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7年我国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初探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我国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取得了较大进步，体现在内容和体例两个方面。在内容上，进一步打破了封建帝王中心观，出现了进步史观；比较重视少数民族历史，能客观评价少数民族领袖人物；及时吸收史学研究新成果；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强烈反映时代精神。在体例上，采用大、小字编排方式；文字通俗生动、浅显易懂；课后习题设计丰富多样，题型日益完备；善于运用插图、图表和大事年表；在编排上，每个小标题以语录牌形式打出。警醒处，字旁加重点符。有的在一章前列“内容提要”，末尾附“提问要点”。     

1927—1937年我国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初探(续)

1927～1937年我国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取得了较大进步(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5期),但亦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着重从教科书对农民战争和民族关系的叙述来分析此期教科书存在的局限和不足;并从四个方面探讨教科书质量提高、数量增长的原因,认为:二、三十年代史学的大发展;民初以来编审制的继续沿用;出版发行市场的竞争和史家们即编者自身等因素,推动、刺激了教科书质量的改进和数量的增长。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浅论柳宗元的辨伪思想

疑古思想萌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在不断传承、发扬的同时,旧学史日益暴露出内在的矛盾与惰性,众多学者开始大胆疑古、开拓创新。柳宗元作为其中的一员,在我国古代疑古思想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时代造就的丰碑——试析三苏治史背景

在北宋史学繁荣的背景下,三苏父子挟其文学盛名之东风钻研史学,并写出了大量史论文章,这些史论有的是专论历史,有的则是在其策论及政论之中,这些构成了三苏史学的基础。宋代是理学大盛的时代,理学对三苏史学的影响体现在三苏在其史论中的说"理",以致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也评价其论为"近理"。作为疑经惑古的先锋,三苏父子同作《五经论》打破经书的神话,将圣人作经用合乎人情的方式表达出来,使其平凡化,更易使三苏的思想解放。三苏作史不落窠臼,每有新意,辄发论之,这使得其史论看来不觉乏味。三苏家乡风俗及家学重史也使得三苏史学一脉相承。     

顾颉刚与钱玄同的学术关联

20世纪20年代,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中,“古史辨派”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顾颉刚疑古辨伪的工作,一直受到钱玄同的深刻影响和有力支持。顾、钱二人的学术关联,无疑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重要的一页。     

顾颉刚与“古史辨”神话学——纪念《古史辨》出版80周年

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1923年）为起点，顾颉刚所代表的“古史辨”派古史研究和神话学，以“疑古”“辨伪”为思想武器、“古史即神话”为理念，把与古史纠缠为一体的古神话剥离出来。他的“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观”亦即神话观和“历史演进法”，开了系统地梳理与研究中国古神话（古史传说）的先河，为中国神话学的创立铺设了一块基石，成为中国神话学初创时期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之外的又一重要学术渊源和流派。“古史辨”神话学的特点，在神话学研究中被概括为“古史的破坏、神话的还原”。     

刘知几的疑古思想与辨伪实践

作为史学家,刘知几从强调史料真实的角度出发,要求撰史者一定要善于考辨文献,并以大无畏的勇气,对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几乎所有史籍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和批判,辨伪方法多样,开有唐一代疑古辨伪之风。     

陈登原《陈氏高中本国史》初探

陈登原是现代中国专门史大家,平生致力于中国通史、思想史、文化史、经济史、文献学等研究。《陈氏高中本国史》认为历史学习的意义是怀旧感新,古史的荣光可以提振民族信心;重视文化史,重视历史连续性,采用重联贯与评注的编排方式,是该书的特色;提出"四大发明",从历史上对海的态度来追寻近代外交失败的原因等,体现了陈登原的历史认识。《陈氏高中本国史》带有个人研究的色彩,在20世纪30年代的教科书中别具一格,对陈登原后来的著述有一定的影响。     

国内外关于日本史学对中国近代三大史学思潮影响研究综述

发轫于20世纪上半段的中国近代三大史学主潮:新史学思潮、疑古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都与日本的近代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中国近代三大史学思潮中的日本影响因素这一课题,国内外学术界的已有相当的积累,体现了中日史学交流研究的深入与繁荣。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需要学者们潜心探索。     

刘知几的疑古思想与辨伪实践初探

作为史学家,刘知几从强调史料真实的角度出发,要求撰史者一定要善于考辨文献,并以大无畏的勇气,对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几乎所有史籍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和批判,辨伪方法多样,开有唐一代疑古辨伪之风。     

"疑古"与辨伪:顾颉刚与"古史辨"运动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提出了震撼史学界的＂层累构造的中国古史＂学说,一时间,疑古成为风气。疑古思潮的兴起,不但涤荡着封建残余思想,而且对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顾颉刚为旗帜的＂古史辨派＂,他们在继承中国传统学术＂存疑辨伪＂思想之时,也对胡适等人所提倡的西方科学方法作了吸收并予以本土化。但因时代所限,学术积累之故,＂古史辨派＂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他们疑古辨伪存真的精神,对打破＂六经＂所建立的古史系统,推动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     

异议与非议:清代中前期学者辨伪孙子述论

清代中前期,孙子学研究渐由武闱之学转向《孙子兵法》考据,在疑古思潮和崇儒抑兵的双重作用下,姚际恒、全祖望、姚鼐等学者对孙子的身世、履历和著作提出异议,并以儒家思想为本对孙子兵学思想横加非议。诸学者多闻阙遗的考据态度固然令人称道,但其辨伪立场与方法夹杂了对孙子思想的曲解和误读,其证伪与诘难并行的研究思路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他们得出更为客观的考辨结论。     

历史·写史者·史的解读

历史是一回事,写在书本上的历史又是一回事,其间的差距取决于写史者秉笔直书的勇气。历史是无法割裂的,它延伸于现实甚至未来之中。历史是一面镜子,要使镜子发挥功能,后人须寻到历史的真意。这是一件辩伪存真的工作,对史的解读应抱一种怀疑的态度,不断地考证、对比、辨别,以开放性眼光面对历史,历史才能获得新生。     

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述评

近年来 ,中共党史史学史学科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在一些问题上尚有分歧 (如学科名称、学科对象等 ) ,研究中还存在若干不足之处。应进一步加强党史史学史方面的研究 ,完善党史史学史研究体系和编撰体例 ,重视党史史学史研究中的评论和批评工作     

陈旭麓《初中本国史》及其编纂出版始末

《初中本国史》是陈旭麓最早的著作,1942年由贵阳文通书局出版。该书是陈旭麓在大夏大学就读期间兼职担任文通书局编辑时编纂而成,由谢六逸促成,并由姚薇元校订,作为《中学复习受验丛书》的一种,用以方便当时初中学生升学考试复习之用。揭示该书在编纂出版前后的人事因缘,有助于了解在抗战期间大后方贵州的出版教育事业和陈氏早年的师友交往情况。     

把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访瞿林东教授

瞿林东,1937年生,安徽肥东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同年考取研究生,师从白寿彝教授攻读中国史学史专业。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主编。著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史学散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史学的沉思》、《杜佑评传》、《史学与史学评论》、《史学志》、《中国史学史纲》、《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中国简明史学史》以及《史学导论》(合著)等专著,发表相关论文200余篇。2005年上半年,邹兆辰教授对瞿林东先生进行了访谈,2005年11月又补充了部分内容。     

略论章太炎对疑古史学的批判

章太炎是近代中国批判疑古史学最为激烈的代表人物。章太炎对疑古史学的批判基于其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谓疑古史学推倒经、子、古史,起到推翻维系中华民族认同的国史的负面作用。章太炎对疑古史学的批判既有其犀利深刻之处,如对其史观与方法论的批判,亦有一些失误,主要是苛责太深,如对其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的否定。     

史学的现代转型：凝眸中国社会史研究

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整个中国社会开始了面向现代的转型,传统学术也不例外。就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而言,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自然更加漫长、曲折。笔者以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在20世纪的兴起和复兴,乃是踵梁启超氏“新史学”而起的史学转型的第二个发展阶段。科学化则是此过程的当然实质,是这一过程两个不同阶段的共同内核。     

释“纵通”与“横通”（节选）

太史公三句话,要数“通古今之变”最为核心。史学前贤多看重“通变”,即“原始要终、知所进退”,属史家的史识功底里最见深浅的。吕思勉先生一再感慨“通人之难得”,“读书之人百,通者无一焉”。他在1944年《论疑古、考古、释古》一文里,抨击当时史界的风气,尖锐地说道：“今之人往往通识未之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