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真定府士人从政实践初探

宋初真定府士人对政治参与较多,且有官至宰辅者,但仁宗以后对政治参与减少,并渐渐远离决策中心。从其从政实践看,多泽政惠民和刚正廉洁,这与真定府地域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从其从政人数看,宋初多而仁宗后渐少,这与宋代对官僚队伍选材的科举制度有关。总之,真定府士人在北宋一朝积极践行了孔孟所说"仕以行道"的理想。     

北魏政权中汉族士人的群体构成

汉族士人对于北魏国家的政治统治和制度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政权当中的士人群体并不是浑然无别。由于门第政治的推行,汉族士人群体结构呈现出层级化的特点。这一结构特点与门第意识有关,同时也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发展。造成这种群体结构特征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家对门第政治的制度化,另一方面也是士人之间深厚的门第区分意识。     

太平天国时期江南士人群体分化的背景透视

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导致了江南政治秩序的失范、士人经济社会地位的失落以及传统科举取士制的中断和仕途升迁的狭窄，引发了江南士人群体的迅速分化。     

西晋时期孙吴旧地士人入洛原因考察——以二陆为中心

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后,针对江南孙吴旧地士人群体,采取了经济上保留、政治上排斥的做法,使得江南士人群体普遍对西晋政权持观望态度。然而,出于保留家族声望及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孙吴旧地士人群体于太康末年前后掀起入洛的高潮。这一行为出现的前提是江南士人群体对儒学的自我反思,与此同时出现的则是南北方不同士人群体及其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屈原形象的塑造与古典时代的浪漫主义传统——《史记》阅读札记之二

西汉前期,崇尚＂楚声＂的文化潮流具有明显的政治内涵,因此屈原并没有受到关注。从贾谊开始,西汉士人引入不同的思想资源重新塑造屈原形象,直到董仲舒开拓出＂士不遇＂的文化母题。在这个过程中,屈原只是西汉前期士人群体的政治遭遇的镜像。而司马迁从恢复屈原传记的真实性开始,同时展开与屈原的精神对话,最终完成了中国文化的浪漫主义精神传统的建构。     

忧患与超越--中国古代士人内心矛盾分析

中国古代士人,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接受者.从古至今,士人对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从其心理看,不出两面,既有政治依附意识,又具有反叛性格,故统治阶级对士人采用两手进行控制,即拉拢与镇压,从而形成其矛盾心理.掘其根源,由道统意识、超越意识、忧患意识、功名意识所致.     

试论科学发展观对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

科学发展观是对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主要表现在:从思维主体本位变革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由主客二分、主客体绝对对立的思维定势向主客体和谐统一、共生共荣的思维模式转变,人与人的关系层面由个体本位、群体本位向类本位的转换;从思维目标变革看,实现了由单一经济目标向多元目标的转换;从思维定势趋向变革看,从简单的、单向型向复杂的、多向型转换。     

高等教育分化与趋同的研究述评——基于角色和功能的视角

从世界范围看,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差异化或者分化。分化或者多元化已经成为建构当代高等教育系统的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从高等教育机构承担的角色和功能的角度,可以从专业分化、学术职业、政治竞争、利益群体、政府与市场几个维度,分析这些因素与高等教育系统分化与趋同的关系。已有研究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强调了角色合法性、利益群体、机制和权力过程的重要性;强调了引起差异化的因素,包括政府政策、学术职业规范和价值以及市场力量。     

从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看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成因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群体本位,而西方国家(特指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尤指英美)则强调个体本位。从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出发,对中西方思维方式进行对比研究,并侧重分析造成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差异的可能因素。     

在“身份本位”和“优绩本位”之间——学校单位转型背景下的大学教师评价路向探究

在学校单位转型背景下，大学教师评价路向因时而动、因势而动，大体发生了从“身份本位”到“优绩本位”的路向转变。计划经济时期，单位作为社会体制渗透到大学组织运行的各个方面，教师评价路向主要关注的是“身份”。市场经济时期，单位作为社会现象仍旧影响着大学组织运行的主要方面，教师评价路向主要关注的是“优绩”。“身份本位”和“优绩本位”路向本就各有其后果，而单位转型使得两种评价路向叠加，这亦会引发新的后果。要避免三方面的负性后果，其基础在于让行政权力突出保底功能和把评优功能交给学术共同体。大学教师评价路向需要重构，这关系到大学的未来。     

汉、唐时期通货膨胀问题研究

通货膨胀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较激烈的问题之一。通常人们认为通货膨胀是纸币发行过多造成的。但通过对汉、唐时期通货膨胀现象的研究,说明了金属货币流通中同样也会发生通货膨胀问题,因而可从汉、唐时期的经济思想中总结出一些值得借鉴的治理通货膨胀的方法。     

《宋诗钞》与清初宋诗风的兴起

《宋诗钞》的编选、刊刻及流传是清初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宋诗钞》被广泛赠送京师著名诗人,为宋诗风由京师向全国的传播打下了基础。吴之振、吕留良的宗宋诗论,尤其是对江西诗派的推重,大大促进了宗宋诗风兴起的进程。     

由《尚书》材料看夏商周法制的演变

《尚书》作为我国最早一部记载夏、商、周最高统治者活动的历史文献,是我国思想文化史发展的重要源头。该书含有丰富的法制思想。通过对书中相关材料的分析与解读,能清晰地看出中国古代刑罚制度从产生到成熟,从粗疏到完备,从宽松到严酷的渐变过程。从虞夏的神权至上到商周的王权独尊,从《尧典》的“惟刑之恤”到《吕刑》的“惟敬五刑”,从夏初的“刑期于无刑”到西周中期的“五刑之属三千”都体现了这种刑罚制度的流变过程。     

论完颜宗翰 --兼谈金朝初年的金、宋关系

完颜宗翰是金初女真族完颜姓氏中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他辅佐阿骨打灭辽建国，协助金太宗亡宋而雄踞中原，扶持金熙宗登位，为金朝立下了赫赫战功，对金、宋最终格局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中的典范。因此，完颜宗翰是黑龙江流域史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由清代画学文献管窥清代绘画的发展

画学文献是绘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历史某一时期绘画发展的重要参照。清代画学文献打破了前代的格局,在画学思想上显得更为自信,更为主观。但近代的画学研究对清代绘画持一种指责的态度,认为清代绘画是中国画断脉疲敝之根源。然从画学文献考证来看,清代绘画,既没有脱离传统也没有固步自封,有其新的特点和独到之处。     

试论唐代碑志对汉魏六朝碑志的发展与超越

碑志萌芽于先秦,定型于汉魏六朝.碑志定型后形成相对固定的形式:在不太长的篇幅内历叙墓主的籍贯、世履、德行以及身后境况等,形成"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局面.以韩愈、柳宗元等优秀作家为代表创作的唐代碑志,在对汉魏六朝碑志发展与超越的过程中体现出如下特点:"行文言道,人人殊面";"澹宕多奇,不类旧常";"记事书法,必无所苟";"情之至者,流为至文";"文从字顺,词必己出".     

论明清时期对刘禹锡七绝的诗学批评

明清时期,刘禹锡的七绝从其创作中凸显出来,受到诗论家的高度关注和肯定,其中杨慎推许刘禹锡为元和以后第一家。在以盛唐诗为尊的主流观念下,中唐诗人刘禹锡的七绝能得到诗家的普遍关注,乃因格调说自发源之初便表现出对诗人才情和诗歌声律的重视。而清人王夫之的批评和接受,不仅展现了刘氏七绝自身的特色和贡献,而且打破了大多数接受者以盛唐绝句为最高典范的普遍看法,将刘禹锡推上了“小诗之圣证”的位置。     

论文梁古今文体之争

齐梁古今体这争不限于以萧纲与裴子野分别为代表的古体，今体学集团之间的冲突，贯穿于整个齐梁时代，几科进入到每个批评家视野中的体形态和体观念冲突，这促进了古体向近体的进化。     

论晋人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

西晋统一王朝的建立,唤起了士大夫文士的中兴期盼,也为大赋的繁荣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并使汉代赋学观在晋代得到接受和传播。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形成了晋人赋学观的兼容开放与大度;在抒情小赋繁荣之际,大赋勃尔复兴于赋坛,荟萃成为大赋小赋争奇斗艳,各展风姿的绚丽景观,使晋代成为六朝辞赋创作最为繁荣活跃、成就最高的时期。     

略论周初对商遗民的怀柔政策

牧野之战灭商后,以武王、周公为首的统治集团迫于悬殊的商周实力、严峻的军事形势等客观现实,同时也为了稳定和巩固周初统治,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商遗民的怀柔政策。这些政策对于缓和当时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安定商朝遗民之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