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时期的流民问题

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的小农是避免不了自身破产的。西汉武帝时大量自耕农和佃农破产以后成为流民的问题,虽经汉昭帝十三年的努力,“流民稍还”,但仍然很严重。汉宣帝即位以后,坚持以农为本,发展小农经济,使流民问题有所缓和。     

魏晋流民及流民策

魏晋时期 ,由于长期战乱 ,百姓流离失所 ,辗转他乡。统治者竭心尽虑 ,采取种种措施预防流民产生 ,流民产生后又采用安抚、镇压两面手法 ,努力使流民重新安定在土地上 ,这些举措虽然有时在一定程度上纾缓了流民的悲惨命运 ,但其根本目的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近代两湖地区灾荒流民问题的政府调控

近代两湖地区灾荒流民的影响,波及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解决流民问题成为一大难题。为安定社会、维护统治,政府根据当时的认识程度与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与举措,煞费苦心地处置流民这一社会问题。政府的这些举措,既不乏拯民于水火之良策,也颇多残害流民之法。     

东晋南朝源出流民的情况及其原因分析

西晋永嘉末年,大量北方人口纷纷南下,成为东晋南朝流民的主要来源,但东晋以后流民仍源源不断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沉重的赋税杂税,繁苛的徭役兵役,频频的战乱等等,使广大自耕农民丧失土地,沦为流民。这也是东晋南朝时期流民源出从未止息过的重要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流民和流民起义诸问题探析

中国封建社会何以经常发生大规模的流民和流民起义,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下土地和农民的结合不很牢固,容易发生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流民和流民起义既然是由于农民失去土地而引起的,那么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作为最主要的生产力的劳动者和最主要的生产资料的土地重新结合,以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在黄巾起义后出现的曹操推行的屯田制,正是封建国家利用国家机器调整生产关系的职能,使失去了土地的人与失去人耕作的土地结合了起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曹操镇压了黄巾起义,却实现了黄巾起义没有实现的目标。     

“白鹿皮币”与“白金三品”浅谈

如何稳定货币,健全钱法,一直是汉初统治者而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课题。这一问题,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变得更加尖锐起来。汉武帝凭着文景时期的积蓄,开始了对匈奴的长期战争。这场战争造成了国家财政支出的大增,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为了扩大财政收入,支援战争的需要,汉武帝进行了大规模的财政改革,改革币制则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建立统一的货币制度的斗争当中,汉武帝曾根据御史大夫张汤的建     

明代河南流民问题述论

流民问题并非明代所独有,但明代流民问题之严重则是史无前例的.明代流民问题中最令政府感到头疼的是荆襄、南阳流民,而来自河南的流民在其中又占了很大的比例.明代河南流民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明政府对灾荒控制的不力,当明王朝无力提供食物以减轻饥荒时就发生了流民潮.流民最终成为明朝的掘墓人.     

简评池子华新著《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

流民问题，是困扰中国历代统治的一大社会问题，流民问题与社会治乱，更是远未穷尽的历史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流民潮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其发生机制、流向与社会效应也相应地产生了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这股浪潮将更为宏大。世界之交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重新成为当代的热门话题。苏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池子华博士适时地推出新《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捧读之后，颇有感触。     

评池子华新著《中国近代流民》

流民,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有待开发的新领域.池子华所著《中国近代流民》一书,作为”中国社会史丛书”之一种,最近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对流民现象发生的原因、流民的活动空间和职业流向、流民对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效应、近代中国如何解决流民问题及历史启示等,作了深入细致地考察,实为第一部以近代流民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学术性著作.纵观全书,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一 优世疾笔,强烈的时代感流民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话题,历代统治者都把流民的治理作为一项重大的社会工程.时值社会转型时期,在商品经济大潮猛烈冲击下,泛起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流民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样也引起了作者的思索与忧患.作为一位史学工作者,池子华先生“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像关心历史那样关心现实”,为期对当代“盲流”问题的解决,对近代中国的流民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这是作者投入全身心的动因.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农民土地问题

在中国，能否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认识到了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国共两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双方的土地政策有所不同。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双方在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方面时而合作。时而斗争。但是在根本问题上双方的分歧是无法弥合的。这就注定了国共两党不可能在合作的条件下完全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本文试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揭示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的全貌。     

试论汉武帝的“西南夷”民族政策

“西南夷”地处边陲,其正式纳入汉王朝版图,是从汉武帝刘彻对“西南夷”经略开始 的。汉武帝时期,随着汉王朝的强盛,经略“西南夷”的条件日趋成熟。汉武帝通过设置郡县加强 对“西南夷”管理,同时实行“故俗治”、“毋赋税”、募兵屯垦和开凿交通干线等一系列开明的政治、 经济、文化政策,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西南各民族的团结与融合,加快了“西 南夷”地区进入封建社会的步伐。     

论汉代岭南贪官现象

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到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平静了210年的岭南地区发生了变化：＂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先时宰守并多贪秽＂,县令们＂贪暴无度＂。产生岭南贪官现象的历史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利益驱动,人性贪腐使然;二是制度缺失,政治黑暗使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西汉富平侯张安世系年述略

张安世出生在西汉武帝时期(前134年前后),卒于宣帝朝(前62年),为官五十余年。他谨慎、内敛、自谦的一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也得到了史家的高度评价。梳理张安世的事迹,有助于对西安南郊凤栖原张安世及其家族墓地的考古研究,亦对研究西汉中、晚期社会历史有所裨益。     

汉代“见知之法”考述

汉武帝时所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习称“见知之法”。对“见知之法”的罪名、内涵、制定时间及其历史沿革等,历来持不同看法。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考述,认为“见知之法”是封建吏治建设的重大举措之一。     

汉武帝人才政策述论

汉武帝为适应形势对人才的需要 ,制定了选才育才的制度 ,增多了选才的途径 ,扩大了选才的范围 ,实行察举与自荐、选拔与培养 ,上诏与下举的结合 ,坚持量材而受官、禄德而定位的用人原则 ,知人善任 ,赏罚分明。对当朝及后世有重大影响。     

汉代《郊祀歌》的历史文化价值

汉武帝时期,为巩固当时政权树立皇帝权威,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等理论。为适应当时需求,汉武帝组织创作了《郊祀歌》,这组祭歌在思想内容上反映了儒学神学化过程中的社会风貌,而且在艺术上有灵动飘逸的特点,显示了独特的文学价值。     

论田文镜及雍正朝的吏治

田文镜是雍正朝著名的“模范督抚”。康熙末雍正初的政局为田文镜的升迁提供了契机,田文镜为雍正的“严猛”政治树立了典范。“清官”加“酷吏”是田文镜一生的真实写照。田文镜的起用、升迁是雍正朝吏治的一个缩影,而雍正朝的吏治又与当时的政局紧密相联。     

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神化儒学

汉武帝登位之初是怀疑天命的,也不知如何实现天下大治,多次征集贤良文学问以治国之道.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吸收诸子百家思想,特别是天命观及阴阳五行学说,从而使儒学神学化.汉武帝肯定天命、大一统观,部分地吸收了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思想,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从明清志书看韩愈故里及韩愈墓所在地问题——以明清一统志、河南通志为例

关于韩愈故里和韩愈墓所在地的问题,历来都有分歧。通过对明天顺五年《大明一统志》、明成化二十二年《河南总志》、明嘉靖三十七年《河南通志》、清康熙九年《河南通志》、清康熙三十四年《河南通志》、清雍正九年《河南通志》以及清乾隆四十九年《大清一统志》的梳理和分析,我们认为,韩愈是修武人,韩愈故里在修武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明成化二十二年《河南总志》、清乾隆四十九年《大清一统志》关于韩愈＂河阳人＂的含糊其辞的记载,缘于明侍郎耿裕成化二十一年《题韩家庄诗碑》的影响以及雍正至乾隆初年翰林五经博士继承权的纷争。但对于韩愈墓在孟县的记载,我们予以尊重,在此存疑。同时,对于历史上修武也有韩愈墓、韩氏祖茔而明清一统志、河南通志未予记载的状况,我们也持存疑的态度。     

隋代屯田的历史作用及其限制

<隋书·食货志>对隋代屯田记述含混,联系史传分析,隋文帝时边地军屯规模有限且持续时间较短;河西民屯不但未增且有缩减.隋代之富在于顺应历史趋势推行均田制,屯田之效微乎其微.人身依附关系的减轻使内外民屯受到限制,炀帝大规模徙边民屯非但无效,且严重干扰了均田制度的正常实施;隋统治者未能开展积极有效的边地军屯导致转输劳弊,并最终诱发反隋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