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心理美学内涵探析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在继承屈原“发愤以抒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文艺心理学命题。它蕴含着强烈的心理内驱力,是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心理动力;它隐含着内心巨大的自我表现欲,成为司马迁实现人生超越的心理基础;它饱含着深切的情感体验,透射出司马迁在《史记》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心理根源。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再认识

“发愤著书”历来被视为司马迁创作思想的核心．且多据此认为史迁将自己的愤懑与不平发泄于《史记》之中。究其实．“发愤著书”乃是挫辱之下的发奋振作．是士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特殊方式。     

"穷而后工"说与"发愤著书"说辨异

本文认为,我国古代文论中的"穷而后工"说与"发愤著书"说是两个不同性质并包孕不同理论内涵的命题,人们惯常把后者视为前者的理论上源,这是有欠准确的."穷而后工"说回答的是作家的创作为何而工的问题,而"发愤著书"说回答的则是作家的创作何为而作的问题,一个属于作品缘何而工的成因说,一个属于情感缘何而发的动因说,两者各有其独自的理论内涵.     

试论《离骚》"发愤抒情"的情感性悲剧美学价值

<离骚>"发愤抒情"具有"愤"的情感性美学特质."愤"作为作家主体的一种创作动力,不仅仅止于诗人自身的忧思,而是悲剧意识下集体主体所赋予的代表国家利益的公愤,是整个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深刻的批判性,其中包含着深广的忧患,具有广泛的人民性,因而也具有普遍的审美意义,这也正是发愤抒情特有的情感性悲剧美学价值.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在清代的发展

司马迁“发愤著书”理论在清代的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１－ 鲜明的时代性。清初,许多作家借“发愤”说发民族之义愤;鸦片战争以后,发仇恨帝国主义、振兴中华民族之感情。２－ 范围的拓宽。不少作者从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把它应用于小说创作中。３－“发愤”之作冲破“中和”思想,表现出与世抗争的精神。清代发愤说,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发愤著书 光耀千古——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悲剧意识及创作心态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向朋友倾诉了自己不能“推贤进士”的苦衷,袒露了李陵事件给自己带来的沉重自卑,以及自己为了著述理想甘受屈辱的“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表示了要发愤著书,“成一家之言”。这种悲剧意识及创作心态深深地影响了《史记》的写作及其史学、文学价值。本文从《报任安书》入手,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直以来都是文人喜于探讨的话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进行试论：“发愤著书”说源干对黑暗政治、不幸命运的抗争;“发愤著书”说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发愤著书”的艺术手法：以小见大,以近见远,以古喻今;“发愤著书”体现了“中和之美”的审美标准。     

关于司马迁“发愤说”的重新思考

文章认为“发愤”是对历史主体卑贱恶劣的生存环境的切身体验，由此产生出司马迁高动力的创作心态，酝酿出其多层次的创作动机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发愤说”理应是司马迁所建构的宏观历史的动力论，并非单纯的文学创作动力论     

试论"文气"说的内涵及理论演变--兼论其对唐宋诗风的影响

"文气"说是古文论中一个较重要的批评范畴,其美学价值在于倡导文学中旺盛的生命力、强调艺术与生命的联系.其内涵及理论演变,反映看中国人特有的文化性格与文化品味.唐宋诗风之不同,从"气"的角度看,正是"情气"与"理气"的不同.     

“发愤著书”说在唐宋时期的新发展

“发愤著书”说在唐宋时期的新发展。以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影响最大。陆游、辛弃疾以自己的创作实践给“发愤著书”说注入了爱国主义精神     

关于《后汉书》及后汉历史的评述

该文首先对宋朝范晔所撰的《后汉书》进行了概述,然后结合书中内容,从政治、军事、外交、人事、经学及道德等七个方面,对后汉历史进行了综合评论。     

西汉社会生活中的"笞"罚

以竹条或木杖打人都叫“笞”,它是一种惩戒性的轻刑。在西汉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笞”罚使用非常广泛。     

汉代的“故吏”

"故吏"一词在汉代有多种含义,以往学界多重视其"旧时属吏"的意义,而忽略其他含义。笔者利用文献和汉简材料,讨论了作为"前为官职者"的"故吏"在汉代的政治表现。认为他们虽已不是官吏,但凭借其行政技能,有时仍能参与行政事务。并指出这种"故吏"在汉代有相当多重新为吏的机会,已成为了一种任吏资格。     

汉代经学与诗学理念

经学是汉代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汉代文化与学术的主体。汉代诗学把“天人感应”落实到“仁”与“和”上,确立了诗和艺术存在的终极原因和终极价值。以“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作为艺术创作的纲领与原则,以“比兴互陈”和“以史证诗”作为艺术阐释与艺术创作的基本方法。使诗学成为经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诗学精神与理念也只能是经学语境中的特定产物。     

汉代军正初探

军正为军中司法官员,出现于春秋末期。至汉代,军正执法之制得到全面正式确立。当时在南、北军及将军幕府均设有军正。其执法权限很大,地位特殊,一般由皇帝亲自任命,人选也通常为皇帝亲信。故军正除于军中职掌军法外,常被委以重任。汉代军正执法制度的成功实施,对后世的军队建设影响深远。     

大小传统之间:两汉魏晋之际的谶纬之学

本文从大、小传统的角度,以谶纬之学中的《易纬》为个案,探讨其渊源、思想成分、在两汉之际的兴起、传播以及在魏晋之际的衰落过程,进而讨论大、小传统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借鉴与利用,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这一理论作了一些修正与补充。本文认为,谶纬作为大传统的载体,其内容庞杂,包含了众多小传统的成分,并且在流传当中不断吸收当时的小传统,以完善与发展自身。魏晋之时,其核心的“天人感应”思想被摒弃,其理论的合理成分被小传统所吸收而走入民间,流传至今。     

李固与后汉党锢之祸

本文试图从梳理东汉著名政治家和文人李固与东汉党人的关系中,探寻李固对党人的影响,借以揭示东汉“党锢之祸”的发生原由及其产生的影响,从而展示汉末乱世给士人带来的深刻影响及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与气节。     

中国汉代文人的音乐审美倾向

汉代是古代音乐发展的第一次高峰时期,其中汉代文人对音乐的审美倾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音乐的今后发展。汉代音乐发展中,文人重视对音乐中个性的表达与追求,强调"至道",致力于实现以此为基础的"含蓄"与"弦外之音"的良好美学感受,所以在我国音乐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出独特的审美境界,并产生了相对深刻、独立而广泛的影响。     

从西汉赋家的游仙逸思看其生命价值观

在神仙信仰甚为普遍的西汉时代,许多赋家具有浓郁的游仙之思。从汉赋的内容来看,他们在游仙的幻想世界中既崇尚生命自由、期望神仙长生,也渴望人格平等,甚至借郊祀场景表露其体道立功、关注现实的文人意识。从西汉赋家游仙幻想之路中,我们可以更为明确地感受到赋家们表露自我生命观与生命价值观的文人自觉。     

略论汉代的“《春秋》大一统”理论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春耿》大一统”理论的确立,乃是汉代政治理论构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所谓“《春秋》大一统”,其意思主要是王者一统天下,在汉代也就是要皇帝一统天下。就内容而言,则包括政治一统作文化一统两个方面。“《春秋》大一统”理论乃是秦汉封建大帝国的形成及其客观要求的产物,它不但为汉王朝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在维护和巩固华夏一统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