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赋之范围与汉斌“序文”之作者问题──读《全汉赋》

“辞赋”即赋．《楚辞》之“辞”非文体名;“骚”为赋之一类,而论与赋平列;用赋的手法所写之论,通于赋而非赋。故《全汉赋》当收汉人之“骚”,而不应录《非有先生论》。汉人为赋少有序者,所谓“序”,多为后人缀史辞为之。《全汉赋》仍其旧而不加说明,略欠辨正之功。     

新论汉赋审美心态之生成、创发与迁流

以汉人集中体现于各体类赋文中的审美心态为论题,探求以理性、求全、夸饰为尚的汉赋审美心态,正是生成于汉赋特殊的象类式铺陈的感知表现方式,及汉代赋家居于各种政治道德人格和文化人格之中的审美人格,进而讨论汉赋三体对先秦以来文学表现范式的发扬光大与集成创发,以及随东西汉之分而发生的语体、气性、风格迁流。     

汉宣帝赋论发微——兼论其在赋论经学化中的导向作用

宣帝赋论拉开了汉代赋论序幕，论及了汉赋研究的主要问题，如汉赋的源流、汉赋的讽谏与认识功能、汉赋的语言艺术特征等等，引发了汉人关于汉赋的深入讨论，将汉赋研究导入经学领域，并深刻地影响了两千年来的汉赋研究。汉宣帝的简短赋论既是对目益繁荣的汉赋创作总结，也是对后世赋创作的理论指导，在汉赋研究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读《全汉赋》

本文就《全汉赋》讨论赋之范围，论证了“辞赋”即赋，“骚”为赋之一类，而论乃赋之平文体，用赋之手法所写的论，通于论而非论，故该书当录汉人之“骚”，而不当录《非有先生论》。汉赋之序，多为后人缀史氏等语为之，而《全汉赋》仍其旧，今辨而正之，另外，本文对该书之文字，标点及录（引）文出处，做了不少的订正，并对该书做了一些实遗。     

论汉赋与汉诗、汉代经学的关系

两汉之世,赋、诗与经学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汉人重经,诗经学因之兴起,结果带来诗歌创作的萎缩;汉人好赋,赋文学因之大盛,却付出汉诗衰退的代价。经学之士鄙薄辞赋,又往往技痒,时有所作;赋家属文,惟恐干犯经学,却常常受到后者的攻击。经学家竭力想以自己的文学观规范赋家的创作,汉赋因之受到许多消极的影响;但赋家     

汉代体物大赋对《楚辞》语词的接受

文学的发展在于语言之用,汉代体物大赋以铺陈夸饰为主导,而赋之体物状貌在于语词的运用。汉人作赋,必读《楚辞》以为文体仿效的格式和语词取用的资源。通过《楚辞》和汉赋之文本,可探汉代体物大赋对《楚辞》语词的接受主要表现在以稳定的形式依序递相祖述和夺胎换骨的脱化方式,体现出汉赋对于《楚辞》语词的直承与流变的趋势。     

两汉赋论基本特征略探

汉赋是两汉文学主流,创作的繁荣带动了汉赋批评的兴起。汉人赋论尽管只是汉赋研究的起步,却已具备比较鲜明的特征：依经立义的批评标准;全面细致的批评内容;准确精到的批评结论。两汉赋论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有价值的理论收获之一,对后世的汉赋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代风俗文化与汉赋

汉代风俗文化对汉赋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风俗文化是汉赋题材内容的重要来源;汉赋的喜用铺陈夸张手法、风格闳富奇丽等艺术特点的形成与汉人喜爱奇谈虚语的风气、汉代的神仙信仰、汉人追求完整繁富的审美风尚以及其他种种多姿多彩的风俗事象都有一定关联;汉代文人赋对本时期民间文学有较多借鉴。     

汉赋批评论

汉赋作为两汉文学的主潮,它的兴盛引起汉赋批评的随流演化和发展。汉人迷恋赋的创作.同时拉开汉賦批评的序幕.给后人提供了批评模式和理论框架。尽管汉赋的生成是有限的,然而业已生成的汉赋成为生命不会泯灭的审美对象,形成源源不绝的汉赋批评之流。     

以《诗》观赋与引《诗》入赋－两汉《诗》学史札记之一

汉人以《诗》观赋，以《诗》论赋，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此一历史阶段之经学化了的《诗》学观，从汉赋中的一批引《诗》资料看，很多是藉称《诗》以宣讲儒道，张扬经学，但却有一部分则重在援引古诗原有的蕴义和诗文本身，或援用诗典，或化用诗意，或引用诗句，客观上已经具有了文学借鉴的意义，《诗》三百一经流传，就不断产生双向的影响，既是政治的，经学的，也是诗学的，文学的，汉人以《诗》观斌与引《诗》入赋，又于此提供了新的例证。     

《汉赋书写策略与心态建构》序

由汉赋而明文学思潮,又转而观汉赋,可对汉世文人在规范与异化中的沉浮与挣扎,及由汉而明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文化人格与精神追求的心灵历程有更深刻的体味与感悟。书名＂书写策略＂,切中了汉赋自觉为文的本质,可见汉人的创作心态。而＂集体汉赋＂之说也堪为赋学研究史上的创见。     

汉末赋坛特征与赋家

汉末赋坛因为缺少大家,所以相关的研究很不深入,从题材的转移,学发展的过渡性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三个方面讨论汉末赋坛特征,并分析几位代表赋家的学成就,以期能勾勒出汉末赋坛的创作面貌,进而认识其学地位。     

从汉赋内容的变迁看西汉赋家的心态变化

西汉赋的内容变化反映了西汉赋家的心态变化，是探索赋家心路历程的重要依据。总体上讲，西汉赋家的心态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矛盾对抗引发的隐逸意识；被迫认同后所形成的颂美倾向；依附王朝权威的兴趣减弱后所产生的疏离意识。     

班固对汉赋的研究

班固在《汉书》中为十余位西汉赋家立传,全文载录了18篇赋及其有关情况。他对汉赋的性质渊源、兴盛原因、社会功能、价值地位、创作原则作了理论阐发,对赋作也有评点解析。他的许多真知灼见连同他作为官方学者的历史局限,都对后代的汉赋研究有深远影响。     

经学浸染下的两汉赋论

随着两汉经学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经典也成为一切言说的标准。受其影响与规范,两汉赋论也显现出鲜明的经学色彩。由于各赋论家在对经学的接受程度、对大赋的创作以及对屈骚的评价等方面存有差异,各人的赋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部分赋论家论赋关注到赋作的语言艺术,并给予肯定,具有早期朦胧的文体自觉意识。     

汉代七体赋的欲望世界与游戏心态

对包含《七发》在内的汉代七体赋,我们从不断模拟翻写的文学事实出发,讨论其创作动机和由此彰显出来的汉人欲望世界和游戏心态。他们把本是人类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和现实追求推衍到极致,对美食、美色和宫室娱乐作了帝王般的穷奢极欲描绘。而七事内容的随意安排和被劝主人的被动处理,又可见汉人的游戏为文心理,以及对世俗享受的沉溺、向往和与不同时期的现政权所发生的离合态势。     

论晋人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

西晋统一王朝的建立,唤起了士大夫文士的中兴期盼,也为大赋的繁荣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并使汉代赋学观在晋代得到接受和传播。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形成了晋人赋学观的兼容开放与大度;在抒情小赋繁荣之际,大赋勃尔复兴于赋坛,荟萃成为大赋小赋争奇斗艳,各展风姿的绚丽景观,使晋代成为六朝辞赋创作最为繁荣活跃、成就最高的时期。     

论《韩湘子全传》中的寄生赋

《韩湘子全传》是明末杭州书林杨尔曾编创的一部神魔小说。全书共30回,约20万字,主要敷衍韩湘子得道成仙并最终度化韩愈一家的故事。该小说中羼入了数量可观的诗、词、曲、赋,可谓“文备众体”,这些寄生文体共同参与了小说的构建。而作为其中之一的寄生赋,在文体互动中也呈现出了独特的文体功能和审美特征。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浅论杜甫诗歌中的汉代谣谚

在研究、探讨杜甫诗歌表现其民胞物与情怀的基础上,主要分析杜甫在其诗歌创作中如何引用汉代谣谚表达对百姓的同情,以及为何引用汉代谣谚的原因及意义。     

汉代室内小物赋初探

汉代辞赋的内容可分为抒情言志和体物两类。大赋可作为体物赋的最典型性代表,但与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类型的作品———室内小物赋。它使汉赋作者的视角由京都园林延及至自身环境,为作者进而探讨自己的内心世界提供了可能。托物言志赋也在此初露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