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对道教的影响及其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让位于玄、佛、道,退居次位,而一直在民间流传的道教流向社会上层,成为官方的正统宗教。表面上看儒学丧失“独尊”地位,实际上,道教之所以能够得以登上政治舞台,是借助引儒入道的方式进行改革才得以实现的。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儒学在神仙思想、戒规戒律、道教改革和道士心态等方面影响着道教,而其原因主要在于原始道教发展出现危机、道教信徒构成的转变以及夷夏之争的促使。     

论武当道教的人生理想及其实现途径

武当道教为信徒们描绘了一个“福寿康宁、成仙得道”的人生境界和理想目标。并提供了实现这一人生理想的途径,即慕道明道,苦行修炼;符咒做法、祛祸免灾;欲修仙道,先修人道等等。     

论白玉蟾的“心隐”思想与“隐仙”人格

隐逸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道教修为渗透在隐逸文化之中,形成了不同于“儒隐”之“道隐”风格。作为内丹修炼的手段,白玉蟾的“道隐”实质即为“心隐”,在于追求对心无境,对境无心之无我境界。他的“隐仙”人格达到了道教信仰与至乐审美生活方式交融的生命境界。     

昆仑/老子：汉唐道教融摄昆仑神话述论

汉唐道教在建构其神学体系时,充分融摄了中国早期神话意象,其重要表现之一是昆仑与老子的结合。“老子治昆仑”“老子升/归昆仑”反复出现在汉唐道教信仰的脉络中。无论是寇谦之的新天师道清整运动,还是刘宋天师道的改革运动,抑或是老子神话之西出说、化胡说,永恒回归神话以“昆仑/老子≒道”的模式出现,汉唐道教通过对宇宙本源“道”的回归实现了道教自身的清整、提升。     

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的道教知识与思想--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的研究

通过对敦煌藏经洞出土道教文献的研究,笔者认为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的道教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道教的仪式、方法、技术成为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祈福禳灾所依据的主要知识与技术;（二）道教的数术方伎背景,使得以阴阴五行为核心的宇宙观念、宇宙的自然运行和人生祸福相同一的观念、由此决定的秩序观念,通过道教的大众化传播,成为敦煌大众普遍奉行的指导生活实际的观念,是敦煌大众知识与思想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敦煌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三）道教建立的区分信仰者“善”与“恶”的教义、戒律、规则等,由于其与古代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一致性,成为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的伦理知识与思想观念,影响着敦煌大众的社会生活;(四)由道教的“承负”观念引发的道教“功德”思想及善恶报应思想,成为人们积累功德、获得福报的信仰力量,因而成为唐宋时期敦煌大众基本的道教知识与思想。     

关于道教产生几个问题的再探讨

本文主要依据汉代史料,对道教产生的诸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再探讨.文章认为至少至汉后期,已有了普遍的“黄老道”信仰;“天师道”与“太平道”不仅信仰相同,都是信奉黄老道,以黄帝、老子为崇拜对象,而且组织形式也相同,一为二十四治,一为三十六方;《老子想尔注》、《太平经》这两部经典不仅是反映道教教理、教义、教规的经典,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与当时一些教派的行为实践相结合.以上这三个方面是道教在东汉后期形成的标志.道教产生之后,才正式形成真正的神学宗教,真正的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这是历史的进步,有一定的“统一”作用,对社会也有积极作用.     

试论《庄子》对道教的影响

道教创教初期,奉老子为至尊的天神和祖师,并以老子的“道”为最根本的教理,庄子其人其书很少受到道教信徒的关注。但是,《庄子》在道教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从道教的根本教理、信仰体系和方术三个方面探讨《庄子》对其的影响。     

国际刑事司法理念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维护社会的群体和谐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目的。“该严”或是“当宽”,应以社会稳定与秩序为基点。稳定与秩序,是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石,内在地包含着犯罪控制和公共安全。随着西方国家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型,当代国际刑事司法理念与实践的一个共同趋势是加强犯罪控制、维护公共安全。中国社会历来以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为最高价值,强调群体和谐,崇尚对社会秩序的维系,注重打击犯罪。     

《抱朴子》神学的建立———早期道教与儒学关系的个案分析

面对丧失独尊地位的汉代政治神学,以葛洪为代表的新兴道教思想对传统神学进行了批判继承.在构筑自身神学体系时,葛洪分汉代儒学政治为思想与行为两部分,在承认现实政治与改造思想世界的同时,将儒家的伦理道德确立为修仙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个人修炼中强调儒家道德的重要性.对传统道教信仰进行重构,建立不同于传统神学系统的新神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马克思主义信仰对心理健康有积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追求"真善美圣"的价值目标,信仰马克思主义有助于提升生命的意义感;马克思主义主张认识和改造世界,强调主体能动性,信仰马克思主义有助于提升人的自主性;马克思主义强调唯物辩证法,主张发展地看问题,信仰马克思主义能够培养人们积极的思维模式;马克思主义注重改造世界,强调社会实践,信仰马克思主义能够提高人正向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技术;马克思主义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强调从实际出发,信仰马克思主义有助于养成关注当下的理念。     

"自我"的"印象"——析史铁生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与《我的丁一之旅》

从史铁生的两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与《我的丁一之旅》的文本出发,重点分析《务虚笔记》小说人物性格,从而通过文字表面的映像,来了解史铁生现实生活经历,发现史铁生最内里的“自我”与“印象”,阐述史铁生小说中的“质疑真实,推崇自我”的哲学思想,发掘文学与哲学的重合方式。     

“两双”、“口嘴”的意象图式

文章从隐喻的意象图式角度分析"两"与"双"、"口"与"嘴"在语言表达中的同现限制。"两"与"双"的字形不同,它们的意象图式也不同:"两"是平分图式,"双"是配偶图式;"两"、"双"词语在言语交际中的意义和用法也就不同:选择"两"的语境强调"分而为二、两相对立",在选择"双"的语境强调合二为一、配成一对。"口"与"嘴"隐喻投射到对事物域的认识当中,但是各有侧重:"N+口"强调的是"容器通往外界的地方","N+嘴"强调的是"容器中形状突出的部分"。     

《孟子》中“正”“长”“贤”“轻”“良”的形容词用法

通过对《孟子》中“正”、“长”、“贤”、“良”、“轻”5个形容词的语义和语法功能作较为细致的描写,试图从中寻找出《孟子》中不同的形容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共性与个性,并进一步提出问题,即这些共性与个性的历时和共时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论《受戒》的"淡"

汪曾祺的《受戒》最大的特点是“淡”,它主要表现在情节的散淡,时代背景和人物情感的淡化,语言的平淡等方面。这与汪曾祺的人生经历、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等有着密切关系。     

人类学的“普同”与“相对”

现代人类学的开端,可追溯到19世纪,但人类学作为现代科学真正被确立起来,则要到20世纪20年代。长期以来,学科内部由于理念不同逐渐分野,形成两大主要分支,即以英、法两国为首的社会人类学,和以德、美两国为主的文化人类学。两派虽在学术理论、方向、思考方式等方面有所分歧,但并不妨碍他们各自为人类学学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本文旨在介绍两派的主要学术观点,以及在人类学四大领域研究当中的理论实践。     

"扑朔""迷离"求解

北朝民歌《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中的"扑朔""迷离"作何解释,历来众说纷云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扑朔",即"缩动"或"爬搔"之意,为兔走时足伸缩之貌;"迷离",即"朦胧",为眼色朦胧。第二种:"扑朔",形容雄兔脚上的毛蓬松的样子;"迷离",形容雌兔的眼睛被蓬松的毛遮蔽的样子。本文对这两种说法作了较具体深入的评析,并赞同第一种说法。     

玺印类词语的注解问题

在秦朝之前"玺"和"印"是同义词,都是指印信、图章,没有尊卑的差别。秦朝以后,皇帝的印信专称"玺",臣民的印信、图章通称"印"。"秦印"和"秦玺",就战国时期来说所指称的内容是相同的,是同义词。就秦朝以后来说,"秦印"和"秦玺"的词义都缩小了,"秦玺"由通称变成了特称,专指皇帝的印章,"秦印"指称皇帝印章以外的印章,"秦印"和"秦玺"变成了在词义上互补的两个概念,成为类义词。     

"囷""廛"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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