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文学与传世文学的审视

现实文学与传世文学不仅书写方式不同,写作动机与写作手段亦不同。20世纪,中国文学突然发生变故,现实文学极度亢进而传世文学极度萎缩,白话文文体不具有文言文的可复读性与超越性。在“新文学”即将迎来百周年之时,实在有必要对新文学取代传统文学这一历史事件进行深刻反省,早日还传世文学一席之地。     

文学呼唤超越

超越性是文学与生俱来的一种天性。文学产生的最初动机,文学诞生时的初始形态,以及无数作家的创作实践,都表明了文学与超越性之间的天然联系。文学独立的审美价值更有赖于文学对现实的超越。要实现文学对现实的超越,一是需要与现实保持恰当的距离,其次离不开作家大胆的想象与对现实的重组,还需要运用象征的方法使作品具有“言外之意,境外之象”     

文学体制与网络写作

与传统的纸媒文学相比,网络文学没有严格的编辑程序和审稿机制,所谓"文学体制"可以看成是范围更广的"把关"现象.网络上即兴的、化名的或经过反复转贴的无名氏的创作打破了传统的文学体制,大量的写作者不是文学精英或以写作谋生的人.许多作品没有现实和想象的区分,在篇幅与修辞等方面突破了传统文学的规范性.后现代文本的所有特征在网络文学中表现得最为典型.感受、冲动、表达欲望对决规范和体制.网络写作从文学体制中解脱的过程就是网络文学成长和发展的历程.     

胡适论"活的文学"——民间文学之文学性探析

胡适在20世纪初使用"活的文学"一词来提炼新文学的本质,概括新文学在语言工具、精神内涵等两个方面的文学性,认为文学语言要"活",需用浅显生动的白话进行创作;文学精神要"活",需有真情感和真思想的贯注,而具有这种文学性的文学在胡适眼中就是白话文学(民间文学).在当时中国文学的实情和时代使命的要求下,胡适所倡导的"活的文学",功绩主要体现为语体革新.民间文学研究者多把胡适的言论作为逻辑起点或常识,继承其全新的文学史观,在使用白话文写作时,因受到西方民俗学的影响,对"活的文学"作为精神内涵的一面逐渐遗忘,而把民间文学导入具有学科意味研究的同时,民间文学的文学性日益被遮蔽.     

《人的文学》:新文学的理论纲领--重估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人的文学》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既作为"新文学的理论",又作为"新文学的纲领",因此《人的文学》被称为"新文学的理论纲领".从这个判断出发,《人的文学》的文学史意义可以得到较真实的体现.     

五四新文学观念的功利主义倾向原因刍议

学术界普遍认同,五四文学革命初期,中国现代文学即形成了显著的功利主义特征.本文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观念的二律和文学的社会功用三个角度进行分析,提出对现实的关注导致了文学的独立性的丧失,是新文学观念功利主义倾向产生的原因.     

新文学家与1930年代山东大学的文学教育

1930年代,当新文学在中国很多大学的文学学科中遭受冷遇之时,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却聘请了多位新文学家担任文学院教员。这些新文学家教员通过教学、研究等学术活动以及演讲、社团、刊物等校园文化传播渠道,向学生介绍新文学的理念和方法,使山大形成了注重新文学研究和创作的文学学科特色。同时,前后两批来到山大的新文学家分别秉持了侧重文学的艺术价值和侧重文学的现实功用这两种不同的文学倾向,从而使得山大的文学教育形成了兼顾文学的审美和社会价值的传统。     

大众文化视域中的当代俄罗斯文学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化也随之转型。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大众文化流行。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俄罗斯文学也呈现出一种新态势:严肃文学边缘化,“新文学”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始在大众文化的五彩缤纷的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新文学”在创作题材、情节构思、艺术手法上明显表现出与传统文学的不同。     

当代大众传媒与文学生产研究述评

本文从传媒时代文学格局、文学生产体制与机制的关系;大众传媒时代文学审美表现上的主要特征;文学写作"欲望化"倾向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写作的"猎奇化"现象等几个方面,对近年来成为学术热点的大众传媒与文学生产关系的主要研究成果作了较为全面的述评.     

透视文学中的人性美

简要回顾了历史上各种人性论的发展历程,通过分析文学中表现人性的方式,来达到透视文学中人性美的目的.其中对新文学样式及网络名词的简单分析,渗透了对思维及创新的追求,希望能给文学中的人性美,增加一点新的光彩与乐趣.     

《中国新文学大系》与“五四”作家的文学定位

《中国新文学大系》是新文学权威与现代传媒共同运作的结果。它不仅是一部作品集,同时还具备了文学史的特征。《大系》在编选人员的组成、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以及编选作品的数目三个方面都影响了"五四"作家的文学定位。由于《大系》的编选时间距离新文学的创作时间较近,同时编选者在编选作品和评价作家作品时很难剔除个人因素。因此,这种文学定位并非完全公正。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系》对"五四"作家的文学定位将不断接受新的检验和挑战。     

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天津书写

天津以独具的文化品格和历史内涵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面貌。"津派"作家通过对天津历史传统与现实的对比,表达出对乡土天津的认同与怀念;新文学作家以租界为表现对象,凸显天津城市化进程中的"现代性",揭示出现代都市社会生活对人的"异化";当代"津味"小说家将叙述空间置于清末民初时期的天津,追求以奇为美,构筑起具有"传奇"色彩的天津形象。"传统性"、"现代性"和"传奇性"的天津书写,实质上是不同类型作家,从不同角度对天津这座城市的各自发现与真实表现,是以文学形式将自己情感体验表达出来的过程。     

论改革文学

改革文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样式.改革文学的叙事目的是以文学创作来验证尚未在社会实践中充分展开其结局并适应"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情境之下的主导性社会政治话语.这当中既有工业题材、政治题材的小说创作,也有相当规模的报告文学传世.一些"改革者"、"政治家"、先进的"科学工作者"呼之欲出,给文坛带来了一片生机.     

论新媒体下的文学发展——以手机文学为例

随着时代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媒介技术的变革促进了媒体的发展,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来说,被人们称作"第五媒体"的手机成为炙手可热的"新媒体"。新媒体的出现提供了文学新的元素,包括对文学思维、文学修辞、文学语言、文学版块、写作内容、写作主体、写作角度、阅读主体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文学书写内容和体例也受到新媒体的影响,新媒介改变了文学创作模式。当然,新媒体文学也有自身的弊端,如何发挥新媒体本身的长处,尽量减少其负面影响成为当今新媒体文学的重要课题。     

后现代视域下地域文学研究的新探索——评《河洛文化视野下新时期河南文学的乡土风骚》

<正>在中西二元对立的文化逻辑中产生的中国新文学,当它毅然决然地拒绝了传统文学的遗产,全身心地拥抱西方文明的时候,一个根本性的焦虑就相伴而生:新文学的"主体性"何在?换句话说,新文学想要摆脱"姗姗学步"或者"牙牙学语"的状态,大踏步地向前,面向全世界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首要的是发展并完善自己的"新质"。这种新质既迥异于传统文学,又与他国文学有着本质差别。正是这种"新质"方能确立新文学的"主体性"。对这种"新质"的追寻、探求与创造,既是"五四"一代先贤们的焦虑,也是他们为之奋斗的文学理想。这     

"打工文学"核心问题研究论纲

近几年,随着"底层写作"研究的火热,对"打工文学"的研究也日渐引人注目.但是,"打工文学"之前的研究存在诸多问题,难以触及问题的实质.本文试图提出"打工文学"研究的六个核心问题,打破以往研究的僵局.具体包括:关于"打工文学"的历史地位与文学价值问题、关于"打工文学"与"底层写作"的关系问题、关于"打工文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关系问题、关于"打工文学"的服务对象与作者身份改变的问题、关于"打工文学"的"血性"表达问题、关于"后打工文学"的诸多可能性问题.     

论汉语新文学文献整理的地域性运作——兼论澳门新文学文献观念的调整

汉语新文学已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相关文献的整理和在新条件下的合理利用,便成了当务之急.从新文学文献整理和建设工作方面而言,澳门几乎处于失语兼失措的状态,这体现了汉语新文学文献整理工作的地域性不平衡.解决这个问题须作观念调整,须引入汉语新文学概念.汉语新文学概念认定,一个民族的文学应该以其基本的外壳--语言形态为主要依据,澳门文学在整个汉语新文学的总体框架中属于一个与台港平行的区域,澳门文学文献资料的天然地位就不应理所当然地被限制在必然次于台港的位置.澳门文学在整个汉语新文学界,具有相当鲜明的文化特色,具有特定的文学生态意义,因而,澳门新文学文献的整理更有价值.     

根深叶茂的华文文学

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含意颇有出入:前者侧重语言与文化,后者侧重传统与政治;前者分布遍及全球,时代专指现今,后者集中于中国本土,具有历史传承。我们共同的语言,台湾叫做"国语",新文学兴起之初,胡适就有"国语的文学"之说。大陆叫做"普通话",以别于各省方言与少数民族的语言,又称之为"汉语"。至于书面语,自然叫"中文"。     

基于项目式学习的"文学阅读与写作"实践探究

"文学阅读与写作"任务群学习是高中语文统编版教材的重点.在任务群学习中落实项目式学习可以有效实现学习目标.以高中语文统编版语文教材必修下册第六单元"文学阅读与写作"为例,从项目学习的选择和项目学习活动对"文学阅读与写作"进行实践和探究,从而提升任务群学习的实效性.     

翻译文学对我国民族文学影响初探

我国文学翻译历史悠久,翻译文学在我国民族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给我国文学输入了新思想、新观念;展现了文学新天地,引进了新文风和创作手法;丰富了汉语文学语言;促进了汉语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