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驻防八旗科举述论

顺治八年(1651),八旗始行科举,康熙朝成为定制.与京旗相比,驻防八旗科举表现出阶段性特点.嘉庆以前驻防八旗需赴京应试,嘉庆朝实现了就地化,道光朝由文科改试翻译,同治朝以降直至科举废止文科与翻译科并行.驻防八旗科举阶段性特点的形成,缘起于清廷鉴于驻防八旗中诸如汉化、生计困顿、武力衰退等新情况、新问题的应对.以驻防八旗...     

道光元年查办冒入旗籍史料

道光元年,长期困扰清廷的旗人生计问题再度被提起。六月,大学士伯麟上密陈调剂旗人生计三条一折,其中第二条说,有等巧诈旗人,“无子而抱养他人之子为己子,朦蔽上司,挑补养育兵,希图支食银米”,并要求清理,遂有此次查办冒入旗籍之单。大学士伯麟奏折已刊载于《历史档案》1994年第2期,故本次未再收入。本专题史料选自馆藏道光朝军机处录副,编排时按镶黄、正黄、正白、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为各旗次序,每旗内又按满洲、蒙古、汉军次序排列,以便于查阅。又收入道光六年查办冒入旗籍奏折一件,因与本问题有关,赘于篇末,作为附录。     

从肃顺削减旗人薪俸看晚清北京旗人生计

康雍乾时期旗人生计问题就已出现。到了咸丰时期，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肃顺等人提出减少旗人薪俸，以增加军饷所需，但遭到了王公大臣及其旗人的反对，致使政策屡定屡变。自咸丰朝始，旗人生计问题更趋恶化，直至清末都没能解决，并且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满族内部的阶级分化，直接瓦解了延续二百余年的清朝八旗制度。     

乾隆朝京旗回屯述略

清乾隆朝为解决日益拮据的八旗生计问题,开始采取京旗回屯政策,即把居住于京畿一带的闲散满洲旗人,移往东北从事农业垦殖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这是一条满汉权贵皆视为"绵固久远"的根本大计.对于这一问题,以往虽有学者论及,但因史料阙如,至今未见完整论述.本文拟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详述此次回屯的诸多问题.     

乾隆朝京旗移垦中的旗籍遣犯

乾隆朝组织京城旗人移垦于东北拉林、阿勒楚喀,为此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往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移垦活动本身以及解决旗人生计目的 展开.本文另辟蹊径,利用中国大陆、台湾藏满汉文档案,以移垦旗人中的遣犯为研究对象,重点就遣犯的迁移、遣犯的特征、清廷遣犯政策等问题逐一考察,以期从旗籍遣犯角度审视京旗移垦的影响及意义.     

乾隆朝回赎民典旗地史料(上)

清定鼎北京后,将近京五百里内之民田强行圈给从龙入关八旗官兵,以为采邑养赡壮丁家口之用。随着八旗生齿日繁,兵丁贫乏日多,资生无策,清统治者又将入官地亩分给八旗耕种,立为公产,收租解部。后又允许八旗官兵认买公产房地,以为养生之计。甚而于雍正三年在固安等地实行井田制、屯田制以安置无业赤贫旗人生计。但是,由于清统治者的种种恩惠政策均遭破坏,旗人或典卖自己土地、或盗卖公产与民人。造成了旗地与民地、公产与私田等种种混乱情况和互相争控的局面,不仅危害了旗民的生计,而且威胁了清廷的赋税收入。因此,清统治者不得不对八旗典卖土地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查。这组从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全宗中选出的档案史料,恰恰反映了这些情况,对研究八旗的衰亡及当时的租佃关系、土地政策等,均是十分有价值的史料。     

民国初年八旗子弟生计问题研究

辛亥鼎革,清政府的下台,八旗制度失去依托,没有"铁杆庄稼"后的八旗子弟经济陷入困顿,代筹他们的生计问题成为了民国初年一大社会痼疾。民国政府在"五族共和"的话语下以及《清室优待条件》条款下,确立筹定旗人生计的政策,旗人群体自身也组成各类团体积极解决自身生计问题。筹办旗人生计的整个过程以及过程中的问题,反映旗人在政权变动的新时期完成角色的转变,以及民初政府民族政策的运行及群体在面对角色转变的心路历程。     

清代咸安宫官学档案(上)

<正>按语:咸安宫官学,原系雍正年间为教育内府子弟而设,后亦于八旗子弟中选俊秀者入学,是旗人进入官吏体系的培训机构和重要途径。咸安宫官学的兴衰变革,反映了清廷选拔人材标准的变迁、官方教育制度的沿革,是清代文教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雍、乾两朝正是咸安宫官学建置之初,从课程设置、师资选拔,到学生考试、教习议叙,各种制度在摸索中逐步成型。这一时期,也是考核最为严格、成就学生最多的时期,甚至可以说     

乾隆朝江南军马的采买与牧放

江南地区气候湿热、地狭人稠,不利于马匹的蓄养。由于军马的大量倒毙,每年新采买数量居高不下。江南军马多购自外地,运输所需费用成为额外的军费负担,给兵丁生计带来不利影响。江南八旗、绿营军马均有一定的牧放制度,清廷力求兼顾军马牧放与农田保护。但受限于江南的自然环境,军马牧放成效有限,马匹疲瘦、易染病死亡等问题难以根本解决。     

乾隆朝江南军马的采买与牧放北大核心CSSCI

江南地区气候湿热、地狭人稠,不利于马匹的蓄养。由于军马的大量倒毙,每年新采买数量居高不下。江南军马多购自外地,运输所需费用成为额外的军费负担,给兵丁生计带来不利影响。江南八旗、绿营军马均有一定的牧放制度,清廷力求兼顾军马牧放与农田保护。但受限于江南的自然环境,军马牧放成效有限,马匹疲瘦、易染病死亡等问题难以根本解决。     

从房契文书看清代北京城中的旗民交产

清朝定鼎中原后,以禁止旗人与汉民之间交产为“不易之良法”,但事与愿违,随着旗民间经济交往的增多,房地交易在城市乡村同时出现。就北京内外城而言,旗民交产主要是指房屋的互相典卖,而官书记载缺略。本文主要依据所见房契文书,对房屋交产的内容以及对旗民关系的影响作一初步探讨。 一 旗买民房与民买旗房 顺治初年,清廷圈占北京内城的民房以安置“从龙入关”的八旗官兵,原有居民,除投充旗下者外,被强令迁往外城。其迁徙,直至顺治六年(1649)始告结束。 清廷在北京城强制推行旗民分居政策,除基于减少满汉民族冲突的考虑外,主要还是为了使八旗人丁起到居重驭轻,拱卫皇城的作用,并确保八旗组织在人数众多的汉族社会中的独立性。从以后情况看,这种举措确实在一段时间内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清代咸安宫官学档案(上)北大核心CSSCI

咸安宫官学,原系雍正年间为教育内府子弟而设,后亦于八旗子弟中选俊秀者入学,是旗人进入官吏体系的培训机构和重要途径。咸安宫官学的兴衰变革,反映了清廷选拔人材标准的变迁、官方教育制度的沿革,是清代文教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雍、乾两朝正是成安宫官学建置之初,从课程设置、师资选拔,到学生考试、教习议叙,各种制度在摸索中逐步成型。这一时期,也是考核最为严格、成就学生最多的时期,甚至可以说是咸安宫官学最受清廷重视的时期。现从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军机处上谕档、内务府奏案、内务府奏销档中选辑相关满汉文档案,供研究参考。     

晚清驻朝商务委员经费分析

驻朝商务委员是清廷派往朝鲜管理商务及外交事务的机构。其经费来自海关,主要应用于薪俸、公馆建造、办公、川资、房租、宴请等方面。驻朝商务委员在经费方面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朝工作。     

从档案资料看清代八旗奴仆

八旗奴仆满语叫“包衣阿哈”,汉译为“家的奴隶”,简称包衣、家人、壮丁、庄丁等。八旗奴仆是满族和旗人中最受压迫、最受剥削的阶级,有关他们的情况,文献记载不详,而档案资料则比较丰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顺治朝题本》,其中隐匿类共八函一四五件,全部是有关逃亡奴仆的内容。刑罚类中也有不少处罚奴仆的案例。此外,清代历朝各类档案均程度不同地涉及八旗奴仆问题。本文拟以这些档案资料为主,试对清代八旗奴仆的来源、身份、逃亡原因、逃亡去向及影响等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清代八旗蒙古人母语教育探析

清廷重视八旗蒙古人对其自身母语(即蒙古语言文字)的教育和传承,以此作为协助清廷治理蒙古地区的重要基础。顺治、康熙时期清廷在八旗蒙古官学中设置蒙语蒙文课程。雍正帝将蒙古语文视为“蒙古本务”,并将其定为八旗蒙古官员升迁的依据。雍正之后诸帝亦对此重视有加。然而,这样的高度重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清中后期,蒙古语文传承在八旗蒙古人中的大规模断裂已成为不可逆转之趋势。前人在研究清代民族语言传承问题时,较多关注八旗满洲人,对八旗蒙古人关注较少。本文结合满文历史档案,对清代八旗蒙古人母语教育和传承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导致其传承危机的内外因,并由此引发关于八旗蒙古人“满化—汉化”问题的思考。     

论道光朝河政

治河为清代荦荦大政。康熙帝曾将河务、漕运与三藩列为三大事,书于宫中柱上,足见其对治河之关注。但治河为人治,其利弊与社会政治的兴衰隆替息息相关。康熙以降,清朝统治盛极而衰,清代河政也迅速敝坏。迨道光一朝,百弊丛生,黄河更濒临历史上另一次大改道的边缘。 道光朝河政颓坏,既是清朝统治衰朽的必然结果,同时又反转来加速了此种衰朽的过程。它侵帑、病河、殃民,严重地消耗了清廷的财力,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从根本上削弱了清朝统治的根基。     

陈法与孙嘉淦诸人交游考

陈法是清初理学名臣,仕历康、雍、乾三朝。在与仕宦文人的交往中,陈法与孙嘉淦、李元直、谢济世等被时人称为"四君子"。但孙嘉淦在处理谢济世的事件中曲从官长,为时论所不直,这也导致"四君子"的最后分裂。     

清代咸安宫官学档案(下)北大核心CSSCI

咸安宫官学,原系雍正年间为教育内府子弟而设,后亦于八旗子弟中选俊秀者入学,是旗人进入官吏体系的培训机构和重要途径。咸安宫官学的兴衰变革,反映了清廷人材标准的变迁、官方教育制度的沿革,是清代文教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雍、乾两朝是咸安宫官学建置之初,从课程设置、师资选拔,到学生考试、教习议叙,各种制度在摸索中逐步成型。嘉庆以后,咸安宫官学的各项事务已有成规,然而师生多有敷衍,规章日见废弛,教育质量大不如前。现从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军机处上谕档、内务府奏案、内务府奏销档中选辑相关满汉文档案,供研究参考。     

陈法与孙嘉淦诸人交游考

陈法是清初理学名臣,仕历康、雍、乾三朝。在与仕宦文人的交往中,陈法与孙嘉淦、李元直、谢济世等被时人称为“四君子”。但孙嘉淦在处理谢济世的事件中曲从官长,为时论所不直,这也导致“四君子”的最后分裂。     

清代旗人选任绿营提督考

绿营是清朝维持统治的两大军事支柱之一。以前一般认为,作为汉人军队的绿营,是由汉人充任统辖官。事实上,从顺治元年(1644年)起,清廷就开始以旗人充任绿营官,并形成一系列旗人选任绿营官制度。提督是清代一省绿营的最高专职武官。了解旗人充任提督的情况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统计旗人、汉人各自充任提督总体数量的基础上,对旗人出任提督的人数变化、地区分布特点提出观点,以期对研究清代国家的民族性、军事统治特点、满汉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