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汉碑的思想意蕴

儒家文化是汉代刻石的基础,两汉时期,统治者所提倡和推行的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观念系统,整个社会的民间思想信仰都带有鲜明的儒家色彩。本文以曲阜汉碑为研究对象,对汉碑与儒家思想、儒佛道的融合、世族意识与士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尝试把曲阜汉碑放在汉代社会环境中,对汉碑进行全面审视。     

琅琊颜氏研究——兼论文化在世族仕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占有文化优势,是世族地主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和世族地主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一观点近年来已为许多治魏晋南北朝史的专家学者所论及。但这种文化优势对世族的仕宦究竟有什么影响,似尚无专门的探讨。本文试图通过对琅琊颜氏家族的研究,从一个个案来分析文化对世族,尤其是一般世族地主仕宦的影响。     

试析东晋侨姓世族与吴姓大族的互动情况及其政治影响

东晋政权是由来自北方的侨姓世族和江东的吴姓大族共同建成的。随着北方世族的南渡,二者在政治与经济权益的分配问题上必有斗争;同时,在江东建立东晋政权上,二者也有联合,处于互动之中。本文旨在考察二者的互动情况,分析其对东晋建立、发展的政治影响。     

略论唐诗中的“饼”及其文化内涵

饼是中国北方的传统面食,有着悠久的历史。《全唐诗》中,写面食"饼"的诗有28首,它们反映了唐代的饮食文化,也反映了唐代士风和诗风的转变。探讨其中的饮食文化,将使我们更加了解和热爱我们的民族文化;探讨其创作与士风、诗风的联系,补充了前人关于创作受时代影响的论证。     

道教对仁宗朝士风与文风的影响

北宋仁宗朝是北宋士风重建的重要时期,民族边患、积贫积弱的政治现实激发了士大夫文人的济世情怀.与此同时,道教思想在仁宗朝也有长足的发展,成为士人摆脱现实困扰、慰藉心灵的重要依托,并深刻影响着仁宗朝的士风与文风走向.     

魏晋南朝世族对国家权力中心的作用方式

魏晋南朝的世族统治,是以对国家权力中心的控制而实现的.世族对权力中心的作用方式,则主要有控制皇位的更替、控制议政决策、控制行政权等等,这些方式的交替、综合运用,使世族对国家政治的控制获得合法性、稳定性.研究世族对权力中心的作用方式,对系统探讨魏晋南朝世族政治的运营机制,有重要意义.     

关于六朝世族婚姻的几个问题——以琅邪王氏为例

通过对六朝最具代表性的世族琅邪王氏婚姻状态的研究,探讨了几个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视的问题.世族婚姻的内部特征是累世与一些固定的家族通婚,致使异辈婚、中表婚盛行,所以婚姻之家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并且对遗传和寿命多有影响.     

曹魏与世族关系考察

本文把曹魏与世族的关系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考察:即曹操时期和曹操后时期。认为世族的支持是曹操得以起家和形成割据势力的重要因素。世族与曹操的合作,并非迫于压力或是为了借曹操以兴复汉室,而是一种自愿的合作。这种合作的形成一方面源于曹操始终如一表现出的亲和世族的倾向,一方面源于党锢之祸后世族政治态度的变化。曹操对世族采取了依靠利用与适当打击相结合的政策,较为成功。而自曹丕起,曹魏渐次放弃了对世族的打击政策,反予世族以较多的优惠,使世族势力在曹魏后期迅速膨胀。司马氏代魏不是世族与宦官地主对立斗争的结果,而是世族地主势力膨胀的必然结局。     

周代宗法制度新论(下)

三、卿大夫世族内部的宗法制度世族,就是指从原始宗法制家族和宗族组织中发展起来的、其族长世代以嫡长子身分继承地位的宗法贵族统治的宗族集团。周天子分封出去的诸侯,最初可能是一个氏族规模的世族,后来诸侯势力扩大后分封出去的所谓“公子”的后代,也逐当形成为一个世族。这种“公子”有两重性,他对诸侯来讲是宗族成员,对继承诸侯地位的嫡长子来讲是弟兄关系。“公子”虽是大宗的宗族成员,但他自己却是小宗,受到身为大宗的嫡长子的统率,对大宗是隶属关系;但是“公子”对由自己开始的本家族成员来讲,又是世族组织的起点。“公子”就是“别子”,《礼记·丧服小纪》:“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反映了“别子”生活的时代是     

论世风士风诗风对宋代词论的影响

宋代词论的发展受到了世风、士风、诗风三个方面的影响。世风的影响表现在:城市经济的繁荣推动了词创作的兴盛,也形成了词的世俗品格;歌伎制度强化了词的俗艳特性;理学思想反面刺激了词的主情特征。士风的影响表现在:宋人对词的矛盾心态影响了宋人对词论研究的热情。诗风的影响表现在:词话在诗话的影响下产生发展;词论向诗学传统回归。     

隋朝中央集權勢力與地方世族勢力的鬥爭

魏晋南北朝以來,地方上世族豪强的勢力很大,隋朝统一中国后,雖其政治地位已逐漸衰落。但当时还有相当大的经济力量。可是,隨着全国的统一,封建經濟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封建中央集权的政府,因此,也就必須消滅地方上豪强世族的势力,所以在隋朝時,就發生了中央集权勢力舆地方世族勢力的鬥爭。 (一) 要谈隋朝中央集权势力与地方世族勢力的鬥爭,首先必须要(?)道当时世     

试论魏晋南北朝高昌屯田的渊源流变

本文联系豪强世族大土地所有制对屯田制的影响与制约,对魏晋南北朝高昌屯田的渊源流变作了探讨。认为当时高昌屯田呈现空前繁盛的原因在于世族所有制与屯田制的内在一致性。“部田”源于屯田,它的得名与魏晋西域屯田“部兵”有关,北凉高昌“部隤”即承部兵之制。随着世族所有制的变革,屯田也不断租佃化、私田化,唐代西州均田正是承此历史趋势所致。     

谢安与东晋“任自然而有节”士风的关系

当前关于魏晋名士风范的论述,言及东晋士风,多以魏晋风度概之,视其所论,实重阐释西晋与正始士人所表现的风范,而忽略了东晋独有的士风以及士人的主体性。该文试杂撮史料,离析出谢安的个人形象,并从东晋"任自然而有节"士风对其性格形成的影响出发和谢安个人的历史功绩对"任自然而有节"士风的影响分析之。     

论宋初百年士风的演进

宋明理学的光环往往误导了人们对宋初百年士风的看法，宋初士风承袭晚唐五代余风，道德节义观念缺位。宋初百年士风演进的过程，是宋代儒学复兴的过程，是道德逐步振兴、士风由颓废消沉逐步走向高昂的过程。     

两晋世族宗族观念与文学题材

两晋时期是门阀制度逐渐确立并趋于鼎盛的时期。门阀世族为巩固其社会地位或提高其家族声誉,普遍重视对其族内子弟进行家学和家风方面的教育。在这种家族宗族观念的影响下,世族内同辈之间或上下辈之间的感情深沉敦厚。因此,两晋世族子弟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表现宗族观念的内容,以各种形式流露和表达温馨亲情,极大地丰富了两晋文学作品的题材,主要表现在对亲情的歌颂、对先祖的追述和对后辈的教诲三方面。     

欧阳修与常秩交往考论

欧阳修与颍州隐士常秩之交往在宋代很受关注。长达二十年的交情,却因为后者的应诏进京而彼此失欢。常秩改易前节,欧阳修知人不明,皆因此事在宋代流传广泛而为人熟知。其实,欧常交往不应该仅仅看作二人私交,而是当时士风建设的组成部分。欧常之交往以失败告终,但宋代士风建设并没有失败。常秩被丑化,欧阳修知人之失被放大,恰是士风建设成功的反映,表明廉耻已经成为士林评价人物的基本标准。宋代士风建设的成功经验在今天也有借鉴意义。     

论世家贵族地主阶层的形成

魏晋南朝历史上所出现的世族政治,在中西方封建社会史上,都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对世族形成的社会条件及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世族政治的思考.地主封建制社会初级阶段的三大特点,即地主封建制生产关系的不发展、宗法制、以及政治结构的高度集中与垄断,是世族产生的基本前提,从时间上言,世族的产生可上溯到西汉.两晋南朝世族政治的出现,除社会形态的基本作用之外,还受决定于封建国家政权在统治者间的移接方式.这种移接方式,使整个社会在不稳定中保持了稳定性,使世族在变与不变之中保持了自己社会政治地位的连续性.     

从《赵翼诗编年全集》看乾嘉士风与诗风

从<赵翼诗编年全集>这个窗口,可以看出乾嘉时期诗歌创作的祈向以及诗学宗趣及其转变.通过诗风可以透视士风的变化,由士风又可管窥世风.反之亦然,乾嘉时期特殊的世风影响着士风的演变,而士风的转变直接影响着诗风的发展.     

论建安士风对建安诗风之影响

士风是指当代士人的精神风尚。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必然会受到当代士风的影响。建安士风对建安诗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社会上的重文风尚为诗歌创作的繁荣创造了优越的环境；其二，建安士人的济世情怀是形成慷慨悲凉诗风的重要原因；其三，建安士人的个体自觉意识使诗歌形成了总体特色下纷繁多样的创作个性；其四，建安士人怡情悦性的生活观使诗歌的审美属性得以强化，创作趋向华美精工。     

论世族地主政权的建立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消极作用

世族地主政权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政权形态,它存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特点是掌握政权的不是一般地主,而是一些占有大量土地和世代当官的大地主,亦称世族地主。世族地主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能能够建立世族地主政权?世族地主政权在我国历史上起过哪些作用?这是本文准备探讨的几个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