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研究中若干争议问题述评

本文介绍了陈独秀研究中若干争议问题的缘起及不同观点,包括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形式主义”及“全盘反传统”、是否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及在中共建党史上的地位、“二次革命论”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托派问题、后期政治思想及其一生的评价等。     

九十年代以来陈独秀研究述评

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９０年代以来,史学界同仁更注重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陈独秀的评价、关于“二次革命论”思想、陈独秀的爱国思想和抗战主张、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问题、在党内实行家长制统治问题、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的研究和陈独秀与胡适、梁漱溟思想比较等问题,进行了实事求事地研究     

陈独秀研究要有新的生长点

胡锦涛同志关于大革命时期任弼时与“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作了坚决斗争的提法是26年间陈独秀研究的最大成绩。从“关系”中研究陈独秀,在多元文化中研究陈独秀,从新公布、新发现、新披露的史料中用新观点研究陈独秀,是三个陈独秀研究的新的生长点。     

陈独秀去世:社会各界的态度与反应

1942年5月,陈独秀病逝。对此不同政治派别和立场的知识分子与政客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反应,有沉默不言者,有哀声痛哭者,有暗自庆幸者。文化人对陈独秀思想启蒙的肯定,政治人物因为观点立场的分歧而措辞不同的评价,让陈独秀去世之评价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形成和发展

关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形成，史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形成于1923年4月和12月的“两篇文章”，另一种观点认为形成于1926年9月发表的《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持后一种观点的人还认为，1926年9月后，陈独秀又否定了他自己提出的“二次革命论”。这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笔者认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不是一脉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萌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从1921年底开始酝酿国共合作到1923年12月陈独秀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的发表，是“二次革命论”的萌芽时期。1921年底，马林向陈独秀提出过建立“民…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及历史评价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及历史评价朱洪七十年来，对陈独秀在大革命中的错误有过四次较集中的评价：一次是１９２８年“六大”前后，一次是１９５８年成都会议，一次是“文革”期间，一次是１９７９年“三中”全会以后。这四次评价都涉及到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共产国际与陈独秀被开除出党的前前后后

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他身上的做法极其不满,继而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加入托派。在随后的中东路事件中,他反对中共中央提出的“保卫苏联”的口号,与中共中央进行了反复的辩论,最后被开除出党。本文根据共产国际档案文献,对共产国际与陈独秀被开除出党的前后历史作一初步考察。     

论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全民政治思想

在新文化动动中,陈独秀形成了他的全民政治思想体系.这个思想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后来,陈独秀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并未彻底放弃这个思想,并成为他主张“二次革命论”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源.在他被开除出党后的种种错误和反动观点中,也可以找到全民政治的影子.本文从陈独秀全民政治思想的根源、实质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谁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这个结论 ,一直阻碍着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领袖陈独秀作出公正的评价。俄罗斯新公布的档案资料为推翻这个结论提供了坚实的依据。这些资料表明 ,以前人们所谓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重大错误 (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三大问题上的退让 ;反对北伐 ;汉口特别会议上右倾错误的恶性发展 ;对蒋介石的妥协 ;对汪精卫的幻想 ) ,无一不与莫斯科方面的指导有关 ,其中有些决策甚至是莫斯科的代表越过陈独秀直接作出的。事实雄辩地表明 ,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应承担主要责任的不是陈独秀 ,而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为首的联共 (布 )中央 ,以前加在陈独秀头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帽子应该摘掉。     

论陈独秀经济思想中的正确认识及对今天的启示

陈独秀的思想丰富多彩，他的经济思想中不乏许多闪光的观点，有的观点还值得我们在当今时代借鉴，如“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必经的路程，大力发展生产力，反对平均主义，实行对外开放”等，我们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其作客观、科学的评价，从中汲取有益的因素。     

试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如何评价陈独秀,历来就有不同意见。打倒“四人帮”以后,在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学术界又开始了对陈独秀评价的讨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与此相联系的是承认不承认他是党的创始人。从目前讨论情况看,凡认为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般都承认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相反,则只承认是党的发起人。我认为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基本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一个不够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本文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王若飞与陈独秀关系再探

王若飞和陈独秀在中共党内是两位重要人物。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在党内受到批判,王若飞能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他。在中共六大上,王若飞多次发言阐述对陈独秀的态度,充分显示出一位革命家的胸怀,后来得到毛泽东的赞扬。王若飞曾是“陈独秀派”,但后来没有参加“托陈派”的活动。     

陈独秀参加托派的客观原因

本文在肯定陈独秀参加托派的主观原因的同时，为了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陈独秀参加托派的客观原因：一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待陈独秀错误的处理上有失误；二是“陈独秀派”对陈独秀地积极拉拢。这一正一反两方面的因素促使陈独秀最终完全倒向托派。     

陈独秀北伐观之我见

目前学术界对陈独秀的北伐观有不同的看法，有褒有贬，莫衷一是。其实，陈独秀并非从根本上反对北伐，而是持“缓进北伐观”。这一观点的形成有其主客观原因。     

对陈独秀批判泰戈尔复活“东方文化”的反思

20世纪20年代初,泰戈尔围绕“复活东方文化”的一系列演讲引发了陈独秀的激烈批判,其原因在于陈独秀误读了泰戈尔思想的本意。陈独秀对泰戈尔的误读,可视为中国知识分子以先入之见对待外来思想文化的产物,不仅包括跨文化交流难以避免的“消极误读”,而且包括掺杂许多主观因素的“积极误读”。陈独秀对泰戈尔思想的批判牵扯到人格评价,已经超出学术批评的伦理底线,应引起我们注意并引以为戒。     

国民革命时期陈独秀"打倒军阀"思想与策略

“打倒军阀”是国民革命时期党的主要革命任务之一,此时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一直围绕着这个革命任务进行思考和实践,并提出了关于“打倒军阀”的思想与策略。对陈独秀这一思想与策略的考察和研究,不但是对陈独秀历史评价和个人研究的深化,而且从一个方面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和平与统一不懈奋斗的过程。     

百年语文:陈独秀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中说:“如果没有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中国现代史的面貌尽管不会大变,但恐怕也将有许多的不同。”这段话移用来评价陈独秀对现代中国新语文的影响也是极中肯确当的。     

从崇拜到否定：毛泽东对陈独秀评价的变化轨迹

毛泽东一生对陈独秀作过多次不同的评价。五四时期，毛泽东积极支持并配合陈独秀的建党活动，对陈独秀的革命精神和创新思想推崇备致，称之为“思想界的明星”。40年代初，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史上的陈独秀作了客观的、辩证的分析评价，既指出其缺点和错误，又肯定其地位和贡献。建国后，随着个人权力的增长，毛泽东对陈独秀作了全盘否定。不同时代的不同评价，反映了时代演变的痕迹和毛泽东斗争策略的转变。     

关于陈独秀"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观的辨析

“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是中共在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国共“党内合作”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不仅是陈独秀,就连倡导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最力的瞿秋白、李大利、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人也持有这种观点。陈独秀的错误不在于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而在于把中共摆在“在野党”的地位,缺乏以我为主,自觉主动地到国民党中去做“主人”,力争成为国民党的“元核──—领导者”的策略和决心。     

评五四时期的陈独秀

如何评价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在我国史学界过去曾经有过不同的议论。有的认为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已经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急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认为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已由急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但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认为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不过是急进的民主主义者,1921年他虽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假马克思主义者。直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议论就被林彪、“四人邦”的文化专制主义所窒息。林彪、“四人邦”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他们任意篡改党的历史,他们武断说陈独秀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天生的机会主义者与叛徒,并不得有任何异议,否则,就是为叛徒翻案,为机会主义招魂,为民主派、走资派树碑立传。林彪、“四人邦”的垮台,为我们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本来面目,科学地评论陈独秀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