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对苏轼思想及人生态度的影响

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无论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朝，还是玄风蔚然的魏晋，乃至三教合流的隋唐，新儒学兴起的宋元，其入世经世的思想一直都是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齐家治国、兼济天下更是中国士大夫精神的主导。     

东坡词与魏晋风流

东坡词与魏晋风流关系至为密切。东坡词写到的魏晋人物,以陶渊明最为引人注目,另外还有孔融、刘伶、谢安、王羲之、谢灵运等等。东坡词用魏晋典故极为广泛,究其意蕴,既包含陶渊明归隐的思想,也饱含多情的风流,以及旷达的豪情。魏晋风流成为东坡词独特艺术韵味和艺术风格的重要来源之一。苏轼之所以成为完成词的比较充分的“士大夫化”的第一人,与他对魏晋风流的自然汲纳不无关联。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对老庄思想的接受

老庄道家思想在魏晋时期对魏晋士人的思想、言行、风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魏晋士人将老庄的哲学融入自己的人生当中，对自由、生命、自然有了自己的解释。《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体现了当时士大夫在老庄思想影响下的整个精神风貌，展现了他们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追求。     

曹魏时期的清谈

魏晋时代的清谈,是中国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问题。陈寅恪先生论及魏晋清谈的实质时说;“魏晋清谈可分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此时期的清谈为当日政治上的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换言之,此时期的清谈,是士大夫借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的东西。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淡至东晋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畜,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做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陈先生的论断,为我们研究曹魏时期的清谈提供了依据。     

从劝世治平到翱翔太清——论仲长统的愤世与出世

仲长统及其《昌言》批判社会不限于形而下的现象，也富含了哲理性思考。其“理乱”政治思想嫉恶如仇，但劝世治平的愤世言行同时体现出了道家倾向。仕途舛蹇、生逢乱世的身世感怀，影响其思考人生价值的定位由“愤世”进而转为“出世”。他借鉴老庄思想。以“得义”为基准时传统儒家进行否定和补充，呈现出非儒入道的异端色彩，最终留给历史一个“狂生”形象。不过，魏晋士大夫抉择儒道、构建内外互补的理想人格，仲长统确是开启端绪的先声人物之一。     

论东晋南朝文化精神对儒家理想的叛离——兼论东晋南朝的文化特色

魏晋南北朝之际,承汉末经学虚伪矫饰端绪,文化思想领域“儒学独尊”一统天下格局崩坏,魏晋风流,士风激荡,士大夫们开始了文化精神的重构。处于儒学式微、老庄方滋文化氛围下的曹魏西晋士大夫,由于深受儒风濡染,更由于文化传统的巨大惯性,儒学观念已固化为他们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故而,其时文化精神的重构不免陷于儒道双栖的两难之境,体现出傍徨不定的矛盾性。永嘉乱后,南北对峙,文化分途。北朝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儒学趋盛,东     

鲁迅与“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鲁迅在对魏晋时期的历史和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后．对当时士人阶层的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的准确概括。魏晋时期是一个动荡不安、多灾多难的时期，连年战乱，国家分裂，礼乐崩坏，造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在玄学的推动下，老庄之轻人事、重自然的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嵌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进而铸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玄、远、法、虚的人格类型和生活情趣。魏晋士大夫们或徜徉山水．逍遥自娱；或抛弃礼法，放浪形骸．构成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异景观。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鲁迅是与魏晋风度关系最为密切、受其影响最深的一个，在他的思想性格、人生态度、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打上了魏晋风度的烙印。     

"二王"书风--中国古典书法成熟的标志

魏晋，个性觉醒裹挟着苦难时世而诞生，以一尊儒学衰微之阵痛迎来了多元思想的活跃、共存与渗透，此时学艺术有了崭新的面目：自觉。书法艺术由于人士大夫的大量参与，促使书法超越伦理功用而走向审美艺术之途，即开始真正自觉地体现主体的生命意识、个性风度、气质品格等。此时由于玄风的浸淫，书法艺术尚“韵”，而“二王”无疑是这个时代玄远超逸的魏晋风韵不可替代的最理想的传达。“二王”书风是中国古典书法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文化秉性与精神气质的传承——论魏晋风骨与章太炎的精神联系

章太炎的思想深深打上了“魏晋灵魂”的烙印,在魏晋士人身上,章太炎找到了精神的链接点,魏晋狂人的士风、魏晋犀利明快攻守有余的文风以及魏晋“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让章太炎在传承中构建了新的精神信仰,从而推动了章太炎一生所执着的民主主义革命事业。     

魏晋士人“孝先于忠”思想盛行之原因探究--由《世说新语》中的士人说起

从孔子到孟子,再到《孝经》,“孝”的思想经历了长期的演变,逐渐与“忠”相结合,到汉代“移孝作忠”,孝与忠已经密不可分。魏晋时期,“孝先于忠”思想在继承前代忠孝观的基础上又有所超越。魏晋“以孝治国”的特殊政治背景与政治功用为“孝先于忠”的思想盛行提供了政治土壤,门阀士族政治的兴盛以及名教与自然矛盾的调和也为它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思想基础。     

从“淮南三叛”看魏晋之际忠君观念

忠君观念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一直得到统治者以及士大夫的格外强调。虽然自党锢之祸后，士人心中的忠君观念开始动摇，但是西晋以前，士大夫们依然恪守着“忠君”观念，即使在动荡的三国时期，忠君观念亦影响深远。而西晋以降，忠臣寥寥，弑君篡位者更是层出不穷。若以忠君观念的变化为解释问题的切入点，魏晋之际的“淮南三叛”，则是导致忠君观念进一步淡化的直接原因。     

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及其实践

在社会转型与变革期,自任以天下的宋代士大夫努力于重建社会秩序,围绕救弊图治的政治理念,就社会控制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并多付诸实践。范仲淹的吏治思想、“三苏”对礼治的推崇、王安石“大明法度”的社会思想以及朱熹“三纲五常”的社会控制思想等凸显了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的时代特点。     

玄学思潮与魏晋士林风气

魏晋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一个十分特殊的大动荡、大转折时代。这一时期政治黑暗 ,战乱频仍 ,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经济上土地兼并严重 ,豪门士族的庄园经济迅速发展 ;思想上 ,由于儒学的经学化和日益神学化而遭到士人的反对 ,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 ,以儒、释、道几种思潮融合而成的玄学得以滋生、风靡。玄学一方面主张“贵无论”,政治上表现为无为而治 ;另一方面又倡导“自然观”,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些思想主张一扫经学尘垢 ,为士大夫们开辟出一条玄思清朗的思想途径 ,从而使得传统士林风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激情萌动的生命意识 ,称情任性的思想情感 ,坦荡豁达的行为方式 ,高标风流的人生理想 ,则是这一风气的重要表征     

魏晋士人之"啸"谈

魏晋时期社会长期动荡，释道两家思想盛行天下。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的思维空前活跃，传统礼教受到了严重冲击，出现了以玄言、清谈为特色的魏晋风流。“啸”就是魏晋风流及魏晋士人心态的独特表现。     

简论玄学对魏晋书法审美的影响

魏晋时期的书法无论在审美还是实践中都为中国书法艺术构建了大的框架,从而出现了书法的繁荣。探索个中原因,是魏晋玄学为书法的审美提出了许多启示,最终形成了魏晋“尚意”、“尚韵”的书法审美思想。     

宋代士大夫隐逸之风探略

由于宋代特定的历史因素,在士大夫之间普遍存在着隐逸倾向。其表现有士大夫多以“某某居士”为其名号;许多士大夫观佛寺,游道观,看佛道之书,与僧侣道友交往密切;不少士大夫文学作品透露着浓厚的隐逸思想;士大夫生活中的一切风景、官署、斋室等都与吏隐之名联系起来;不少的士大夫有着或长或短的隐退经历。     

从民间歌诗看汉代人物评品

汉代有很多针对人物评品的歌诗,以“歌”评品人物是汉民间歌诗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此现象的产生与汉代郡国举士,注重乡评里选有关,其结果导致士大夫重视“居乡”、“乡评”。这种重名誉,喜标榜声气,臧否人物之风,开魏晋风度之先声。     

《师说》艺术美四题

一、立意美首先,坚持走正道的人格立意。“不拘于时”之“时”是时俗,指当时耻于从师问道的社会风气;所谓“古道”,则是指古代尊师重道的风尚。韩愈所处的中唐时代,上层“士大夫之族”普遍风行“尊家法”而“鄙从师”。为“广圣人之道”,韩愈“好为人师”,甘冒狂名。在“时人”(士大夫之族)眼里,韩愈的所作所为是魏晋以后从没有发生过的怪异行为。透过《师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韩愈反对流俗的巨大勇气和坚持真理的可贵精神,可以说,《师说》是一篇人格宣言。其次,崭新而高远的师道立意。韩愈突破了过去一般人对教师职责的认识局限,把教师…     

魏晋风度的现代审美意义

魏晋风度“自由”和“解放”的本质内涵表现了一种活泼的生命力,支撑这种现象的根基是玄学思想,在这样的思想下,魏晋文人表现出的对人的关注、人的意识的觉醒在现在依然具有审美意义。     

魏晋"仙窟"模式小说探源及发展

从魏晋“仙窟”模式小说的特点展开分析，详细阐述了该小说模式的四个主要来源，即“神仙”思想影响下的神山仙窟传说、有一定现实依据的大山、洞窟的记载与传说、老庄思想以及前人的文学创作。在探清源头的基础上，又大致介绍了魏晋后“仙窟”模式小说的发展，从而对魏晋“仙窟”模式小说有一个总体的了解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