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明堂祭祀考略

东汉明堂祭祀在国家祭祀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东汉国家祭祀等级中,明堂祭祀仅次于郊祀天、地,是颇受重视的。东汉明堂祭祀以五帝为主祭神祇,以光武帝为配祭神祇。这种神祇规定是为了适应东汉国家祭祀体系的需要。东汉国家为明堂祭祀制定了完善的礼仪。这种祭祀礼仪是东汉宗教观念的体现,并且可以起到教化的作用。     

东汉明堂祭祀考略

东汉明堂祭祀在国家祭祀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东汉国家祭祀等级中,明堂祭祀仅次于郊祀天、地,是颇受重视的。东汉明堂祭祀以五帝为主祭神祗,以光武帝为配祭神祗。这种神祗规定是为了适应东汉国家祭祀体系的需要。东汉国家为明堂祭祀制定了完善的礼仪。这种祭祀礼仪是东汉宗教观念的体现,并且可以起到教化的作用。     

明代辽东自然灾害考略

明代辽东灾害研究是开创性工作，本通过对史料整理，尽量给出当时灾害的细节，同时对当时救灾措施进行探究，以期人们对明代辽东灾害有大略的了解。     

“属国”注商

人教版初中《语文》第三册《使至塞上》一诗中,有“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课本把“属国”注释为:“附属国,这里指吐藩(ho)军队。”笔者认为,课本的注释有可商榷之处。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春天,王维奉唐玄宗之     

“属国”该作何解释

王维的边塞诗《使至塞上》选进了初中语文第三册课本中,可在欣赏这首诗时,笔者觉得教材对“属国”一词的解释有待商榷。     

有关东汉辽东属国问题的一些看法

以往关于东汉辽东属国问题的研究,争论大致集中在设置时间、何以称"辽东属国"、属国的性质与作用问题等几个焦点上。其中,何以称"辽东属国"是一个核心问题。有迹象表明,东汉辽东郡的辖域曾一度向西扩展,由此极有可能《续汉书·郡国志》辽东属国辖下六县曾一度均属辽东郡,这就使"辽东属国"的分置完全符合《续汉书·百官志》"属国,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的关键约束。在此基础上,属国的性质与作用的认识也应该有所更新。     

“属国”“征蓬”注释质疑

人教版四年制初级中学《语文》第三册,对唐人王维《使至塞上》诗中“属国”注解为“附属国,这里指吐蕃的军队”; “征蓬”注解为“飘飞的蓬草。这里指唐朝出征的军队”。笔者认为这两处注解欠妥。 据《史记》中《霍去病列传》记载,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率十万匈奴投降了汉朝。汉武帝把投降的人分散到了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的边境上,仍各以其民俗习惯生活,为汉朝廷的属国。《汉书·百官志》记载:     

怎样理解“属国”与“征蓬”

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三册第２５课《诗五首》中，选了唐朝诗人王维的律诗《使至塞上》，原诗是：“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笔者以为课文中对“属国”与“征蓬”这两个词的注释不恰当。这首律诗的首联是：“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课本对“属国”的解释是：“附属国，这里指吐番军队。”这一解释不恰当。唐时的吐番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与唐王朝并存，两国时战时和，不是宗立国与附属国的关系。诗中的“属国”应是“典属国”的简称…     

再谈“外臣”和“属国”问题

拙文说:“‘外臣’国的情况同文、景以前的‘内诸侯,国相同。(不过法律比较落后)”,又说,“汉代的‘外臣’是与‘内诸侯’相区别的名词”。陈庸龙同志认为,这在提法上是前后矛盾的。依我看来,两种提法并不矛盾。拙作已经指出:“外臣”国和“内诸侯”国之间有“异”、有“同”。“在文、景以前的‘内诸侯’国,其国王要受封,不能称帝,自丞相以下的官吏由国王任命,有自己的法律”。在这几点上“外臣”国和“内诸侯”国是相同的,如果没有这几点相同,则一、西汉政府争取南粤和朝鲜等国作为“外臣”国,便没有多大意义了;二、南粤和朝鲜等国也不愿意成为“外臣”国了。它们的“同”,不仅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争实,而且饶有奥妙的作用在内。“外臣”国和“内诸侯”国除了“同”之外当然还有“异”。这里所说的“异”,是指法律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文化不同。我的两种提法在具体内容上各有所指,是不矛盾的。在“属国”问题上,陈同志只承认西汉的“属国”是行政组织,而不承认它是行政区划,认为《汉书·地理志》没有把“属国”列为郡一级的行政区划,也不是班固的遗漏。对此,我有如下的看法:     

辽东“雪莲”

在辽东古城辽阳的一中校园里,700余名来自西藏各地的藏族学生和当地的汉族学生一起生活、学习。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办内地西藏班的重大决策,辽阳一中成为内地第一批开办西藏班的学校,1985年8月,     

也谈汉代“外臣”和“属国”

本刊1984年第2期刊出尹湘豪同志《关于汉代的“外臣”和“属国”问题》后,先后收到陈膺龙同志的商榷稿和尹湘豪同志对商榷的答复,现一并刊出供读者参考。本刊限于篇幅,对此问题不拟继续讨论。     

“推敲”考略

朱光潜先生在《咬嚼字》一(高语二册)中阐明了“字和思想感情的密切关系”，并“举一个人人皆知的实例。韩愈在月夜里听见贾岛吟诗，有‘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两句。劝他把‘推’字改成‘敲’字”。这“推敲”的典故最早当见于唐人韦绚撰《刘公嘉话录》(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九引)，又见于五代后蜀何光远《鉴戒录》、宋人计有功《唐诗记事》、阮阅《诗话总龟》。阮阅之言最为简洁：     

“虹口”考略

在上海,人们跨过外白渡桥、乍浦路桥、四川路桥和河南路桥到苏州河以北的地方去,常说“到虹口去”。“虹口”,似乎是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河北岸一大片区域的代称。解放以后,上海专门设立了“虹口区”,在虹口区境内至今还留存着一条叫“虹口港”的曲流小浜。     

“假借”考略

假借,位列“六书”,自清代以来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主要分为两派:一派以休宁戴氏为代表,认为“假借”为用字之法;另一派,以高邮王氏为代表,认为“假借”为造字之法。假借是依语音之同而借文字中已有的同音字字形来为新出现的语词造出新字的方法,在甲骨时代已大量出现。这一造字法的出现解决了早期汉字使用象形类字无法表达抽象概念的局限,促成了汉字体系的完善,也为后来形声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但后世对假借之法使用过滥,使文字不堪负荷,大量的语义共一字形也给交流带来极大不便,故通过为其加义符造形声字的方法分流其不同义项,假借之法也慢慢退出历史舞台。“通假”是一个经常被与“假借”相混的概念,但它只是一种用字之法,与假借有本质的不同。     

“空城计”考略

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空城计”因诸葛亮而闻名,但据裴松之所注《三国志》及有关资料考证,三国时虽出现多次“空城计”,诸葛亮却并没有设过“空城计”。然而,历史上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过“空城计”,并在以后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编辑”考略

编辑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公认,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研究,编辑学领域取得了许多令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出版一批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发表了很多水平较高的学术论文,逐步形成了一支致力于编辑学研究的队伍。在众多的研究成果当中,关于“编辑”的概念是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以致于到目前为止尚未达成共识,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1](P45)。为了提高对“编辑”这一概念的认识,本文对古今中外有关著述和工具书中的多种界定进行分类汇总,旨在为形成理性的“编辑”概念提供研究素材。一、古代中国对“编辑”的认识(一)“编”、…     

“空城计”考略

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空城计”因诸葛亮而闻名,但据裴松之所注《三国志》及有关资料考证,三国时虽出现多次“空城计”,诸葛亮却并没有设过“空城计”。然而,历史上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过“空城计”,并在以后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汉的“李杜”

提起“李杜”，人们自然会想到唐代的“大李杜”（李白、杜甫）和“小李杜”（李商隐、杜牧）。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东汉时期也有两对“李杜”，这就是李固和杜乔、李膺和杜密。     

关于汉代的“外臣”和“属国”问题

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都提到"外臣"和"属国"两个名词.和后世所称的外国臣民与附属国有所不同.它们在汉代的历史中有特殊的含义和重要的内容,值得我们去探讨.先谈"外臣"问题.对"外臣"问题讲得比较清楚的,莫过于与南越有关的材料.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南越已成为秦的郡县.到了秦末汉初,南海郡的龙川县令赵佗发展势力,独立称王.西汉朝廷承认这种现实,于汉高帝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