、徐志摩、闻一多、梁宗岱、卞之琳：冯至、何其芳、吴兴华、林庚等,这些诗人重视新诗的“诗形”建设,不懈地寻求现代汉语诗歌的形式秩序。新诗的这一“传统”对于目前当下中国写诗忽视诗歌形式问题、过于“自由”的风气,应有警示与纠偏之用。     

新旧之间：胡怀琛“新派诗”理论抉微

清末民初学者胡怀琛在新诗发生初期,提出了颇具特色的“新派诗”,其“合新旧二体之长而去其短”的定位,使得“新派诗”理论在阐发时也表现出一种新旧之间的摇摆姿态。立足文本、劈肌分理,另踩定历史事实,试对胡怀琛“新派诗”理论进行细致分析,以求对该理论特点的把握,无疑会为认识新诗发生初期新旧诗之相互关系助力。     

我看新诗的“变”与“常”

随着新诗创作中各种问题的积压,以及新诗创作本身所面临的整体性困境,新诗理论研究界的回应之声日益自觉与迫切。近年,西南大学吕进先生连续发起举办三届华文诗学名家论坛,对新诗创作所暴露的各种弊端及时予以理论上的清算与探讨,其理论建构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此次,由吕进先生所设计的探讨新诗“变”与“常”关系的诗学命题,     

如何把握“诗言志”的志

“诗言志”是众所周知的,诗之“志”是诗歌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诗人;或相同的时代,不同的诗人;或同一诗人在不同时期,由于他们经历不同,他们的诗所言的“志”决不会是一样的。这就要求我们指导学生鉴赏诗歌时,必须让学生先弄清诗歌写作的时代,了解这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了解诗人的人生经历,以及诗人创作该诗时的境况等等,     

古典诗歌对新诗语言形式的影响

一,打破与建设新诗运动初期,胡适基于“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的认识(1),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当废骈,诗当废律”的理论主张(2)。他说:“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3)”。在胡适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影响下,早期新诗追求语言形式的解放,不大注意节奏音韵,口语化、散文化倾向明显。稍后的郭沫若主张作诗“自然流露”,认定“诗是情绪的直写”,“诗的本质,不在乎韵脚的有无”,诗在形式方面     

“此中真意”为何“欲辨忘言”

陶渊明《饮酒》组诗中的第五首,是古今传诵的名篇。每每吟诵此诗,总被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无我之境”（王国维《人间词话》）所吸引,所陶醉。而末两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尤让人玩味：“此中真意”为何意,诗人为何“欲辨已忘言”？     

“70后”诗写的温情转向——评康城的《给闹闹》

新世纪未来10年的诗歌美学孕育于“70后”新诗创作之中,“70后”诗群正在成为诗坛关注的焦点之一。其中最具冲击力的群落有“下半身”写作,“第三说”诗群。《汉诗年会10＋1》诗群,以及活跃于各大网站的70后网络诗人群。其中,作为“第三说”主持人的康城,其诗歌创作更具流派特征：     

“五四”新诗现实主义美学观的确立

本文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理论,创作现象,语言革新等方面的论述,论证了“五四”新诗现实主义美学观的确立。这种美学观,是一种功利性的观念,它根植于“五四”时代的社会、政治、历史土壤中,并与之有着血肉关联。也是诗人们探求强国富民之路的“救亡”意识的必然结果。     

“对话”与“代言”:“三吏”、“三别”的两种叙事形态

杜甫在“三吏”、“三别”中是以诗人的眼光而不是以史官的眼光来叙事的。“三吏”、“三别”分别给古代叙事诗提供了“对话”、“代言”两种叙事形态,形象地表明了杜甫的叙事立场和情感态度。“三吏”、“三别”虽以“时事”入诗,但其所叙之“时事”经过“意化”已经有不同程度的“增饰”和“凿空”。将诗与史打通的跨学科研究,应是将两置于一定的社会化生态环境中,探讨诗与史之间的相关性的研究,而不应是诗与史“互相印证”的研究。     

节奏的“非韵律面相”--新诗节奏三层次理论论述之二(上)

在以自由体为主的新诗中,既存在一种以重复、对称为基础的,较有灵活性的韵律(“非格律韵律”),也存在节奏的“非韵律面相”问题,即种种不以重复和同一性为基础的节奏控制方式。本文讨论的是节奏的“边界”,即一个节奏片段绵延的时间长度和范围。节奏边界操控的方式包括句子长度与内部的句法构造、标点、空格、分行、分节等。节奏的边界不仅形塑了一首诗基本的节奏外形,也内含了其吞气吐气的方式,还涉及意象的呈现、情感的波动起伏、诗歌悬念的展开等诗艺的诸多层面,是表现诗人的气质和个性的重要手段,也鲜明地体现出节奏的时间性本质。     

汉诗英译的“绝对节奏”与“可变音步”——以《长干行》两译本为例

李白的《长干行》深受二十世纪初美国诗人、学者们的青睐。相较于庞德《长干行》译诗的广为人知,尽管威廉斯《桂树集》中的译诗《长干行》也富于特色,但学界对其尚不够重视。倘立足庞德与威廉斯各自诗歌创作语境,会发现两版《长干行》的翻译策略迥异。庞德的“绝对节奏”译诗策略联结主体情感与智性两极,威廉斯的“可变音步”策略终极指向也是主体之“思”,但较之庞德的“绝对节奏”,威廉斯的“可变音步”意欲更有效贴合现时的现实生活世界。两种翻译策略背后,浓缩的毋宁是美国自由诗音乐性的嬗变。     

“非”类格式的语义、语用及句式特点

现代汉语中的“非”类格式按语义可分为三类,即意愿之必欲、情势之必须和推断之必然,三类格式在语义和语用上表现不同。另外,“意愿之必欲”和“情势之必须”类的“非”类格式可构成取舍句,而“推断之必然”类的“非”类格式则不能构成取舍句。     

小学语文不同文体的教学研究(三)——新诗及新诗教学

新诗是与古诗相对而言,指“五四”以后的白话诗,又叫自由诗、现代诗。新诗与古诗不同：古诗语言深奥难懂,新诗语言比较通俗明白;新诗节奏自然,不讲究平仄对仗,可押韵也可不押韵,押韵也不像古诗那样整齐;新诗每句字数不像古诗有严格规定,每首诗的句数也不作限制;...     

“劳工神圣”、歌谣运动与五四“新悯农诗”的产生

五四“新悯农诗”的产生,既有着中国传统悯农诗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渊源,又有着新的五四时代文化思潮的强大影响。五四时期蔡元培等人提出“劳工神圣”思想和其主政北大时倡导的歌谣运动,对“新悯农诗”产生具有直接的巨大影响。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成立把歌谣运动导向深入,不仅提高了俗字俗语在语言中的地位,而且为白话新诗提供了直接艺术资源,推动了“一种新的‘民族的诗”’的产生和发展。五四“新悯农诗”具有一种新的语言艺术风貌,不仅具有新颖的现代语言形态,而且具有一种现代人文关怀意识。刘半农是五四“新悯农诗”的重要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