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赤壁"诗文看苏轼的儒、佛、道思想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思想最为复杂的文学家。其思想中儒、佛、道兼容的倾向尤为突出。而这些思想又比较集中、鲜明地体现在他以“赤壁”为题材的一组诗文中。     

郑珍对韩愈研究的学术贡献

郑珍对韩愈研究的学术贡献易健贤《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韩愈”条谓：“研究著作，王鸣盛《蛾术篇》、郑珍《巢经巢文集》、俞樾《俞楼杂纂》诸书的有关条目或文章，具有学术价值．”韩愈诗文集，自其弟子李汉编《昌黎先生集》，宋人辑编《外集》后，至南宋庆元...     

韩柳与佛学

这里试图探究韩柳与佛学的关系。韩愈立足于儒家,引释入儒,启后世道统儒学的先声;而柳宗元对佛学则是另外一种态度:他糅合儒释,游刃于中。韩愈等人的融释入儒与柳宗元等人的糅合儒释,构成了佛学对中国士大夫影响的两种基本形式。     

论韩愈、柳宗元的古文创作继承与创新

韩愈、柳宗元是中唐文坛的领袖人物，他们所取得的巨大文学成就，与他们很好地解决了继承与创新的问题是分不开的。韩愈提倡“闳中肆外”，柳宗元提倡“旁推交通”，他们都采取的是广泛师承，转益多师的科学态度，在传统与古人的基础上创新。     

柳宗元“统合儒释”思想评价

柳宗元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与佛教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即使在佛学文章中,他亦从未对佛教的有神论表示过妥协,因而,指责柳宗元佞佛,根据是不充分的。柳宗元的思想是以荀氏之儒为主体,兼收并蓄的开放体系,“统合儒释”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与韩愈都以振兴儒学为己任,但韩认为儒学的危机主要来自佛、道的冲击,故主张排佛、老;柳则认为危机主要来自儒学的神学化和自身的封闭性,故在批判这种神学化的同时,还主张援百家之长以济儒。“统合儒释”的实质就是援佛济儒。思想史的发展证明,柳宗元的主张是进步的。     

韩愈未享高寿原因浅析

唐穆宗长庆四年十二月二日,伟大的文学家韩愈逝世,享年57岁。韩愈为什么未享高寿呢？作者通过对韩愈所著诗文及有关资料的研究分析,在排除妄加于其身的“服硫磺”说后,认为遗传基因、未老先衰、肥胖、不善养生、过度劳累是主要的因素。     

柳宗元《江雪》禅林传播接受谈片

柳宗元是中唐著名思想家之一，兼通三教而统合儒释，诗文创作影响深远，故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尤其在文学史上，千百年来，其作品不断地被人阐释、传播和接受。     

中国传统儒学的新突破——荀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中唐大儒韩愈《读荀子》指出:“孟子醇乎醇者也”,荀子与杨雄“大醇而小疵”、“要其归,与孔子异者鲜矣。抑犹在轲雄之间乎！”并欲删削其“离于道者”,“附于圣人之籍”。认为在齐稷下学宫后期的学者中,与孟子等堪称老师大儒。韩愈以儒学传统着眼,认知荀况,难免不出于儒而胜于儒的荀子产生偏颇;但是,他对荀子书及荀况的历史地位给予充分肯定,张扬了荀子的思想,推动了荀子的研究。今存《荀     

诗仙李白与儒、佛、道

李白思想有“仙味”，是因为他融儒、佛、道为一体。这也是其诗魅力无穷的重要原因。     

原告与皇帝之间:韩愈《潮州谢上表》新论

中唐,韩愈上表《论佛骨表》,触帝之怒,贬于潮州。到潮后,韩愈呈上《潮州谢上表》,文中有＂正名定罪＂＂特屈刑章＂＂戚戚怨嗟＂三个问题,值得一论。今依史籍、韩愈诗文集,结合唐代律令,试为新论。     

民间儒学与官方儒学

大体说来,传统儒学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在野的民间形态,另一种是在朝的官方形态,这两种形态的儒学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其共性是,重视人和人际关系,强调社会道德秩序;其差异性是,民间儒学主要存在于社会转型期,官方儒学存在于非转型期。弄清儒学的这两种不同形态,对于认识当下儒学的地位和作用,不无借鉴意义。     

儒家学说的文教力量

儒家学说一直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主流,代表华人的传统。因此,当社会出了问题,便归咎于儒家思想。百年来,儒学成为攻击摧毁的对象。其实魏晋以后,儒学对基层社会的影响有限,因此儒家不应负起社会封建腐败的全责,而蒙不美之名。作者认为,由孔、孟、荀集大成的儒家思想,经过历代官僚将之政治化、塾师将之教条化、学究将之支离化,再加上近世中外学者将之西方化,以致本来代表中华民族经验与智能的学说不断被消磨损耗,沦为难以理解难以实践的碎文剩义。本文首先列举论证,肯定正统儒家学说的现代意义,继而提出复兴儒学的具体方案,并倡议华人社会中有识之士,负起继往圣开绝学的使命:将优秀的中华文化重新定位,使世人研习之、认识之,为社会发展新的生命力;并使此一贯彻人本精神的深厚思想,得与西方哲学宗教分庭抗礼,推动新时代人类文明的进步。     

新世纪儒学复兴的十大标志与未来展望

本文在中国和平崛起并出现儒学复兴趋势的时代背景下,具体论述了儒学复兴的十大标志。进而评析了现当代儒学的几种理论形态,展望了当代儒学复兴的发展方向。作者认为,在新世纪儒学复兴运动中,新儒学的理论形态将不是一家独大,而是百花齐放、多元并存的。现代新儒家的新心学、新理学、新经学固然有其发展空间,但很难突破经院哲学的藩篱而为普罗大众所接受,世纪之交兴起的"新儒教"虽然将在民间聚集信徒,但不可能像倡导者期望的那样成为中国的"国教"。而面向生活实践的"生活儒学"与重视道德人文精神的"民主仁学"则提供了一个有可能深入社会生活与大众理性的发展方向。     

三国儒家思想的特点

三国时期儒家崇礼、尚德、民本、孝悌、节俭等讲求实用,都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思想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化特点,求和存异、儒法融通。儒家思想和学说经过了从繁琐无用到师古实用的变化过程,体现了儒家思想和学说自我调整的特点。     

近期新儒家发展的几个焦点问题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世界格局的新交化，给新儒家学说提供了重新回到社会主流地位的机会，但由于与传统儒家文化的一脉相承，新儒家要真正成为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还须解决自身建设、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对话、形而上层面的精神关怀等焦点问题。     

董仲舒对政治儒学发展的历史贡献及现代意义

儒学发展史上呈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条脉胳,政治儒学在现代长期不被重视。董仲舒建立起了兼容百家的董子政治儒学,为汉初解决了政治合法性问题,维护了封建政权统一和稳固;对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大一统的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成功范式。董子在政治儒学理论上的创化和实践上的贡献,对创新发展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改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新的政治文明、促进国家长治久安具有积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日据时期台湾的墨学研究——以黄纯青、连雅堂、张纯甫等人为中心的考察

1930年的儒墨学论战,是日据时期台湾墨学研究的高潮。在这场论战中,部分学者力图打破独尊儒学的局面,主张"孔墨并尊",着力于发掘和肯定墨学的现代价值,另一部分学者则固守并阐发传统儒学,痛斥墨学之弊,主张在西学东渐之潮流中坚持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念。这场争论折射出台湾思想界的分化与困惑:在新旧思想激荡中,必须趋新、迎新,给予墨学以应有的地位,实际上不可避免地要非孔批儒,但儒家思想又是台湾学者安身立命的根本,在日本殖民当局压制并进而试图灭绝儒学的大背景下,激烈地反孔非儒的客观效果,则会导致对儒学根本的动摇。因此,一方面要坚持儒学的内在价值,一方面要引入新思想因素;一方面引入新思想新文化,一方面又不触动儒学根本观念,就成为日据时期台湾许多学者的真实心态。     

存在·情感·境界——对蒙培元思想的解读

蒙培元思想被概括为“情感儒学”,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如果说,熊十力一牟宗三一系可称为“心性派”,那么,冯友兰一蒙培元一系就可称为“情理派”。后者的关键词是“存在、情感、境界”,情感是其枢纽所在。这意味着当代思想的“存在论转向”在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中体现为“生活情感论转向”,黄玉顺的“生活儒学”就是因自觉地顺应这个转向而阐发的。     

儒学催化的牌坊文化解析

牌坊是中国独有的一种建筑形式,文化内涵丰富,它与儒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牌坊承载着道德教化功能,它旌表功德、节妇烈女和科举成就,是掌权者手中驾轻就熟的御民工具,而制造这种工具的就是儒学。儒学中的程朱理学打造的贞节牌坊最不人道,每一座贞节牌坊背后都是女人悲凉的故事,也彰显着理学的罪孽。     

景海峰与现代新儒学研究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景海峰对现代新儒学予以较多关注。他认为,正是汉学的没落和宋学的复振,导致儒学身份的裂变和形上意义的迷失;而新的学科定位,又为被迫转型的儒学提供栖身之所。关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他着重剖析了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和牟宗三的学术思想,然由于海外新儒学尚处于发展中,故而没有从学术层面上给予评定。对于儒学的未来前景,他虽然没有指出具体的发展路径,但从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上作了宏观审视。总的来说,景氏之论对于人们了解现代新儒学,探索和思考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