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劝百讽一”成因新探

“劝百讽一”是汉赋特点之一，对于汉赋之所以会形成“劝百讽一-”的特点，论者多从“明哲保身”、“主’文谲谏”方面加以解释。尝试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汉赋之所以形成“劝百讽一”的特点，主要源于赋这种体裁的文体特点本身与讽谏功能具有某种矛盾。赋的文体特点决定了这种体裁特别适合描写华丽、壮美、瑰奇的事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赋的“劝百”。赋家所能做的只是努力“归之于正”。避免“讽零”，而做到“讽一”，于是就形成了汉赋“劝百讽一”的特点。     

汉赋“讽劝”说生成的创作机理及理论内涵

“讽劝”说是伴随汉赋创作实践而产生的理论阐述,从汉赋创作主体、文本特征及阅读接受多个层面,均能窥见汉赋“讽劝”矛盾的形成因由与理论内涵。汉代赋家政治理想与现实追求的背离、赋体特征与儒家审美取向的冲突、创作动机与潜在读者接受效果的违逆,皆促成了汉赋“讽劝”批评观的形成。“讽劝”说体现了汉赋创作实践与批评理论同向度掘进的文学史演变,对理解两汉文论话语的经学转换、早期文学接受审美等有重要意义。     

《辞源》“讽一劝百”注释商榷

“讽一劝百”或作“劝百讽一”。《辞源、修订本》释为:“谓以一事讽谏而有劝戒多事之功。”把“劝”释为劝戒”,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从词条来源看,这样解释,恰与原意相径庭。本词条原出《汉书·司马相如传赞》:“杨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意思是讽谏的只有一条,而劝诱,怂恿,纵恶却有百项。杨雄具有这样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年青时,敬慕司马相如赋作的弘丽温雅。“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但到晚年,“辍不复为”。     

“壮夫不为”与“不讽则劝”——扬雄对汉赋理论的改造与两汉之际文学批评思想的定型

《史记》《汉书》与扬雄《法言》记载,扬雄对汉赋的批评有两种认识,一个是"壮夫不为",一个是"劝百风一"或"不讽则劝"。前者是说扬雄悔其"少作"及"风少劝多"之赋,后者是说扬雄以为赋的本质应该是以"讽谏"为主,而"劝"成分的增加,改变了赋的性质和作用。这实际上是扬雄从赋学理论批评的角度,对此前汉赋性质与功能的理论性总结。扬雄后来又提出"诗人之赋""辞人之赋"的概念,是对刘向、刘歆父子赋学思想的继承,进一步将汉赋纳入汉代主流的经学轨道,是从理论上对汉赋的第二次改造。     

学科融合视角下乐器诗赋的教学研究——以咏“笛”为例

《大学语文》的教学主线通常沿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一基本脉络来纵向把握。其中,诗经、唐诗、宋词等经典篇目对教师和学生来说都容易掌握,而对于享有“汉唐盛世”美誉的汉代,其文学比较代表——汉赋,就因“劝百讽一”的特点历来饱受非议,有关汉赋作品的教学也常被教师淡化处理或忽略。然而,近年来随着汉赋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汉赋的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不断被发掘出来,汉赋教学也理应受到重视。因此,加强对《大学语文》汉赋作品教学的重视和创新变得尤为必要。     

论张衡《二京赋》的规谏方式新变

规谏被汉赋作家视为赋的重要价值所在,汉赋的规谏往往带有"以颂为讽"的特点,"以颂为讽"是一种比较婉曲、隐晦的规谏方式,但是有时正因为其过度隐晦的方式和过多的颂而不能充分发挥汉赋作家渴求的政教讽谕功用。张衡《二京赋》中的规谏方式打破了"以颂为讽"过度隐晦、过多颂的规谏特征而具有了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契合现实"、"多角度的暴露"、"落脚点明确"三个方面。《二京赋》中的规谏方式较好地调和了创作动机与阅读效果不一致的大赋传统规谏矛盾,在汉大赋规谏手法的革新上作出了成功探索。     

从陶渊明《闲情赋》探析赋体的审美特质

陶渊明的《闲情赋》是一篇非常奇特的赋作,无论其主题内容、表现手法,还是艺术结构、艺术风格,都与多数人印象中的陶渊明迥然有别。学界对该赋主题的理解一直众说纷纭,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本文以为,《闲情赋》恰恰典型地展现了汉赋以来,赋体表现艺术上一贯的本质特征,即似讽似劝,亦讽亦劝,劝大于讽,呈现出"舛互式"的美学特质。《闲情赋》主题的多重性和矛盾性,正是赋家矛盾心态的形象展示。     

明清笑话集的“笑化”倾向及其文类成熟征象

明清时期，笑话集的数量与规模远超前代。许多笑话结集者有意识地借笑话行教化之旨，或直言相劝，或寓言传理，或讥刺度人，开发了笑话的劝惩功能，使笑话具有了“词涉诙谐”但“意存讽劝”的特征。在此将笑话的教化功能简称为“笑化”。“笑化”的出现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明清文人主动关注并参与了笑话的创作和结集、借以寄托劝惩理念之外因，也有笑话自身以“笑”为宗旨、以“话”为载体、以“教化”为底蕴等内因。在明清劝惩思潮的影响下，文人在对笑话劝惩功能开发和应用的过程中，推动了这一文类的成熟。     

简论扬雄关于汉赋“丽则”和“丽淫”的文学思想

扬雄早年好赋,晚年悔赋并否定赋。通过对自己创作实践和他人辞赋的评价,他发表了对汉赋的看法。他从审美高度明确提出了汉赋的文学丽靡特质,从文学功用角度突出强调了汉赋的讽谕性,而这正是扬雄文学思想的核心。     

娱乐与教化之错位——关于汉诗与汉赋之管见

娱乐与教化乃是文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功用,两汉文学在统治者的有意为之下形成了赋以说教、诗以娱乐的分流,然而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两汉文学更多地呈现出来的面貌是:汉赋寓讽反劝,汉诗寓教于乐.     

天人合一与汉赋创作

天人合一观念，深深地影响着汉赋的创作，一是表现为汉赋作家大力宣扬对帝王的“一尊”和“一统”的思想；其次，还表现为汉赋作家对天子仁政的歌颂；第三，汉赋中细致地描绘了天子的祭祀活动，从中也可以看出天人合一观念对汉赋题材的影响；第四，汉赋在对建筑的描写方面，同样充满着天人合一的观念。     

析“群臣吏民”句的结构

《邹忌讽齐王纳谏》中有这样一句话:“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对于此句结构,梁宗奎、陈兆福主编的《古汉语修辞简论》中认为:“是三个假设复句的排比”。笔者不敢苟同,现作分析。我们知道,单复句的区分关键是看句子有几套主谓语,有一套的是     

屈原的“男女君臣之喻”与汉赋作家的女性人格

在中国文化史上,自从“一之谓道”的命题一出,中国人的两性人格标准便向来以“阳刚”与“阴柔”来划分,男子应有“阳刚之气”,女子则应具“阴柔之美”。按照这种社会标准化的两性人格来划分,那么,汉赋应当是最具有“阳刚之气”的文学,因为汉赋的创作主体都是男性。然而,恰恰相反,汉赋却是一种最具“阴柔之美”的文学,汉赋作家是一群最具女性人格的创作群体！他们的心灵非常强烈地表现出女性心态的色调来。 那么,为什么在一个以男性为本位文化的社会里,其创作主体人格何以如此一致的女性化呢?这种文学现象的始作甬者为谁呢?     

论汉赋与诗经的渊源关系

<正> 汉赋与先秦文学的渊源关系,是深远而广泛的,就是说,汉赋既受到北方《诗经》、南国《楚辞》的影响,又受到中原诸子散文的影响。因此,清理汉赋对前代文学的继承和发展,有助于了解汉赋对统一南北文化所作的贡献,进一步地认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笔者拟从汉赋与诸子散文、楚辞、诗经三个专题进行讨论。本文就汉赋与诗经的渊源关系,略陈浅见。汉赋的名称与诗经研究汉赋首先涉及到的是赋体名称的来历。这还得从汉赋作家说起。西汉刘向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见《文心雕龙·诠赋》引语),东汉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班固之说影响最大,后世论者据此而提出赋的名称是来源于《诗经》六     

论汉代赋论“美颂”精神之缺失

汉大赋的创作,表现为以颂扬为主旨而不忘讽谕的内容特点,服膺于“美刺”两端的诗教精神。然而,汉代赋论却无视其颂美的内容及意义,直以“虚辞滥说”加“讽谕”的批评模式,对其多有微词,多加贬斥,表现出“美颂”精神的缺失。赋论的此种现象缘于赋作家、读者及批评家三者活动目的、意义的错位。这种错位造成了汉代赋学批评始终争论不休,而汉赋否定论长期占有相当市场,并使大赋创作始终顶着巨大压力负重前行。     

汉赋中的“楚风”研究

“楚风”在汉赋中的大量使用、促进了汉赋生命力的延长、推动了汉赋在文学的生命价值上的辉煌、也增添了汉赋表现形式的多样化。“楚风”在汉赋中的上乘表现、与其皇室文学的地位和其悠久的历史及杰出的表现等众多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唐宋时期文学教化思潮的三个特点

文学的教化思想自古就有,历久不衰。《尚书·尧典》中就有“诗言志”之说,汉代《毛诗序》中阐述《诗》的作用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除诗歌外,古文也体现了关注社会的方面。先秦时古文以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为主,前者记事,后者立言,无不有关教化传道。《春秋》的“一字褒贬”笔法就是通过用词表达儒家学派对历史事件的态度,从而传达儒学的思想,达到其讽喻或褒扬的目的。汉代史家司马迁、班固等都有关于文章要有补于世的阐述。汉大赋的劝百讽一模式更是念念不忘劝讽教化。这些理论思想在后世源远流长,整个封建社会直至今…     

屈原赋、荀卿赋、宋玉赋异同论及其影响——南北文学融合的一个例子

赋的起源与定型,常常涉及屈原、荀卿、宋玉三人。就讽谏而言,屈原用比兴;荀卿是“隐语”,但看起来是直述;宋玉是“讽谏”,是从反面说。就赋的问答体而言,屈原是诗的自问,荀卿是说理的自问自答,宋玉是叙事性的“客主以首引”。就“铺叙”与“劝百讽一”而言,屈原是反反复复的情感抒发与铺叙式地叙写山水景物,荀卿的“隐语”理所当然铺叙事物特点,宋玉赋,体制为铺叙之“百”与点题之“一”,构成了效果上的“劝百而讽一”。就篇末有诗而言,屈原有“乱日”,苟卿有“饱诗”,宋玉以后可有可无。屈原赋寓实于虚、肆以南方地域的荒唐谲怪之词,荀卿赋有中原地域的端庄严正,宋玉赋在“荒唐谲怪”基调上又有荀卿赋的理性“讽谏”,所谓舍南北之风而成。此三人的影响分道扬镳,屈原为骚体文学创始者,荀卿盛为诸子之名,宋玉则成为赋文学史第一人。     

从乐制变迁看楚汉辞赋的造作——对“赋者古诗之流”的另一种解读

汉武帝时立乐府之制与献赋之风有着内在的联系，乐制思想的象德缀淫与辞赋创作的欲讽反劝也是一致的。从历史上看，孔子倡导“思无邪”、反对“郑声淫”，是对乐制和诗教的要求，而从殷商的《桑林乐》到战国楚人的《好色赋》，正显示了继“郑声”而归“雅正”的思想演变。汉代乐府的内廷娱乐性质与象德缀淫思想的矛盾，辞赋创作欲讽反劝的矛盾，均在乐制的变迁中得以展示。     

主文讽刺匪直匪愚——浅谈司马相如辞赋的讽谏艺术

司马相如确立了汉赋“劝百讽一”的赋颂模式。在夸扬歌颂的同时,将讽喻意图巧妙隐藏在多种艺术手法之中,其高超的讽谏艺术值得关注研究。本文从讽谏方法入手探讨司马相如辞赋中的讽谏艺术。