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大赋“劝百讽一”的文化内涵

汉大赋文化内涵的最大特征即“劝百讽一”。这种特征的最终形成与原始创作意图可谓大相径庭。“劝百讽一”面貌的形成,究其原因是汉人对其时代精神风貌的用心展示,而整个创作是在文学理念与儒家思想的较量中进行的,最大的收获则是促成了人作为大自然主宰者的意识的形成与定位。     

汉赋“劝百讽一”成因新探

“劝百讽一”是汉赋特点之一，对于汉赋之所以会形成“劝百讽一-”的特点，论者多从“明哲保身”、“主’文谲谏”方面加以解释。尝试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汉赋之所以形成“劝百讽一”的特点，主要源于赋这种体裁的文体特点本身与讽谏功能具有某种矛盾。赋的文体特点决定了这种体裁特别适合描写华丽、壮美、瑰奇的事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赋的“劝百”。赋家所能做的只是努力“归之于正”。避免“讽零”，而做到“讽一”，于是就形成了汉赋“劝百讽一”的特点。     

中国古代诗学"兴象"论

“兴象”是中国古代诗学和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兴象”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反映了古人对文学创作活动的心理特点和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兴象”有着丰富的美学意蕴,在创作上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在审美上表现出兴象高妙、情景交融、寄托深远等特征。     

“劝百讽一”与“应试误导”

“劝百讽一”是东汉扬雄对汉初大赋的批评:篇末蜻蜒点水般的劝谏与大篇幅铺陈、渲染“亭台楼阁”等否定面相比太轻太少,非但未达到劝谏目的,反而误导当时统治者。结果东汉帝王们竞相攀比,大兴土木之风盛行一时。这种“劝百讽一”式误导,我们在教育实践中也经常碰到。在很?..     

韩愈"以诗为戏"论

韩愈的“以诗为戏”有“战诗”和嘲戏谐谑两种形式,其创作目的主要是获取乐趣,与传统的“诗言志”不同。因此,创作手段也不同,这是韩愈“以文为诗”创作手法形成的原因之一。     

"诗赋欲丽"与"不朽之盛事"——自我表现与建安文学的繁荣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学作为“不朽之盛事”,具有扬名的功能,并主张以“诗赋欲丽”为途径来形成创作主体的艺术个性,从而取得文学实绩,达到扬名之目的。这既是他对文学特征的新认识,对文学功能、价值的新认识,也是对创作主体价值的新认识。他的主张与实践推动了建安文学的繁荣。     

《周易》爻辞的"套语系统"初探

《周易》爻辞是歌体结构的，而且属于口头歌谣创作的产物；“套语”是西方对口头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重在对口头文学创作形式的研究。虽然这一理论的文本根据是《荷马史诗》，但是作为口头文学的最初阶段，中国的上古歌谣——《周易》爻辞，在形式创作上也同样体现了“套语”的特征。此时的“套语”还尚未形成成熟的套语系统，但也出现了“句法套语”和“主题套语”的形式。     

当代苏联文学的"天人合一"

在当代苏联形成了一股“生态学”题材的创作思潮,在“生态学”题材的描写中,流灌着“天人合一”的审美意识。“天人合一”这一东方传统的审美文化精神,在当代苏联文学中注入新的内涵,呈现出现代性、全球性之特征。     

汉赋“劝百讽一“成因初探

自扬雄提出了汉赋“劝百讽一”的看法后,代相沿袭,几成定论。以致时至今日,仍有人以此来责备汉赋歌功颂德,华而不实。这种看法未免有失偏颇。从现存的作品来看,汉赋很少有只“劝”不“讽”的,汉赋的最终着眼点始终在“讽”上。当然,在文字比例上,“劝百讽一”也是事实。但人们对于这一事实却缺少客观冷静地分析。“劝”多“讽”少格局的形成,一者绝非作家个人之过,二者也非文本本身之过,其成因也不能简单地归结到作家身上。探究起来,这里面的内外因素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其中颇多合理因素,也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因由。     

电视节目的平民化路线——"平民化"电视创作理念及其影响

“平民化”是九十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影视创作倾向,“视点下移”是其根本特征,本文试图从平民化的起源、平民化的创作理念、平民化的美学风格以及平民化的实践中的消极影响等四个方面对“平民化”电视理念进行分析与探讨。     

《韩诗外传》的天道观

作为汉初儒家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韩婴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典籍中的天人理论,构筑自己的天道观。他首先赋予“天”以意志、情感及人类道德属性,并具有无上权利,同时用大量的篇幅论证“天谴”及“祥瑞”,证明上天意志的存在。但他同时认为,人的作用也可以影响“天”的意志。把儒家的仁义道德伦理与其构建的有意志的“天”结合,为儒家的仁义礼制思想的真理性寻找“天命”依据。至董仲舒。儒学便发展成为更为精巧严密的思想体系,完成儒学的学术整合。     

奥义书中的“解脱”与佛教的“涅槃”

印度远古圣典奥义书中的许多观念对印度后世的宗教哲学派别有重要影响。佛教的"涅槃"观念是在吸收借鉴和改造奥义书中"解脱"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奥义书中的解脱观念以"有我论"为基础,而佛教的涅槃观念则以缘起论和无我论为基础。奥义书中的解脱观念是婆罗门教主流思想中的核心内容,而佛教的涅槃观念也是此教教义的主要成分。二者都是古印度宗教哲学中的特色理论,在印度文化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论汉魏贵游文学的兴起

贵游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出现于汉代,至汉末建安时期真正形成并得到发展。贵游文学不同于民间文学,它以“丽”为主要艺术特征,呈现出文人色彩。从这一角度看,建安邺下诗歌在中国诗歌文人化的进程中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     

论“韩边外”长期存在的历史原因

清代,吉林省南部以桦甸夹皮沟为中心的数百里山区内存在一支特殊的政治势力,时人称之为“韩边外”。它权同政府,非官非寇,长期存在达五六十年之久,其中原因令人思考。有关“韩边外”问题的讨论,对研究中国东北近代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韩非之“道”

"道"是韩非治国思想中一个带有核心性的理念,在他的治国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韩非所说的"道"取自老子的"道"而又不同于老子的"道"。老子的道有多层含义,而韩非则把道解释为自然世界运动发展的必然即规律。以此为基础,韩非把道引入人类社会国家治理的图式中,不仅把法理解为治理国家的道,而且还把治臣之术升华为道的高度。认识韩非关于道的理念,对于认识韩非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李固与后汉党锢之祸

本文试图从梳理东汉著名政治家和文人李固与东汉党人的关系中,探寻李固对党人的影响,借以揭示东汉“党锢之祸”的发生原由及其产生的影响,从而展示汉末乱世给士人带来的深刻影响及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与气节。     

《史记》、《汉书》中西汉楚方言的探究

西汉时期楚方言的语音虽与中原地区的语音差异甚大,但其影响却非常深远。这不仅与战国时代楚国的强国地位有关,更重要的则是因为汉代文化的主流实际上是楚文化。而《史记》、《汉书》中的楚歌以及骚体诗赋等语料颇丰,加之利用数理统计法便可分析这个时期的韵部分合,以此考察可以得出西汉楚方言的韵部特点和声调特点。     

曹操《短歌行》剩义拾零

曹操的拟乐府《短歌行.对酒当歌》,无论是思想境界,还是艺术成就,均堪称建安文学的扛鼎之作。此诗当作于建安十三年九月进据襄阳后"置酒汉滨"的月明之夜。"对酒当歌"歌的是《诗经.小雅.鹿鸣》,既是诗人的自警,也是对贤士的劝勉。诗引《子衿》、咏《鹿鸣》等,表明曹操恳诚优礼群臣嘉宾,期望海内贤俊对自己平治天下有所指示,申明自己只有扶佐汉室之志决无代汉自立之心,全面展现了曹操的人格、学养、抱负和理想,雄深雅健为其诗品。     

“穷人”归向与“头进下”心理－老舍对满汉双重文化的深刻思索

可以说,“穷北京满族人”这六个字解说并函盖了老舍生命与学的全部身世背景与本内容;亦点示出老舍在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学发展史上的独特价值与意义。老舍出生于满族穷骑兵之家,他亲身体会过“穷”的真滋味。自始至终,老舍都非常清醒地自我认定为“穷人”,自觉地把自己划归到“穷人”堆里。满族的确有着值得荣耀的历史,也有“头朝下”的一面。这是一种特殊的无奈、不平与优越的挣扎。“穷人”归向与“头朝下”心理,决定了老舍本的向个太不同：感情投向,素材选取,人物塑造,思索焦点等。可以说,老舍学中,写得最美,最感人的形象是那些“头朝下”的“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