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家》和《财主底儿女们》为例略论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家族小说的差异

从“五四”到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描写中国传统家庭文化时,主要着眼于对传统的批判,成功地树立了反传统家族文化的旗帜。到了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下,面对家族文化有了更多的选择,他们不断对家族文化进行重塑。以《家》和《财主底儿女们》为例,从封建家长形象的变迁和叙述方式的转换这两方面论述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家族小说的差异。     

文化争论与文化研究

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文知识界最关注、最投入、最持步消一个“兴奋点”话题无疑是文化之争。百年来的几代“精英”以不同的立场、角度、措词去重复着同一个实质性问题：中西文化的优劣高下和去留取舍。“五四”时期西化论与国故运动，对年代的科学与玄学之争，50年代海外华人学者的“新儒学”复兴，60年代“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80年代以“黄色文明”和“蔚兰色文明”为主题的文化热，90年代本以为该是文化热退潮后的片刻平静，谁知诸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后殖民主义与文化霸权”、“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明冲突论”等等新老…     

中国文明立足何处——“五四”时期关于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批判的历史反思

“五四”是中国历史上风云激荡的年代。这一时期,人们对于中西文化的认识已经逐渐深入:从器物的层面,进而到政治的层面,最后到达伦理意识形态的文化核心。“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     

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

受中西文化关系和中国走向现代的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所制约，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始终以古今中西问题为主线，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到戊戌、辛亥时期的维新、共和，再到五四思想解放大潮，说到底都是在试图解决中西文化的融合创新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在百余年的思想解放历程中，出现了甲午战争后与五四时期的两次民族觉醒，也相应地涌现了两次思想解放高潮。     

从丁玲的人生道路看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作为20-30年代作家的丁玲具有五四文化精神和革命情结。前者主导着丁玲的创作,后者推动着她投入革命。在陕北,丁玲在五四文化精神指导下进行创作,没有按照领导人的要求转变为一名宣传战士,因而在整风运动中受到批评。此后,丁玲端正态度,创作出被领导人认可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受到表扬。50年代,由于丁玲的个性突出再度受整。80年代,丁玲缺乏对历史进行反思。丁玲的人生道路可以说演绎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权力、与政治的关系。     

论胡适与白话文运动

“五四”时期,胡适是以提倡白话文学而闻名于世的,二十年代,胡适已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声誉显赫的学者,在我国文化教育界影响很大,然而,他在思想上、政治上逐步走向反动,到三十年代堕落成为反动派的“文化班头”,最后依附蒋家王朝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功过究竟如何?研     

中西互动与"五四"全球化视野的形成--"五四"文学与西方文学关系研究

“五四”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当今天的人们谈论“全球化”时,如果不提或忘记了“五四”,似乎很难说明“全球化”在中国的足迹。本文从20世纪初中、西文化的互撞以及“五四”知识分子以“拿来”精神到西方文化之库中去挑选、择取,对“五四”中、西文化对立冲突、互动互补、异质同构、多元整合的现象进行了新的阐释,对“五四”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关系从“全球化”的角度作出了新的解释,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中国顺应世界潮流,自“五四”便开始启程,一步步向“全球化”迈进的历史踪迹。     

从坚守启蒙到倡导新国学——王富仁近年来的学术走向

从坚守启蒙到倡导“新国学”，王富仁先生的学术追求形成了他特有的“变”与“不变”。变化的是他对十余年来中国文化发展与学术思想发展种种问题的新的思考，是他对各种挑战的回应，而不变的则是他对“五四”启蒙文化传统对现代知识分子历史使命的体认和发扬。     

“五四”时期辜鸿铭中西文化观念探究

辜鸿铭作为一个晚清留洋学者,其“西学”在中国的贯彻实施却未必比严复等人更彻底,思想反而趋于保守与矛盾。文章通过对“五四”时期辜鸿铭的中西文化观的解读及其反思,可以看到,他反对“五四”运动,而宣传“中学”与旧礼;他提倡“中国文化优越论”,与当时的“中西调和论”与“复古主义”和而不同,从而折射出在“五四”时期中西文化冲突剧烈的背景下,部分中国学者对近代中国文化的走向所持有的矛盾心态和复杂情愫。     

论林语堂的基督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

林语堂是一个有着“一捆矛盾”的作家,其思想的复杂性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坛上也是少见的。他既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又同时赓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而基督教观念则融透于林语堂的整个精神历程。实际上,正是基督教精神使童年的林语堂轻而易举地摆脱封建传统的束缚,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洗礼,也正是基督教精神使其能够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视中西文化。但是林语堂并不可能简单重复基督教思想,在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同时,他又始终没有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浸染。这样以中西文化合流的历史进程为大背景,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拒而又相融的事实显然具有文化上的典型意义。本文着重探讨林语堂的基督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既是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思想的逻辑起点,同时又折射出二十世纪中西文化合流的历史走向。     

论“五四”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文化

梳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不同态度：启蒙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推崇，民族主义意识下知识分子的非基督教的倾向，基督教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弘扬。“五四”时期有关基督教问题的论辩，促进了中国社会对于救国救民问题的思考，促进了国人对于基督教问题的了解，促进了中国基督教会本色化的进程，加强了非基督徒与基督教知识分子的交往，也应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文化方面存在着的问题。著者提出应将人类文化视为一个整体，不仅要站在本土文化之中观照异域文化，更要超脱本土文化观照理解异域文化，观照与理解本土文化与其它文化之间的联系与接触。     

“五四”时期个性主题的演进

个性主题在中国的特定时期——“五四”时期的出现,顺应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发展潮流,故能迅猛地成为中国“五四”时期的文化主流,引导着中国知识分子奋勇直前。但由于中国的个性与西方的个性有着不同的内在本质,也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有着西方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底蕴,更由于中国的个性主题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因此,中国的个性主题不能象西方个性主题一样始终占据着文化的主导地位而只能是昙花一现,最终归于寂灭。虽然如此,“五四”时期个性主题的出现,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从睡梦中被唤醒,以百倍抖擞的精神努力奋起,推翻了原有的旧秩序,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晚清“西学中源说”论纲

“西学中源”是“西学源于中学”的节略语。在晚清中西文化相互冲突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曾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它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奇妙景致,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本文拟从“西学中源说”的历史由来、晚清的文化氛围与“西学中源说”、晚清知识分子与“西学中源说”的阐发、“西学中源说”的理性思考四个方面略陈管见,就教于各位读者。     

关于中西文化辩证关系的思考───从“体用说”到“融贯说”

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困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难题。在对待这一问题上,近代以来存在着两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的观点：“体用说”与“融贯说”。前者以“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西体中用”为代表,后者以“学衡派”、“新儒家”、“钱学”为代表。尽管“体用说”一直作为对待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主流学说而存在,但“融贯说”也许更具真理性和生命力。     

历史的反思与接续——析王蒙《活动变人形》

本文试图对王蒙小说《活动变人形》进行解读。小说试图审判反思“五四”,却沿用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框架与逻辑,并在分裂与冲突中将它们呈现为失效的存在。然而通过将分裂与冲突归绺于文化的“下等”成分,重又肯定了中西文化的主体部分的价值,于是,小说在审视与批判了“五四”之后,又表达了对“五四”的认同,表现出承继的姿态。并且,小说在以“五四”与80年代“现实”进行类比与对照之余。以对其间“断裂”的历史滑稽化、表层化的叙述,补足了历史断层间的空白,在“五四”与80年代之间成功地实现了对接。     

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功利主义倾向之思考

“五四”以来,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极其明显,文化只是工具,不是目的,文化讨论不是为了建构一种新文化,而只是实现中国人强国之梦的手段。尽管这种倾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考验时,为中国人民突破长期以来的封建意识形态的束缚,为中华民族摆脱压迫、走向独立起过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     

"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 ——以胡适、傅斯年为例

"五四"时代是中国"破旧立新"的时代,也是继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又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当时的知识分子纷纷叛离传统,走入西方,学习西方文明,以图改造发展中国社会.本文即以胡适和傅斯年为例,从他们幼时接受传统教育到青年叛离传统再到暮年回归传统,来分析"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传统文化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五四”时期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轨迹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也是中西文化大会战、新旧思想大较量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化运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使一批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思想方向的转变,从而造就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杰出人物,毛泽东便是其中之一.一“五四”前夜,中国仍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帝国主义疯狂掠夺瓜分,国内军阀混战不已,使古老中华满目疮痍,遍体鳞伤.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看到国家民族这种危急状况,忧     

“文艺大众化”运动反思札记

文艺大众化运动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运动，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高潮，大众化运动一开始就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划开了界限，否定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批判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反对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明确提出知识分子通过改变自我以适应大众的主张，它以大众喜闻乐见为艺术的评判标准，以顺应大众心理而鼓动大众热情为艺术指归，完全颠倒了知识分子与大众在文明发展中的关系，最后终于使文学陷入迷途，使知识分子失掉了精神存在的合法性，而这一过程是一个从主动到被动，从自我迷失到被迫归顺的过程。     

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

受中西文化关系和中国走向现代的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所制约,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始终以古今中西问题为主线,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到戊戌、辛亥时期的维新、共和,再到五四思想解放大潮,说到底都是在试图解决中西文化的融合创新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在百余年的思想解放历程中,出现了甲午战争后与五四时期的两次民族觉醒,也相应地涌现了两次思想解放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