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样一部著作,涉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各个方面,如果单纯地以资料大量堆砌,四五十万字远远不够。反之,仅用革命史的方式大网眼捞小鱼,十万字也就够了。相关著作,国内有近千部之巨,大多浮皮潦草,不足为道。习见之文学史写法,受困于“客观”这种自我蒙蔽性的逻辑,搜罗资料,却不具有细读和分析能力,也缺乏坐冷板凳的学术研究精神,文学史的写作不是当做学术来考量,而是作为资料集而拼凑。     

“现代性”与顾彬论鲁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方法论考察的一个角度

围绕"顾彬论鲁迅"这一案例,可以考辨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书,在把"现代性"理论转型为百年中国文学研究方法时的学术得失。所谓"得",是指顾《史》能将"现代性"原型,经"中国现代性"这一中介,推导出政论化的"对中国的执迷",且将其视作"中国文学现代性"来史述鲁迅,这表明顾彬作为资深汉学家在方法论上的慎思。所谓"失",则指顾《史》不过是把百年中国文学作为张扬其"现代性"阐释能量的文史道具,故其论鲁迅也就颇失水准,不仅大体规避了对鲁迅文学的纵深述评,即使偶尔言及阿Q,也浅尝辄止。     

论文学史论文集的编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文精粹》个案评析

在学史研究中，论选编不仅是信息载体，而且也体现了选编的学术眼光和治学风格。王锺陵教授以独到的眼光对20世纪中国学史研究的论进行了选编，阅读其《二十世纪中国学史论精粹》，可以引起我们对学史论集的编纂方式和特色等方面的思考。     

评《大中华二十世纪文学史》修订本

《大中华二十世纪文学史》修订本,个性鲜明,亮点颇多,充分体现了我国学者"重写文学史"的创新热情,不仅为文学史的重构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新鲜经验,而且为文学史研究的深化提出了一种值得参照的范式转换。     

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以三组概念为阐释中心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包含若干重要概念。"文学"与"文学史"是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厘清它们的内涵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历史观"与"文学史观"是文学史研究者所秉持的立场,对历史哲学中主客体关系的看法是历史观中带有本质重要性的一个方面。"现代性"与"入史标准"主要牵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问题,其中现代性作为一个思想史范畴的概念,当它被视为文学作品进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标准时,就呈现出与百年中国文学难以兼容的诸多问题。     

从《白话文学史》看胡适的古文学史观

胡适是最早提出“白话文学”理论的文学革命倡导者,他的《白话文学史》迎合了当时为“白话文学”正名的需求,他认为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先秦至唐宋的发展历程是民歌逐渐取代“庙堂的文学”而成为主流的过程,这是他用进化论观照文学得出的结论：同时,他认为平民文学是用“当时”的白话来反映民生疾苦的文学,它应当有助于“救济社会”、“补察时政”：文学形式的变化他认为是对文学的束缚,因而,他赞成宋人“做诗如说话”的主张,强调语言的通俗化与口语化,这也显示出他的文学评价标准的狭隘与偏颇,忽视了文学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他的这一写作功利性使它不可避免地具有倾向性,但结合当时的时代,他的这一写作也确实有助于白话的主流化进程。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中的“史与论”问题

“史”与“论”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中一个关键的问题,通过对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重评”的考察,可以演示出“史”、“论”问题与文学史建制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文学”的重构与文学史的重释——兼论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意义

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古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可以说是两种性质的文学史,古代文学史是概念史,而现代文学史是事实史,文学概念并不是从历史中自然发展出来的,而是在20世纪早期被建构出来的,古代文学史同样是现代事物,它是基于现代文学概念的历时性梳理。文学源头也同样是出自现代视野的概念,中国文学的真正源头不在古代,而在20世纪早期。从早期诸多文学史教材中可以看到文学史的逐渐成型,也可以看到文学的逐渐成型,两者实为一者。所谓的文学史不是一种文学的历史,而是一种叙事的历史,文学史实也不是真正的历史事件,而是现代视野的建构,更彻底地说,文学史是在叙事中产生的,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格外清晰地展现出这种叙事的轨迹。对此文学史存在形态的澄清,提供了文学史解释模式转型的某种可能性。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误区”初探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一直伴随着诸多误区,基于现状,本文着重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应走出的三大误区,即革命史、思想史和现代性误区,以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的健康发展。     

论唐小兵的“再解读”与新左派文学史观

“重写文学史”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出现了以新左派文学史观解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倾向,这种研究以“现代性反思”的名义重新将极左思潮影响下的文学理想化、合理化,唐小兵的《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一文可谓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宣言书,对这篇文章的剖析能使我们对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内在逻辑困境与症结得到清晰的认识。     

“中国观”在元代的转换

忽必烈建立元朝 ,实现了全中国的统一 ,传统的“中国观”以此为契机出现重大变化。“中国”一词的地域意义突破九州而演变为十一行省 ,人民意义突破汉人而演变为汉、蒙、色目等众多民族 ,其文化意义突破农耕文化而演变为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兼有。而其最重大的变化 ,乃是“中国”主权行使者 ,可以是汉族政权 ,也可以是少数民族和汉人的联合政权。这样的“中国观”促进了各民族的大融合和全中国的统一局面的形成。     

一次触动历史的文学对话——关于顾彬《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讨论：睽与同

上世纪90年代,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曾经是一个文学研究界热议的话题,引起过不少议论,随之,冠以“20世纪”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也陆续出现,可惜都没有引起较大反响,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一是准备不足,尤其在文学史观念上的讨论并不充分,尚缺乏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认识和把握;二是资料还有待于挖掘和整理,如果仅仅依靠过去用既定观念标准选择和积累起来的文学史资料,显然不足以完成一部好的文学史,等等。不过,我在这里所说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外文学的对话和沟通并不充分,尚没有创造一种更为开阔的思维空间和语境,能够使我们更为清晰、也更为宏观地了解、梳理和描述中国20世纪文学,用一种更博大的胸怀、更广阔的视野去拥抱文学,因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及其变迁过程本身就是在世界文学怀抱中进行的,其不仅是一个地域文学的例证,而且是一种独特的世界文学现象,我相信其展现的特点和魅力将会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顾彬的“标准”

顾彬的言论常常让人摸不到头脑,比如,“孙犁的作品是垃圾,它们都是政治政策的图解。”“郭沫若的作品除自传之外,其余都是垃圾。”“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读了刚刚出版的顾彬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多少有些理解他如此这般断言的“底气”,这源于他一直坚持的文学评判标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书开宗明义自己的文学评判标准,“我本人的评价主要依据语言驾驭力、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念研讨的回顾与反思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提出之时起就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研究格局的推陈出新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仅是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著史方法,更是一种新的著史理念,其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看作一个整体的构想对今天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仍有较大的启示意义。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念忽略了现代中国时期一些文学形态的存在价值,没能完整反映出现代中国时期文学的发展面貌。     

“当代文学史”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评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就历史的角度而言,自80年代中期以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和“重写文学史”口号提出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便在逐渐繁荣的过程中走向成熟。结合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代表90年代当代文学史写作实绩的个案来看,当代文学史观念的创新与实践、学术与个性,都因历史的沉积、容纳的限度以及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繁荣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和显著的提升。     

从中国文学史的背景看赵树理的“三农”文学

自《诗经》始,中国文学素有"兴农"、"乐农"、"悯农"的传统,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描写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文学在表现农民苦难、农村凋敝、乡村批判、农民的觉醒与反抗、农民进城等五个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此背景下,赵树理创作的个性特征可以得到清晰的体认:始终立足于黄土地,与农村、农民保持着血脉相连的关系;致力于表现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表现农业生产方式、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这一过程中农民的命运与心态的变化;反映出带有晋东南特征的农村社会伦理状况,表明了国民性批判线索的历史性超越;执著地追求乡野风格,其作品带有浓郁的乡土趣味。赵树理是现代文学史上从精神内涵到文体形式、审美风格整体上最能代表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对于当今文学创作仍有启迪意义。     

论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之“体”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贯通古今的建构方式学界多有讨论,其著书之“体”实际上是更为基本和具体的研究角度。首先,钱著用两《汉书·儒林传》之“体”,“分经叙次、叙其流别”“明以原委”,加以“长编”“比类”;其次,“铺叙履历”“互见”应看作源自《史记》,而记录轶闻的倾向来自《晋书》;最后,钱著还杂取了《诗品》等诗文评类著作、《明史·文苑传》叙复社、互著法等写作方式。从“体”的角度来看,钱著承认了白话文作为一种“体”的存在,可为一代之文学,因此也就帮助建构了“现代性”,并且表达了新旧文学并无对立的观念。     

论文史结合在当前《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中的意义

文史结合是中国史学和文学的优良传统。针对当前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接受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中加强阐释文史交叉的中间地带,有利于把作家、作品的解读在提纲挈领中推向深入,大学生的自学和治学能力、研究兴趣也容易得到大幅度提高。     

论《中国文学史》的文化内涵

一百多年来,各种版本、体例的《中国文学史》相关著作已有一千多部,但总体质量却不容乐观。文学与文化历来就是水乳交融的,文化是文学的根,中国古代文学的辉煌自然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所以如果削弱、忽视甚至离开了中国传统文化,要想真正读懂中国古代文学那是不可想象的,而这正是目前大多数《中国文学史》著作的致命缺陷。     

文学史研究应回归文学史本体——以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中心

文学史本体缘于文学本体论的概念,大致指的是文学史上出现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等内容.1949年以来,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过多地涉及到了政治和文化因素,从而遮蔽了原本应当占主要地位的文学史自身的内容.虽然上世纪1980年代就已有进入文学史内层的争论,但这一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很好解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进入新世纪,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回归文学本体作了一个表率.文学史研究本体性的回归,既有文学自身边缘化的原因,也有文学研究者自身的努力,外来的文学思潮也起到了不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