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中的“人性”关照——论苏童小说《我的帝王生涯》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批作家以崭新的历史观念和话语方式对历史进行重新陈述和再度书写,颠覆了传统历史书写的特定价值和叙事方式。苏童就是这批作家中的一位。其新历史主义小说代表作《我的帝王生涯》以民间化的历史观、先锋性的创作技巧,将对"人性"的关照寓于先锋品格之下,鲜明地体现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特色。     

从《我的帝王生涯》的叙事风格看其新历史主义色彩

作为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代表性作家,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以迥异于传统历史主义小说的超验虚构的创作手法和其独特的叙事风格,描述了古代帝王的宫廷生活,揭示了人性的丑恶和道德的缺失。碎片化的历史虚构、第一人称的认知视角和审丑的美学思想,都使这部作品充满浓厚的新历史主义色彩。     

从苏童小说看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

本文从苏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出发,具体分析这些作品的意象、情节、人物、背景这几个要素,解读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特点,并总结出了苏童小说创作的特点。     

历史的颓败与个体生命的突显——评苏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

苏童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新历史主义小说,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之间存在或明晰或隐晦的关系,也许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但之所以称其为"新历史主义小说",就在于这些小说体现出的一种颓败的历史意识,以及在这种历史的颓败中所凸显出的人类个体生命的意义,这是一种在新的历史意识中体现出的新的人文关怀。     

《伪满洲国》——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另类书写

作为一部新历史主义小说,迟子建的《伪满洲国》有着独特的审美意义。从历史观来看,小说从＂民间历史意识＂切入,在宏大叙事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解构革命历史主义的新历史主义行列;从时间观来看,迟子建充分借鉴了革命历史主义的线性时间观,极具个性地走进了新历史主义的时间观,却又极具个性地走了出来;从对历史主体的塑造来看,迟子建是拒斥革命历史主义的,而在新历史主义的观照下,表现出了一如既往的冷静思考,既不全面颠覆、也不多加嘲讽,而是尽可能如实地切近历史真相。     

莫言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以《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为例

莫言的小说创作推动并且完整地反映了当代新历史主义叙事思潮的发展与演变过程。首先,这一思潮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舶来品,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即有很多“新”意,结构主义等理论对当代小说叙事观念的影响早就表现在小说写作中;第二,《红高粱家族》明显地反映了由“启蒙历史主义”到“新历史主义”叙事的过渡;第三,作为新历史主义叙事的代表作的《丰乳肥臀》,体现了这类叙事的各种典范的特点与成就;第四,《檀香刑》又重现了鲁迅式的“血的历史”的主题,具有文化反思与启蒙的双重意义,因而又可以看成是“重返历史主义”的叙事典范。     

超越时空的契合——《故事新编》与新历史主义小说

《故事新编》所创造的跨越时空．杂陈古今的独特的历史叙事模式与“新历史主义”小说古今杂糅杂陈、寓庄于谐的历史叙事之间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契合。或说，《故事新编》确实内在的影响了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的整体思维流向，无论新历史主义本人承认与否，在他们的血管中。流淌着鲁迅的血脉，他们的小说本中。骨子里仍有《故事新编》的遗传基因。     

浅谈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困境

与传统历史小说相比较,受西方新历史主义影响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历史观、主体意识、人物形象、价值立场方面表现出十分迥异的一面,一度给文坛注入了许多新鲜的血液,但是,缺乏理性制约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很快陷入困境。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困境体现为:历史真实陷入虚无主义、作家主体意识缺失、人物边缘化、民间价值立场凸显。困境引起转型,新历史主义小说家在发现受西方新历史主义影响的创作存在不足之后,重新向本土寻找并发现精神和现象的真实,以建构有中国灵魂的文学。     

“河”与“岸”——论《河岸》的意象结构

迄今为止,苏童已有二十余年的小说创作历史,他的那些小说常常被冠为“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等各种名称。苏童在小说的语言运用、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小说与历史之间关系的处理上,赢得了普遍赞誉。     

浅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精神诉求

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先锋派、寻根文学和新写实文学等汇聚而成的“新历史小说”的创作活动以及“重写文学史”的文学批评运动,都与新历史主义保持着某种精神上同气相求的亲缘性和方法策略上彼此彰显的通约性。新历史主义的历史世界是抹去了具体时间标示的生活世界,这种叙事正好提供了一个远离现实,而又不为意识形态中心完全识别排斥的话语空间。新历史主义小说隐含着对特定政治文化的回避,不过这种回避其实是隐晦地表达了他们的自我救赎与文化救赎。     

叙事的源起和欲望介体的场景化--蒋光慈前期革命小说读解

蒋光慈在其前期革命小说创作中，实际上已经阐明了革命及其叙事的源起，设定了后期小说中革命者的主要内质，缘此不断地衍生出相关的主题、模式和人物，而叙述中的背景城市——上海，则被作为欲望介体，它不但是作者将主体观念转化为小说文本的中介，也是向世人展示特定时期内革命理念发生作用的表征性历史场景。     

风雨飘摇中的历史叙述——重读陈翔鹤历史小说的批评

60年代中期,陈翔鹤的历史小说受到批判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对陶渊明的评价,借古讽今,嵇康的叛逆精神,历史背景.他的历史小说因为坚持个性化的历史叙述,偏离了主流文学的要求而受到批判,这种政治化的批评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十分有害的影响.虽然他的个性化创作受到过批评,但在文学史上仍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不仅推动了当时历史小说创作的小高潮,而且其创作方法对后来的新历史小说创作都有很大的启发性.     

正面价值的颠覆与文本深度的拆解——王朔小说中的“叙述者”与文本建构

王朔“新京味小说”的叙述方式彻底摆脱了以往“京味”小说的建构程式和审美规范 ,建构出一种迥异于旧“京味小说”的叙述模式。这一点在其小说文本对叙述者的设置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其小说大量设置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是一种“另类”形象 ,从根本上颠覆和否定了传统的正面价值。同时 ,其小说叙事具有强烈的“倾诉性”特征 ,叙述者“我”本身反映出作家强烈的反讽倾向。这些叙事特征都从某些侧面拆解了王朔小说文本的深度     

乡村的自语--论莫言小说创作的精神及意义

莫言的小说大都以乡村为题材,他以较明确的乡村自我立场,表现了乡村的深层文化精神。莫言展示乡村精神的两个典型意象是苦难和幻想,叙述方法上也融入了较多的乡村文化特征,体现出乡村自语的精神姿态。莫言的乡村书写与其生活经历、文化姿态有深刻的关联,也有充分的文学史意义,但一些作品中也存在着浮浅和炫奇的缺陷。     

身体与革命的激情碰撞：严歌苓小说的“身体叙事”

严歌苓对于历史叙事的关注是其小说的显著特色。作为海外作家的文化身份,严歌苓充分利用了与本土语境的距离感,达到对历史叙事的＂远观＂效果。这种效果,不仅使其小说看待历史更多悲悯,而且使其小说的视角新颖。严歌苓的一组＂文革题材＂的小说,正是通过采用＂身体叙事＂策略,达到了对历史深处的反思。     

论《呐喊》与《彷徨》中的叙事结构

《呐喊》与《彷徨》小说是叙事结构剖析文本的个案。围绕元小说创作倾向、双构叙事和复调文本叙事三个方面阐述其成因,凸现鲁迅作为现代小说大师的叙事艺术。     

试论凌力历史小说语言的诗性特征——兼谈近年来历史小说的语言问题

语言问题决定着历史小说创作的真实性程度及艺术成败。凌力历史小说注重探索语言的“历史／现代”形态;适度掌控叙述节奏,形成适中有度、放任中有收束的叙事风格,含蓄蕴藉的情感表达方式;努力发掘语言背后的历史情韵与文化意蕴等,形成了鲜明的诗性特征,为近年来历史小说创作的语言探索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余华小说的先锋性表现

余华是当代中国先锋作家中成就最突出的一位,他的作品突破传统小说在形式、语言方面的限制和常规模式,在叙述形式、叙述语言、叙述母题、叙述结构等方面体现出自己特有的品质。本文将从他作品的先锋话语、暴力与死亡母题、叙述模式等几个方面探究其小说作品的先锋性表现。     

先在意向与莫言儿童叙事

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坛极富魅力的作家之一,他的魅力就是他的叙述模式的创新性,尤其是他的“叙事视角”的独特运用。这就使他的小说为当代文坛开创了一种别开生面的景象,本文主要从“儿童视角”方面来论述莫言小说对传统叙事视角模式的颠覆。     

先在意向与莫言儿童叙事

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坛极富魅力的作家之一,他的魅力就是他的叙述模式的创新性,尤其是他的"叙事视角"的独特运用。这就使他的小说为当代文坛开创了一种别开生面的景象,本文主要从"儿童视角"方面来论述莫言小说对传统叙事视角模式的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