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思考

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的做法,不但与国际发展趋势不相吻合,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带来一系列弊端。在行政诉讼制度比较完善的一些西方国家,通常只把行政立法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而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诉讼范围。现行抽象行政行为审查监督体制的缺陷要求赋予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发展现状证明,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有着一定的法律依据、理论基础、现实基础和可资借鉴的经验。     

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研究

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一直是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扩大的热点,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之际,在理论及实务界的推动下,抽象行政行为可诉化已势在必行。然而如何确定可诉的抽象行政行为的范围,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对其予以确定,都是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所不可回避的。     

我国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研究

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在受理行政案件时一般遵循法定原则;在行政立法上,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均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可诉范围之外。这种诉讼体制严重妨碍了公司政治权利的保护。建议顺应大多数现代国家简化司法审查形式、扩大司法审查范围的发展趋势,对行政受案范围采取非法定原则,将大多数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探析

抽象行政行为就其本质属性而言 ,具有可诉性 ;抽象行政行为违宪、违法 ,较具体行政行为更具有危险性和破坏性。唯有开放抽象行政行为诉讼 ,才能更为及时且切实有效地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研究

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在受理行政案件时一般遵循法定原则；在行政立法上，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均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可诉范围之外。这种诉讼体制严重妨碍了公司政治权利的保护。建议顺应大多数现代国家简化司法审查形式、扩大司法审查范围的发展趋势，对行政受案范围采取非法定原则，将大多数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也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限制过于严格 ,尤其是抽象行政行为被排出在司法审查以外。因而 ,应拓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将规章以下层次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研究

抽象性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长期以来只是一个理论上研究的问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将其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随着我国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今天,对行政机关由于其抽象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害的救济途径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综观国外的司法实践和运用,抽象性行政行为的审查已经成为各国司法审查的发展趋势,文章以此为视角进行研究,以试图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从行政诉讼法的适用看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符合现代行政法治精神。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对行政章程和规范性文件的适用方式,使其实际上拥有了对除行政法规以外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要以附带性审查为主要模式;赋予人民法院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撤销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后,对具体行政行为要作相应处理;确立有效的诉讼管辖。     

论抽象行政行为可诉的现实范围

根据需要与可能相统一的原则，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并非所有的抽象行政行为都适宜提起行政诉讼。规章及规章以上的规范性件不宜诉。规章以下的规范性件是抽象行政行为可诉的现实范围。     

公证行为的行政可诉性探究

目前，对公证证明行为性质的争议仍在继续，同时存在不同的主张：司法属性说。国家证明权说，行政行为说。笔者认为，公证行为具有公私双重属性，公证行为的公职属性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     

浅谈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抽象行政行为是指以不特定的人或事为管理对象,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我国目前尚没有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但实际上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应可诉性

我国确立抽象行政行为的诉讼制度,有利于限制政府的公共权力,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并有利于私权来监督公权,同时和世界法制发展的趋势相适应。     

公安侦查行为的行政可诉性探析

近年来，公安机关实施侦查行为，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引发的争议呈逐年上升趋势。如何受理对公安机关实施侦查行为所提起的诉讼，是人民法院在实践中遇到的困难问题之一。该文就此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并从司法角度提出了一些具体工作思路和方法。     

试述行政承诺及其可诉性

行政承诺是一种新的行政管理方式和行政行为。行政承诺具有自身特征。由行政承诺引发的争议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调整。为保障行政承诺兑现，行政机关应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     

我国若干特殊行政行为可诉性再探讨

不断扩大行政诉讼范围虽然已是各国立法的共同趋势,但行政诉讼范围要受制于多种因素,我国立法正是在平衡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确定了行政诉讼范围的基本原则。以此原则综合考量,目前抽象行政行为全部纳入我国行政诉讼范围的条件尚不具备,部分终局行政行为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内部行政行为的司法救济以设定行政复议前置程序为妥,责任鉴定行为宜纳入民事诉讼范围,而对自由裁量行政行为可诉性的争议本质上源于概念认识的不清。     

免除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豁免权”——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探析

依照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除提起行政诉讼时要求附带审查之外,相对人不得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抽象行政行为审查监督体制的缺陷要求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抽象行政行为被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应建立抽象行政行为行政诉讼的法律制度.     

免除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豁免权"--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研究

自1990年颁布实施以来，《行政诉讼法》对督促依法行政，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其排除了对作为国家重要行政管理手段之一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不能不说是行政诉讼立法的一大缺憾。这一禁区的存在使得抽象行政行为的实施得不到有效的司法监督，而现有的监督手段又过于薄弱，难以产生实质作用。针对这种状况，本文提出扩大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构想，同时就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后面临的问题作了分析并探讨解决方法。     

行政奖励的可诉性分析

行政奖励是一种非强制行政行为,它在繁荣市场经济和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法制的不完善,对行政奖励缺乏足够的研究等原因,在实践中出现了各种类型的行政争议,关于行政奖励的可诉性也存在争议。有必要对我国行政奖励的可诉性进行分析。     

论行政指导行为的可诉性

行政指导行为在其兴起的初期被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但是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深入,依法行政要求其不能再游离于法治范围,将行政指导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大势所趋。     

抽象行政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的必要性研究

《国家赔偿法》赋予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其合法权益因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不法侵害而造成损害时,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但是,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都存在着大量违法行政行为致损赔偿的灰色地带,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抽象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害的赔偿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法律上的认可,学界对此问题也尚未形成定论。本论文就抽象行政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的必要性问题展开探讨,力求对这一问题取得更进一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