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小雅·鼓钟》“以雅以南”新解

理解《诗经》中“二南”和“以雅以南”的关键,是明确其中“南”字(词)的确切含义。文章的结论是,“南”字本为“有南氏”族徽性质的符号,指代“有南氏”之氏族、部落或方国。“二南”,从地理上来说,乃指附属于“周公”的“南(国)”和附属于“召公”的“南(国)”;从作为《诗经》中二“国风”之名来说,则是指从附属于“周公”之“南国”和附属“召公”之“南国”采集而来的民歌(乐)。因为“南”族本是“夏”朝分封的分支,“南”地或“南国”本是“南”氏族、部落或方国的领地,作为音乐的“南”亦本是“夏”乐(“雅”乐)的一支,所以“南”(乐)就既是“夏”乐,也是“雅”乐(“南”既是“雅”乐又区别于“雅”乐)——“以雅以南”乃是既演奏夏人或周人的中央或官方的“雅”乐,也演奏同属于夏后氏姒姓的“有南氏”或“南国”的地方音乐。     

《周南》、《召南》的美学特征与地域关系

"二南"作为孔子整理的《诗经》之首,其本为《诗经》"国风"中的楚风,但是由于孔子的政治立场,名之为《周南》、《召南》,但鉴于其艺术感染力,故而将其列为《诗经》之首。"二南"的美学特征正是楚文化的体现,楚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宗教有极大关系,故形成了异于北方"崇高"之风的飘逸之美。     

“读、写”教学模式新探

长期以来,“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使中学语文教学陷入了“少、慢、差、费”的困境,以致形成了苦教、厌学的恶性循环。而造成高耗低效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对学生读、写的训练,忽视语文能力的培养。使学生的两种能力得到全面的、和谐的发展,方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南”“风”辨说

传统《诗经》分类，二“南”归入“国风”。宋人疑经，以为孔子时代无“国风”之名，只有乐名“南”、“雅”、“颂”；于是倡“南”独立于“风”外之说，自宋至今未有定论。本文辨说“南”与“风”为同音假借，“南”就是“风”，记乐时代用“南”，说诗时代用“风”。在诗教传承中“南”演化为“风”，在音乐传承中“南”又派生出“乱”、“盐”、“艳”等音乐名词。     

日本茶道之“和”——“和”之思想在日本茶道中的体现

“和”的思想源泉可以追溯到儒道禅三家的核心思想：“中庸”、“大和”、“空无”。重新审视、析解东方的和谐美,对于促进中日两国的和平、繁荣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日本茶道中的“和”为中心展开研究。中国茶文化传入日本后,形成了日本茶道。日本的茶道经过历代大师们的不懈努力,形成了完整、成熟、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茶道．它对荼道形式和禅的教义的重视远远胜过对茶汤香味的追求。日本茶道是以禅宗思想为依托．集建筑园林、书法、插花与点茶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它涵盖了日本人的生活规范,是日本人表现其民族审美意识的最高形式．．本文通过对茶道各元素的分析．探讨中国和谐思想在日本茶道中的实现．     

"南北极":穆时英小说的两种风格

穆时英的普罗小说和新感觉小说“自身形成了一个南北极” :前者以纯熟的口语、粗犷的笔调表现贫富的对立 ,后者以感觉化的取向展示都市生活的病态与畸形。“南北极”形成的原因在于 :刘呐鸥及其译作《色情文化》的影响 ,时代氛围与穆时英的自由知识分子立场 ,穆时英独特的身世、二重人格以及其确定信仰的缺失。     

从“多元一体”文化发展模式角度评析“中体西用”

中华文化的起源发展模式是“多元一体”,在鸦片战争爆发后．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以保护、促进中华文化的发展．然而“中体西用”指导下的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华文化形成质的飞跃。     

四大方位联用之后

“东”“西”“南”“北”四大方位各指一方．如“东、西、南、北各设一岗哨”,这里是具体方位。当它们结合一起,构成一条成语使用,则相当于一个词,其意义发生了变化。这时的“东西南北”也指方位,却是概括指各地。如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东西南北,驰骛往来。”也用来泛指方向。     

左、右、表、内及其他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地理方向除了东、西、南、北外，“阴”和“阳”应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了：阴者，山之北、水之南也，如华山之北叫华阴。汉水之南日汉阴；阳者，山之南、水之北也，如衡山之南称衡阳，汝河之北谓汝阳。但是，人们对“左”“右”“表”“内”这些表地理方位的名词所指示的方向却不甚明了，给阅读文言作品带来很大的不便，更成为中学生解析文言练习的一大障碍。笔者不揣浅陋，试例析如下。     

让“质疑”点亮数学课堂

“问”是思维的开端,是创新的基础。现代教学提倡学生主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学会质疑问难,进而分析和解决问题。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耍鼓励学生自主质疑,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让学生南过去的机械接受向主动探索转变．有利于发展学生的创造个性。     

魅力教研

湖北省黄梅县位于大别山南麓,扬子江北岸．地处鄂、赣、皖三省交界处。北倚五祖东山,南临九江匡庐．史称“吴头楚尾”。境内山川秀美,人杰地灵,因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素有“鄂东明珠”之美誉。     

说“南”道“北”

在人们心目中，尤其在古人心目中，方位词从来就不仅仅是空问概念，而是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东”“西”“南”“北”“中”无不如此。本文说的是“南”与“北”。     

表“尝试”义的“VV”、“V—V”和“V一下”——历时、语用和认知考察

文章认为,表短时义的“V—V”、“VV”和“V一下”都应看作“动＋量”组合。历时考察表明,表短时义的“VV”和“V一下”格式都是由表短时义的“V—V”格式演化而来的,三者在共时平面上能够并存。是因为其句法、语义和语用功能各有区别。在共时层面上．当主语为生物且动作为来然态时．这三种格式可表达尝试义。“VV”式与尝试义之间的匹配关系规约化后就会形成一种构式意义．构式意义又反过来对进入句中的成分施加影响。经由类推机制,使得能够用于该句式的成分日益丰富。     

表“尝试”义的“VV”、“V—V”和“V一下”——历时、语用和认知考察

文章认为,表短时义的“V—V”、“VV”和“V一下”都应看作“动＋量”组合。历时考察表明,表短时义的“VV”和“V一下”格式都是由表短时义的“V—V”格式演化而来的,三者在共时平面上能够并存。是因为其句法、语义和语用功能各有区别。在共时层面上．当主语为生物且动作为来然态时．这三种格式可表达尝试义。“VV”式与尝试义之间的匹配关系规约化后就会形成一种构式意义．构式意义又反过来对进入句中的成分施加影响。经由类推机制,使得能够用于该句式的成分日益丰富。     

“南”、“北”为什么可与东、西“通”?

清人顾祖禹在回答阎若璩提出的有关历史地理的问题时说:"凡地理,言‘南’可与东通,言‘北’可与西通……余自是触处洞然。"可是"南"、"北"为什么可与东、西相通呢?阎若璩没有进一步问,即便问,估计顾祖禹也不一定能回答上来。何新先生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也不得要领。其实,北半球回归线以北的人类主要族群都曾使用过一种依照面对日出方向朝阳者的体位确定四方的方式及其确定的A、B两种类型四方概念。其中,B种类型四方概念恰好以"南"(即今之东)为四方之首,连称则为"南"(=东)、"西"(=南)、"北"(=西)、"东"(=北),故"南"、"北"可与东、西通。     

以兴起情:王夫之"兴"论的美学意义

“诗道性情”的提出是船山诗歌美学对传统儒家诗歌美学的一大突破性贡献．而王夫之的主要突破之处就在于他抓住了“兴”“情”这两个主要概念，并以此提出他的诗歌本体论．并在具体的批评活动中实践之．以“兴”为主的“四情”说的提出也使他的美学体系从创作论走向审美接受，儒家美学精神已经形成一种较为成熟的理论形态。     

"龙朔变体"的诗史评价

横贯高宗朝的“龙朔变体”是初唐宫廷诗风的一次重要“新变”。同时并存的“绮错婉媚”之“上官体”和富丽谄媚之“颂体诗”．在具有共通的艺术精神的同时,在审美趣味与艺术风格、艺术特色方面也有着很大的差异。二者以其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错落交叠状构成了龙朔宫廷诗坛的实际状况．又各以其审美趣味和价值内涵对初唐宫廷诗风的流变乃至一代“唐音”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人帮

“朋友”,一个温暖的名词．“朋”字由两个“月”组成,月字跟“肉”有关的情况很多,比如“脸”、“肝”、“肩”等,因此,月为肉,两个“月”就是两人心连心。新年,严冬的阴霾正浓．在寒风中瑟缩时,想起了朋友;一年的开头,在播种了梦想．跃跃欲试时,想起了朋友．     

黄山风景地貌演化中新构造运动作用的探讨

通过对黄山风景地貌的形成分析,说明了地貌形成中的作用,是新构造运动奠定了其风景地貌基础、控制了黄山风景地貌的发育。     

浅论秦观诗歌的"伤心"情致

秦现是北宋中后期著名的作家,他一生著述颇丰,诗、词、文、赋兼善．秦现的词作品,以其情韵兼胜、感人至深的新风格,向来被人们尊奉为“婉约词派”的正宗．秦观在创作过程中善于融情于景、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被后人目之为“古之伤心人”．秦观这种凄厉哀怨、沉郁悲怆的伤心情致,不仅在其词作品里有着充分的表现,而且在其诗歌作品中亦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纵观秦观一生的诗歌作品,既有早年横放杰出、少不更事的狂放意气,又有平时闲后时期的闲雅情趣,然而更多的则是理想破灭、忧惧畏祸的绝望心态．笔者认为,“伤心”和“悲情”是秦观诗歌的主要感情基调．因此,在拙文中笔者以此视角为切入点,着力于秦观诗歌“伤心”情致和“悲情”意绪的深入开掘,并联系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对这一感情基调的深刻内涵和形成原因做一深入地剖析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